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舒寿祺 （以下简称舒伯伯），是我父亲（以下简称父亲）高中时的同学。抗战期间，他曾就职于美国14航空队（当时美国援华空军，习称飞虎队）所属的战斗机中队担任翻译，另兼云南驿空军基地主任翻译，军阶空军中尉。
父亲与舒伯伯结识于1937年抗战时期，“八一三事变”后，浙江部分地区相续沦陷，浙江省教育厅把杭州中学、嘉兴中学、湖州中学搬到浙南丽水县碧湖镇，成立了浙江省立联合高级中学（简称“联高”），300多名青年避开战乱，在此艰苦求学。父亲和舒伯伯就在其中。同学中，还有大家熟知的查良镛先生（金庸），还有《明报》董事沈宝新先生。
1942年期间，日寇多次侵扰丽水，碧湖也经受战火的摧残，“联高”被迫停课，全校师生在战乱中各奔东西。父亲与其他无家可归的同学，大约有三十几个人，组成一个名为雪峰的班级。当时珠峰叫“埃佛勒斯峰”，同学们觉得叫起不顺口，想到珠峰常年积雪，就取名为雪峰班了。 该班分成两个组，从浙江丽水出发，前往重庆，参加全国高校联考 。
卢沟桥事变后，当时各大名校纷纷内迁至重庆、昆明、贵州等地。
舒伯伯特立独行，当时，他的家乡已沦陷，与家人也失联了。在无后援的战时，他却没有选择参加雪峰班，与已成为兄弟的同学们抱团挺进重庆，而是绝意以独行侠的姿态，浪迹江湖，开启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那时他19～20岁。
临行前，他与我父亲相约：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
他从浙南丽水出发，避开战乱区，途径福建、江西、广西、贵州，最后到达重庆。
历时4个多月，一路艰辛万难，经历了许多故事，而我知道的只有以下这件事。
那时，他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基本上是靠搭车，偶尔也有乘船。搭不到车时，就只能徒步。
在江西赣州时，他巧遇赣南专区最高长官蒋经国。当时，蒋经国刚从苏联归来，学习了一些亲民作风，每周都会用半天时间接待求助的普通百姓。
舒伯伯利用这个机会，请求蒋经国长官，帮助自己解决去韶关的汽车。
蒋经国问他：在赣州的大学读书不好吗？
舒伯伯说：自己要学习航空工程，将来从事飞机制造，这个专业只有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和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才有。
蒋经国被眼前这位志向高远的年轻人感动，提供了超过他要求只解决搭车到韶关的帮助，为他去重庆创造了一路便利条件。
舒伯伯后来说：蒋经国长官是他闯荡江湖时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1943年初，他到达重庆，举目无亲，生存是首要问题。他沿街找工做，在一家新开张的书店，谋到一份小工，管吃管住，没有工钱。
很快，他进了一个高中补习班，通过三个月的学习，报考大学，被重庆大学物理系录取。
看榜时，他看见国民政府军事革命委员会外事科举办的译员训练班在招考翻译人员，一旦考上，不仅不交学费，吃住全包，还有一点零花钱。
舒伯伯被那个“一旦......"吸引了，他当时的英语水平高于同龄人。
刚上初中时，他的假期都是在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英语，奠定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上“联高”时，他们的部分教材是英文翻译过来的，他坚持读英文原版教材。一有空，他就泡在学校图书馆里，捧着至爱《大英百科全书》啃，沉浸其中，高兴时还要用英文高声朗读一些段落。
他还每天坚持读英文报纸，连广告都要读。在“联高”时，获得全校英语演讲大赛第一名，英文水平令同学们叹为观止。
所以，他有理由，也有底气去报考译员训练班。
但是，当时译员训练班招考的条件之一：要求是大学毕业或者同等学历，而舒伯伯只是被大学录取，就算进校就读顺利的话，也要四年才能毕业。
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拿着刊登有自己被重庆大学录取名单的报纸去报名，竟然力争到了考试资格。考试成绩出来：他的口语：A ,笔试：B，被顺利录取。
