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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出自《老子》的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若使民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这前一句话，表达的是老子对于统治者试图通过简单地采取“杀”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否定态度：当老百姓面对死亡无所畏惧的时候，用死亡——死刑又怎么能够吓倒他们呢？因此，何必拿死亡去吓唬他们？那么，更好的方法是什么？是让老百姓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捉到作恶多端的人就杀了他，那么，还有谁还敢犯罪呢？ 让人有些遗憾的是，为什么“民不畏死”，老子这位古代智者没有为我们做出解释。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对于小小老百姓来说，假如他们饥寒交迫，基本生存都大成问题的话，那么，他们自然可能对生命毫不珍惜。而要想让民对死亡多少存有一定畏惧，那就必须让他们有所牵挂、有所遗憾。比如说让他们能够拥有一定质量的生活，拥有一定的数量的物质、对未来拥有更多的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珍惜当下，珍惜生命就会成为一种共同心理；对于死亡、对于剥夺人的自由直至生命的刑罚，也必然会产生畏惧。另一方面，让人们建立耻辱之心，懂得礼义、懂得是非与明辨是非，形成一种以作奸犯科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的社会氛围，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也十分必要——这是让人远离犯罪的另一途径。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唐虞象刑.》中有这样的内容：秦朝末年，刑罚严酷，犯人几乎堵满了道路，然而触犯法律的事却没有停止过。宋朝的法制规定，犯死罪被免死的和充军发配的人，都要染黑他们的脸面并刺上字，目的是为了公示于众和羞辱他们，并且让人看到后知道他们犯了罪。然而，时间一长，这些人就多了，各郡囚禁处以流放刑罚之人的地方，常常超过所规定的囚禁罪犯的名额，恐怕达到了十多万人，但社会上凶犯盗贼却满不在乎。对于这一十分奇怪的社会现象，洪迈是怎样看的？他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盖习熟而无所耻也”——这大概是因为人们习以为常而不觉得耻辱了吧。 无论是秦末还是宋朝，人们对严酷的刑罚失去了感觉，也可以说严酷的刑罚失去了它本应起到的作用，与这样两个因素恐怕都有关：一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存环境太过恶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变得非常之菲薄，可以忽略不计；二是人们在海量犯罪现象面前，已经变得麻木，彻底失去了耻辱之感，再也无所顾忌。因此，从“治人者”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该很好地反思刑罚是不是太过严酷了？是不是该反思仅仅一手硬——法律法制硬，而没有“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的硬，显然是不利于社会风气的极大好转的？是不是该反思治人者自身应该严于自律与堪为表率？是不是该在努力改善民生，让老百姓有所牵挂和希望的同时，努力提升其耻辱之心？ 汉文帝曾经下达诏书，在诏书开头部分说：有虞氏的时候，没有肉刑，只是画一些衣服、帽子和花纹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耻辱，但人民却不犯法。汉武帝也曾在诏书中说：唐尧虞舜时代以画衣服、帽和花纹特异的服饰来象征五刑，然而人民不犯法。对于这样说法，洪迈持怀疑态度：这样的说法无疑太过夸大教化的力量了，太过夸大人的道德自律意识了。然而，洪迈对于老子“若使民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的观点却是极为中肯的；或者说在他看来，简单地用刑罚吓唬老百姓是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的，而必须“使民畏死”，然后你才能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去强化法律的作用。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应该依然有其价值。也可以说，“使民畏死”、“使民知羞”之类至少不失为一种智慧与一种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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