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昌铭 ▏难忘卢叶村

难忘卢叶村

作者▕  昌铭

2015年春天，我又去了卢叶村。屈指算来，离上一次去那里，已经整整44年了。

卢叶村是江西省鄱阳县鄱阳湖畔一个半农半渔的小村。文革时，我母亲被发配来这里劳动两年多时间。1970年和1971年，我利用探亲假的机会，两次来这里探望母亲。

1971年“9.13”以后，各地开始一定程度的“纠左”，母亲遂于1972年蒙“落实政策”回到原工作单位，从那以后我探望母亲就直接去母亲单位，再没机会去卢叶村了。

2015年4月，我和一帮朋友从成都自驾车去江、浙、皖、赣旅游，返程路过景德镇时，我忽然动了去卢叶村看看的念头。利用导航，查到汽车可以通到村里了，而且，按照我们原计划的行程路线，去卢叶村往返只需绕道约六、七十公里。征得同行朋友们的同意，于是就有了我44年后的又一次卢叶村之行。

除了一些新修或翻修的房子以外，卢叶村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这条可以通到村里的汽车路，它给了我重返卢叶村的机会。

母亲原来居住过的老屋居然还在，但已是人去屋空。房东，就是原来的老队长一家已搬到邻近的村里。村里年纪大的人都还记得我母亲，于是就有热心人打电话给老队长家，报告了我来村里的消息。不多一会儿，老队长的孙儿就骑着摩托车过来了。我们在村里转了转，便一同去了他们的新家。

老队长夫妇已经过世，我见到了他们的儿子。当年二十几岁的壮小伙，现在已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翁了。我们四十多年后见面，彼此还有印象，只是感叹时光飞逝，都不胜唏嘘。

此行勾起我对遥远往事的回忆，一些陈年旧事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由模糊而渐次清晰起来。

“下放干部”

母亲在文革中被批斗、关押后，送到这里来监督劳动。但这里的社员（那时这里叫鄱阳县高家岭公社双玲大队卢叶小队）都称母亲为‘’下放干部‘’。一起送来的其他人，分散在不同的村子里，一村一人，以防他们勾结起来进行反革命活动。

卢叶村的社员，包括房东老队长一家，对我母亲都非常好，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歧视。在那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月，这里似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仿佛是化外之地。

以我两次去那里所见，没有发现有人来“监督”母亲，也没有看见母亲写过什么检查交代、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不过在政治待遇上还是有区别的，1971年我在那里时，适逢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传达关于“913”事件的中央文件，我母亲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村子里只有一个人与我们保持距离，常常用警惕的眼光看我们。那是村里的最高领导，我已不记得是队长（如果是队长，那母亲的房东就是副队长）还是支书，一个麻脸的中年汉子。

我第一次来村里时，“胖子姆妈（当地方言，叫奶奶辈的女人姆妈，‘姆’发鼻音，与上海话叫妈妈的发音相似。我母亲比较胖，所以大家都叫她’胖子姆妈’）的猫尼（当地方言儿子，女儿则叫美尼，尼读阴平声）从四川来了‘’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

那晚上来了好多人，屋里门外，男女老少，都来围观我这“天外来客”。他们送来的鱼、鸡蛋、花生、红薯好几天都吃不完。婆婆大娘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你离妈妈那么远，想不想妈妈，哭不哭啊？我们母子天各一方，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记得有一次，老队长儿子驾帆船去九江卖猪，两三天没回来，他妈妈就哭红了双眼。

母亲和村里人相处非常融洽，闲时拉拉家常，打打扑克。村里人有点小病痛，都来找母亲针灸（我母亲是针灸医生）。母亲离开那里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与村里人有书信往来。我几次探亲返程路过上海，母亲都叮嘱我在上海买点肥皂、扑克之类的东西寄过去。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母亲已回成都定居，还收到过卢叶村邮寄来的土特产包裹。