三十多个被招收的学员，乘飞机到达昆明Hostel No. 1，（当时翻译为第一招待所），美军下榻。
通过三个月的集训，选送了十个学员去十四航空队。十四航空队由三个联队组成，舒伯伯在其中一个联队所属的战斗机中队担任翻译，中队里唯一的一个华裔。
他们中队的主要任务：
1，对空作战，保证日本飞机不空袭滇西 。
2，保护“驼峰航线”和滇缅公路不受到敌机的干扰。
3，打击日军的补给线，凡载有日军物质的船、火车、汽车，发现就打击。
4，对中方的地面部队，给予必要的空中支持。
舒伯伯的主要工作：当时，中方负责收集敌军情报，当中队在接收到中方发送的情报后，第一时间，由舒伯伯准确无误地将情报报告中队指挥官，由他们作出战时决定。同时美方需要反馈给中方的信息，也由舒伯伯去完成。
总之，中队需要中美之间的沟通翻译工作，均由舒伯伯负责完成。
抗战期间，由陈纳德将军创建的十四航空队创下了辉煌战绩，成为抗战时期，美国空中力量在中国上空的代名词，也是帮助中国抗日的中美合作典范。中国对这支英勇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十四航空队的美国大兵回国。
当年，舒伯伯被中国空军调派到越南河内中国空军驻越南司令部工作。当时越南是法国，没有资格接受日本投降，由中国去接受日本投降。多种原因，整个工作全部结束，耗时8～9个月。这个期间，舒伯伯娶了他的越裔妻子。
回国后，他考进了中国航空公司，通过严格培训，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副驾驶员），主要飞行内陆至香港的航线。解放前夕，“中航”基地迁址香港，舒伯伯全家也随之定居香港。
1949年11月，“两航”起义，舒伯伯随500多名飞行员及相关人员，驾机从香港起义飞回祖国，成了新中国民航局的首批飞行员。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党中央召集各大区主要领导到北京开会，舒伯伯及同事曾驾专机送西南地区领导刘伯承、邓小平去北京开会（事后才知道机上的首长是刘、邓）。
1952年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当解放军与敌军（美军）浴血奋战，血拼到底之际，“中航”有人突然想起并报告组织，说舒伯伯曾经是“敌军”的，又还有“起义”前科，谨防他驾机回归“飞虎队”与我解放军英勇对决。“组识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作出决定：将舒伯伯清理出“中航”，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
这以后，他开始在保定一中教书，后来，先后在一些中专、大学里分别担任过物理、数学和英语老师。退休时，在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教科技英语。
1984年5月的一天 ，他突然来到成都。敲开了我家的门，说是来给我父亲辞行的，他们全家即将再次移居香港。
那天，是我父亲去世第767天。舒伯伯来之前就知道，与兄弟当年相约的：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只有在另一个世界去实现了，但是，他还是执意来了。
1942年，他们俩兄弟在丽水分别后，彼此尽量保持对方的音讯，断断续续有联系。
最近一次距离的擦肩而过是1943年，在重庆。当舒伯伯考上“译员训练班”启程去昆明时，父亲他们的“雪峰班”抵达重庆。
舒伯伯在十四航空队任翻译时，父亲则在国立中央大学土木系的课堂上......他们知晓彼此行踪，却又各在一方，忙着自己的事。
兄弟，什么叫兄弟？舒伯伯与父亲，当年在校相处的时间仅仅4年多，离散42年，期间从未谋面，而他们，几乎没有间断过书信往来，始终关注牵挂着对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去乡离国（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是必须要来给兄弟辞行的，哪怕在遗像前。
当年，他们结拜兄弟是一世，没有想到，一转身就成了一生！
那天，在父亲遗像前，我们给舒伯伯樽上酒，他先敬父亲一杯，然后自己一口干尽，又敬上一杯，随后他将酒与泪一起抛洒......百感交集中的我们，都哭了......
