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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王问询臣子的时候，臣子最聪明的回答一定是见机行事、扯顺风旗，唯唯诺诺，是是是是。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中国历代帝王总体而言，独裁霸道的多，民主虚心的少。所以，一旦做臣子的违逆了帝王的旨意，那么，下之大狱的可能性极大；被处以极刑的也不在少数。比如说汉代的司马迁，不就是因为在朝臣讨论李陵投降匈奴的问题上，别出心裁以为他很可能是假投降，便被汉武帝处以了比死刑更惨的宫刑？但是，也有一些皇帝相对开明，容量较大。这样的情况，往往出现在一个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在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方正》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晋明帝司马绍一次请大臣们喝酒，乘着大家还没喝醉的时候，他问大家：“今天有名的大臣欢聚一堂，跟尧、舜两个时代比怎么样？”仆射周伯仁大声答道：“今天聚会的虽然同样是大臣王公，可又怎么能等同于圣人治国的时代呢？”司马绍龙颜大怒，回内宫写了满满一张黄纸的诏书交给廷尉，让他把周伯仁抓起来，甚至一度想索性杀了他。但过了几天，他又写了一道诏书把他放了。群臣去看周伯仁，周伯仁厉声说：“我早知道我不会死，我的罪过根本不足以判死罪。”晋明帝在中国历史上，或许真的称得上相对贤明的帝王——其在位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可那一阵国家曾经出现“中兴”的些许苗头。而从这次君臣宴饮上发生的这件事来看，司马绍果真还是有些容量的。而周伯仁“厉声”声称“我早知道我不会死”，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司马绍最终能够饶他一命，并非临时起意，而应该是他的个性和思想决定的——即司马绍平素便对于不同意见多少能够听进一些，较少以言治罪。这件事，我们还应该把它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上来研究：此时晋室东渡不久，国家机器依然处于摇摇晃晃之中。对于晋明帝来说，笼络人心，也可以说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政权是头等大事。因此，对于群臣们的各种意见，他是有一定的耐心听取的；对于不同的意见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而类似的情况，在很多朝代的“建国之初”，都曾经出现过。最有名的当然还是唐朝初年的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进谏”与“纳谏”了。为什么在一个王朝的后期，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那是因为做皇帝的自觉已经坐稳了江山，更爱“显摆”，以突出强调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做皇帝在朝堂之上一声咳嗽，臣子们都会胆战心惊，再也听不到有臣子中有谁胆敢“厉声”反对的时候，离一个王朝的覆灭也就不远了。这里，清朝的慈禧太后与她的大清王朝的崩塌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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