猪倌

母亲在卢叶村的工作是养猪。那时生产队只有一头母猪，由母亲一人负责喂养。母亲一开始对这行当肯定是生疏的，所幸左邻右舍都是热心的技术指导，因此很快就熟悉了。

我在那里时，每天挎个竹筐（好像没有我们四川那种背兜），与母亲一道去地里，用镰刀割些薯叶薯藤之类的，来到猪圈里，用刀切碎，然后生火煮后喂食。一头猪也喂不了多大量的食，工作比较轻松，有点“办姑姑筵”的感觉。

母亲来此虽是发配性质，但生活费还是由原工作单位发给（这一点还比较人性化）。母亲在这里的工作属于义务性质，不在生产队记工分。因此对一个年过半百的大娘，干多干少队里也不太在乎。

不久，母猪产子了。那晚，天下着雨，我和母亲提着马灯，在猪圈里守了大半夜。直到母猪产下6只猪仔，收拾完回家都快天亮了。后来，母亲来信告诉我，猪仔断奶逐渐长大后，喂养工作量增大，生产队遂派了一个社员协助母亲。其实，与其说是别人协助母亲，毋宁说是母亲协助别人，因为打猪草、运猪草等劳动强度大的活都是那个社员做，母亲不外乎做些切猪草、生火煮食等辅助性工作。就这样，母亲的猪倌生涯一直持续到离开卢叶村。

平矮子

平矮子是一个乖巧伶俐的小姑娘。在卢叶村老队长家，除了队长夫妇外，还住着儿子、儿媳和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以及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孙子和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就是平矮子。

平矮子姓甚名谁，我至今都不知道，大家都叫她平矮子。一开始我以为平矮子是老队长的孙女，稍后才听说她是老队长在景德镇的亲戚送来寄养的。据我观察，平矮子与村子里其他孩童略显不同，一是这个女孩比较聪明活泼，二是她的衣着要整洁光鲜一些。在这个家中，平矮子享受的待遇也明显特殊，吃喝拉撒睡照顾得细致周到，连襁褓中的孙子都处于次席。老队长一家对平矮子非常宠爱，在他们看来，平矮子是“镇上来的”，不能有一点的亏待。

母亲与平矮子关系也非常亲近，平矮子经常“胖子姆妈”长‘’胖子姆妈‘’短地在母亲面前撒娇。母亲也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但凡有空，就要带着她玩。曾有一幕“含饴弄孙”的温馨场景，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母亲坐在竹椅上，平矮子骑在母亲伸直的双腿上，两人手拉手做拉锯状，母亲唱着四川儿歌“扯锯，还锯，家婆门前有本戏……”，平矮子多半听不懂“胖子姆妈”唱的什么，只是咯咯地笑个不停，开心极了。

我在那里时，也常常带平矮子玩，不过确切地说，应该不是我带她，而是她带我。平矮子对村子周边比我熟悉，社员收花生时，她带我去地里捡拾遗漏的花生。芝麻成熟了，她带我去芝麻地教我吃芝麻，到地里摘下一个芝麻荚子，放进嘴里，用牙齿轻轻咬住露在嘴外手捏住的一端，然后往外一拉，荚子出来了，芝麻全留在嘴里。我一时学不会，还被她嘲笑。

听母亲说，这地方好像有这个风俗，不少景德镇的居民把小孩送到乡下寄养，到了学龄才接回去。最初，平矮子的家人按一定时间给她送来生活费，后来生活费也不送了，只是不定期下乡来看看，送点食品、衣物之类的来。但看得出来，老队长一家并不计较，一如既往地宠爱平矮子。

我曾经在鄱阳县到景德镇的班车上看到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妇，带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一路上两口子哭得很伤心，嘴里还不停地念叨。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向旁边的人打听，原来他们帮亲戚养大了孩子，现在正送回景德镇去。我不知道平矮子是何时送回镇上去的，但不难想象，那时候也难免要经历这样“生离死别”的凄惨一幕。