舒伯伯说：到了香港后，我会给你们通信，家里遇到什么困难时，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尽力。
自父亲走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雪峰班”级友，有专程，有出差路过成都的，都会到我家来，在父亲的遗像前，给父亲说说话......然后对我们说着与舒伯伯一样的话：家里遇到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从未向父亲生前的这些兄弟们寻求过任何帮助，但他们那些真切的关怀，一直温暖着我们，那种可以有依靠的感觉，曾是我们生命中强有力的支撑。
舒伯伯去了香港后，我们的联系并不多，但知道他活得朝气蓬勃。
他说：远足是我的生命。他经常独自徒步在香港“四条径”上，保持着飞行员健壮的体魄，70多岁时，多次回神州大地，成功登顶“五大峰”（五岳）；
1997年，75岁的他，参加了香港苗圃行动（中国基础教育助学计划）"行路上北京"的助学筹款活动。2月16日自香港出发，沿107国道步行，全程 2800公里，6月15日抵达北京。
他是这一活动参加者中最年长者，在途中他还创作了《行路上北京队歌》，“我们是来自海外的赤诚儿女，怀着对祖国幼苗的热爱，在天赋良知的召唤下，把爱心从香港带到北京……"
这次活动为大陆的失学儿童募捐2000多万港币。
赤子，就是这样，不论经历了多少不平不公，都无法污染其色，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亚光。
这次活动结束返港后，他与学友查良镛先生会晤，他说：良镛兄高兴之余，欣然挥毫，为他题诗相赠："踏平香江四条径，行路助学上北京，独登神州五大岳，不减当年飞虎劲。”
1997年，查良镛先生为舒寿祺先生题诗相赠
1995年，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舒伯伯以美国飞虎队协会会员香港地区唯一代表的身份，赴美参加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飞虎队年会聚会。
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舒寿祺先生（前排右一）在美国与飞虎队的老战友重逢
2002年，他回杭州高中，探望了当年教过他数学还健在的老师，并把自己移居香港后，挣到的“第一桶金”购买的全套羊皮面英文原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共33册，敬赠给了母校，“杭高”在校园内举行了隆重的舒寿祺校友《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捐赠仪式。
也是在这年，他与“杭高”约定，不定期的回校担任“义教”英语工作，直到2006年。
2003年，他81岁，花了14个小时登顶日本的富士山。
他贴身带了一张《敬日本人民书》，站在山顶，以抗战老兵的身份寄语日本人民：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中给中国及其邻国、同时也给日本自己带来巨大灾难的历史教训……让我们中日两国永远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并携手为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共同奋斗！这是我作为一名二战老兵的最大心愿了。
他一生最为荣耀的，似乎就是他二战老兵的身份。
时间又到回到1993年9月，我去香港出差，事先与舒伯伯联系上了，他非常高兴，叮嘱我到港后立即联系他。我是在处理完差事后，专门留了两天的时间，拜见舒伯伯。
与舒伯伯见面那天，正好是中秋节。舒伯伯到我住的宾馆来接我，带我去他们自家开的面馆，在路上，他说已经在港岛开了三家面馆了。
我们去的那家面馆在市中心位置，店面不大，有七八张桌子。一进店，他叫厨房给我来了一碗海鲜面，而他立即替下在门口收银的员工，开始迎宾和收银工作。
那时，他们这家面店是手工收银。每当顾客进店时，舒伯伯就要弯腰鞠躬说：欢迎！欢迎！顾客结完帐，他又要以同样的姿势对顾客说：多谢！多谢！ 我在想，那么好吃的面，应该说谢谢的是顾客，弯腰的不该是舒伯伯啊？除了不解外，我还有一种伤怀，飞行员风度犹存的舒伯伯，对顾客的每一个鞠躬，都让我有种莫名的心痛......
离开面店，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才知道：他的历史“问题”，使他在神州大地的屡次大风大浪中，都在劫难逃，被人狠狠揪斗......总有一些人擅长对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人或事，选择性地“失明”，然后，拿着望月球的望远镜，放大逻辑混乱得一塌糊涂的“臆想”！当“癔病”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时候，“臆想”总是要占上风上水的，国名党残渣余孽加美蒋潜伏特务，似乎比当年的日寇还万恶！舒伯伯的遭遇，就不在此赘述，你们懂。
当时的工薪阶层，境外又没有遗产可继承的，去乡离国，意味着踏上另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到香港后的舒伯伯一家，一路打拼，历经千辛万难，才走到了今天，有了三家小面店。
舒伯伯有一儿一女，儿子当时已定居美国，女儿一家和舒伯伯舒伯母住在一起，家里请了一个菲佣。
进他家门时，舒伯母用很流利的中文迎接着我，带我参观他们跃层的房子，大而阔气，那时，我还没有见识过跃层式，眼睛一亮。
菲佣做了一桌江南味的菜，我们大家围坐，举杯彼此祝福。我第一次在境外过中秋节，又还在父亲的兄弟家，其乐融融，温馨满溢......
