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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刺客首先都是“士”人，仅仅是与普通士人相比，他们更有胆略、不畏死而已。这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豫让、荆轲、聂政等人。这些人为什么能够为主公舍生忘死？真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吗？至少在我对这样的说法是十分怀疑的。 豫让的故事很有代表性：他是晋国毕阳的孙子，最初是替晋国贵族范氏和中行氏做事的，但是在这两个贵族的门下他都郁郁不得志，没人喜欢他。于是，他改换门庭投靠了智氏的宗主智伯。在智伯门下，他备受宠信。在赵联手韩魏灭掉了智伯之后，赵襄子鉴于对智伯的极度怨恨，竟然拿智伯的头骨作为盛酒的酒器，这让豫让十分不爽。他在逃到了深山中之后，仰天长叹，说了这样一句后来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话：“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其报智氏之仇！”（见《战国策·赵策》） 至于后来豫让怎么为智伯报仇的，大家都知道：他曾改名换姓，假装受过刑罚的人，进入赵襄子宫中粉刷厕所，试图寻机刺杀赵襄子，但被赵襄子识破；他又曾用漆涂满了身体，使其生满了癞疮，又刮掉了眉毛自毁容貌，吞食火炭哑了嗓子，守候在某座桥下，等待赵襄子经过再次刺杀他。而这第二次刺杀同样被赵襄子识破。赵襄子在一番感叹之后派手下人围住了豫让，决意此番不再放过他。于是豫让请求他脱下身上的衣服，让他刺破，以了却自己为主公报仇的心愿。而豫让在拨出佩剑，数次刺穿赵襄子的衣服之后，也伏剑自杀了。 豫让的故事很有代表性：战国时代那些知名的刺客，最初往往都默默无闻不为人知，混迹于普通门客乃至市井之上屠夫之人中；后来他们因为某种机缘，获得了他们为之死命的主公的赏识；并且这些主公待他们都不薄，有的甚至曲尽逢迎之能事。比如说燕太子丹为取悦荆轲，与之共乘千里马，当荆轲表示“闻千里马肝味美”之时，即杀马献上马肝。燕太子丹又曾与荆轲在华阳台喝酒，酒酣之时，进美人能琴者，荆轲一时惊叹“好手琴者”，太子丹即以美人献荆轲；而当荆轲表示“但爱其手耳”，太子丹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 在后来为之死命的主公们那里，刺客们得到了很多很多。这其中最主要的或许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尊重——人总是缺什么便竭力追求什么。无论是豫让也好，荆轲也罢，在碰到了高度赏识或者是对他们寄予厚望的主公之前，有谁正眼看过他们？被人轻蔑与不屑的感觉对于这些心中装着一团火，念着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的刺客们乃是忍无可忍又不得不忍的。所以，一旦被人赏识，那么，对于这种知遇之恩他们是难以忘怀的，也是可以不惜为之牺牲自家性命的。因此，是不是可以说刺客之人其实乃是为自己的“虚荣”而死的？ 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被刺客们忘记了也可以说是抛弃了，那就是是非与道义。比如说智伯身死族灭，其原因是什么？是没有能够听进智过的劝谏，对韩氏、魏氏提防着点，也是因为他是贪得无厌，不断向其他国家索取土地，引发众怒。又比如说燕太子丹，或许他捍卫燕国的疆土的完整，及早对秦王采取果断措施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他在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某些毫无人性的做法那是应该受到抨击的，比如说，他把琴女的双手砍下来送给荆轲——你固然爱你的燕国，可琴女不也爱自己的双手与生命吗？你又怎能简单地将自己的国土置于琴女的生命之上？ 刺客是战国时代值得研究的一个群体。这一人群之所以为后代所颂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为知己者死”似乎契合“忠义”的要求。而“忠义”乃是“主公”们最为看重的东西——就他们来说，谁不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在关键时刻不惜为他们搏命？至于这其中的某些本来或许是更重要的东西，更应该坚守的东西，则被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而其他很多人也在这样的引导之下，居然如盲人一样，对于这些视若无睹，这不能不让人无限感慨也无限痛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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