席间，舒伯伯问我想不想见查良镛伯伯，他说：你是从内陆到香港来看望我们的第一个晚辈，我去约查良镛伯伯，会有把握见到他的。我一听，要去拜见查良镛伯伯，就被惊吓得筷子夹不起菜了。我不是金庸迷，只读过一两本他的书，但对他却是非常敬畏，放在神坛上，远远仰视而不敢靠近。
我不敢接受，更不敢拒绝这个提议，呆瓜在那里。舒伯伯笑着对我说：不用急着答复，想想再说嘛。
离开他们家时，舒伯母塞了几个港式月饼给我。舒伯伯说我对香港不熟悉，执意要送我回酒店。
我们在去地铁的路上，舒伯伯再次问我，要不要见查良镛伯伯？我还是不敢，但必须要给出答复了。
我说：查良镛伯伯一定很忙，不敢打扰啦，请您转告我对他的敬意，也代在天堂的父亲送祝福给他。
父亲在嘉兴中学时，就与查良镛伯伯是同学，那时他们才12～14岁。1937年11月，嘉兴危在旦夕，嘉兴中学在无法正常办学的情况下，张校长亲自带领部分无家可归的师生，踏上去丽水“联高”的路途。当时这些学生里就有查良镛伯伯和我父亲，他们徒步两个多月才从嘉兴抵达丽水，一路有故事。
父亲生前很少提到查良镛伯伯，大概是因为他在1948年就去了香港，那些年和内陆的同学联系甚少。再有，父亲在世时，金庸的武侠小说还在祖国以外的江湖上流浪，父亲从未读到过一本他的小说。
如果父亲还健在......唉，生活中哪里有什么“如果”啊？！
香江，一轮明月悬挂，清风徐徐......当年明月在，不见他兄归。
我问舒伯伯，查良镛伯伯的家在哪个方向，舒伯伯抬起手臂，我朝着他的指向，伫立合掌鞠躬！
那年中秋，在维多利亚港湾，我见到了生平见到过的最大最美的月亮。月光中，他们三兄弟有别样的重逢。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心愿，人，能有多长久？
2006年，舒伯伯撰写出版了《高中理科双语教学课程》一书，在编辑出版书稿的过程中，因积劳成疾，在此书刚出版之后，他就不幸中风，瘫痪在床，失能失语......于2013年11月在广州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91岁。
舒伯伯驾鹤西去，我是在两年之后才获悉。那天，我......独立夕阳，彩霞满天，绚烂如舒伯伯的生命，绽放到了极致！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在舒伯伯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居住在杭州，比他大7岁的亲生大哥， 每年九月份，在舒伯伯生日之前，都会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自己一个人拧着行李箱，乘坐硬卧，从杭州到广州，来给兄弟过生日。
大舒伯伯来广州经常住在一个廉价通铺小旅馆，老人退休工资两千多，资助了三个贫困地区的学生。
在广州呆上一周的时间里，大舒伯伯坚持每天给兄弟按摩，反复给他讲以前的事，看照片，穿衣服……当兄弟出现情绪波动时，他会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大哥来了，大哥在这里......送终舒伯伯时，大舒伯伯已98高龄，那以后，他再也未出现在广州街头。
这个大哥，曾经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天文测量专业人才 ，曾在国军军委会军令部辖下的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任职。抗战期间，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长官司令部第二电台台长，曾为美军十四航空队提供气象情报，也是一名抗战老兵。
另外，广州有一群老兵志愿者，来自各个领域，有400多人，他们视抗战老兵为民族英雄，怀着崇敬之心，通过网络等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仅存不多的老兵，找到一个，他们就送上一份关爱。
他们自费，也募捐筹款，为老兵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对住家的老兵，他们不定期地去帮做家务，修家电家具，帮忙采购需要的东西，陪伴去医院看病，帮请保姆，对经济困难的，还给一些生活补贴，对没有子女的，他们还承担过送终安葬等后事。
有老兵错过了规定时间申请抗战纪念章，心中很遗憾。志愿者们便自己设计制作了纪念章送给他们。其中一位老兵戴上高兴地说：一枚纪念章把流过的血都补回来了。
对在医院或养老院的老兵，他们常去慰问，表演节目，给他们念报纸、讲故事、为他们庆祝生日。舒伯伯八十九岁生日时，就是在他们的簇拥下，吹灭生日蜡烛，唱起生日之歌的。
是他们给予了保家卫国的抗战老兵们最后的尊严和温暖。在致敬老兵的同时，也致敬这些可爱的志愿者们！
麦克阿瑟将军曾说：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