这种风俗是从何时开始的，现在还在延续吗？我都不知道。前几年我曾几次去景德镇，看到街市上熙来攘往的人群，我想，平矮子就在他们当中。但她已不再是那个活泼伶俐的小姑娘了，年届半百的她，可能已当了奶奶或外婆，只是不知她有没有儿孙寄养在乡下？

鱼米之乡候鸟天堂

鄱阳湖古称彭蠡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县在湖的东南面，当年我去那里，需从重庆乘客运轮船到九江，在九江换乘小火轮顺长江而下，从鄱阳湖北端的湖口进入鄱阳湖。小火轮中途还要停靠星子、都昌两个码头上下客，经过10个小时以上的航行到达鄱阳县。然后换陆路，乘鄱阳县到景德镇的班车，走二十来公里后在高家岭下车，再沿田间小路步行约5公里，才能到达卢叶村。

卢叶村在一个湖湾里，母亲住的房子就在湖岸边。丰水期门前几十米就是湖水，而枯水期村子前面的湖湾整个就干涸了。

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是秋天，水还很大，门前的湖里常常能看到渔船打鱼。来这湖湾里打鱼的一般都是小船，我想买鱼时，就把渔船招呼过来，他们也乐意卖鱼给我。我最喜欢的是鳜鱼，3毛钱一斤，买一条两斤多的鳜鱼不到一块钱。鲜活的鳜鱼，头、尾拿来烧汤，中段用油煎一下，放点酱油和辣椒红烧，那鲜美的滋味至今难忘。

一次我和母亲去邻村，在一位善捉鳖（又叫甲鱼，四川叫团鱼，当地叫裙鱼，因身体周边有裙边）的村民家里，看见两个缸子里养了很多鳖。一个缸子里养个体在一斤以下的，两毛钱一斤，一个缸子养个体在一斤以上的，三毛钱一斤。我们犹豫了很久，终因不会加工而放弃，后来想想真有点遗憾。

我第二次去卢叶村是1971年的冬天，湖湾已干涸，村里无人打鱼了。我那么老远来没鱼吃，生产队觉得过意不去，遂派两个社员出大湖区去为我打鱼。那天他们打了多少鱼我不清楚，我只买了3斤鲫鱼，1毛5一斤，付了4毛5分钱。

那时没有私营经济，生产队打的鱼，应该是统一销售，收益属于集体。社员自己利用空闲捕的鱼，以及自种的一些蔬菜，养的鸡鸭，大多是自己消化，多余的很难出手。在那个年代，即便是鱼米之乡，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现金非常缺乏，更不用说致富了。社员们去代销店买点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之类的，往往都不付现金，拿家里自产的鸡蛋去折价抵扣。

我两次去那里探亲都大饱口福，基本是鸡鸭不断，这家那家排着队买来吃，而且价格都很便宜。对常年咀嚼食堂里清汤寡水饭菜的我来说，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享受，因此这也成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怀念那里的原因之一。

如今鄱阳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当然这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生态、环保这些词语，那时在现代汉语里，似乎还没有发明。

上世纪70年代初，我曾看过一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影片记录了湖北洪湖猎杀野鸭的惨烈场面。若干条经过伪装的小船，在夜晚悄悄接近野鸭的栖息地。突然一个信号，野鸭群惊起，霎那间，小船上台枪齐发，电光石火之间，野鸭纷纷坠落。天亮以后，几条小船在湖中打捞尸横遍湖的野鸭，不多时均满载而归。当年那是作为人民公社副业丰收的捷报来宣传的。

在鄱阳湖，我也曾经看到过类似的一幕。那是1971年冬天，一天早饭后，我坐在门前看书，忽然听见连续不断的鸟叫声。一抬头，看见一群群灰黑的大鸟低低地掠过村前树林，飞向湖区。每群大约有七、八只，过去一群，又来一群，粗算不少于四、五十只。接近中午，我去干涸的湖湾边一眼井里挑水，发现湖区上空一大群鸟在很高的空中盘旋，发出的叫声只能隐约听到。根据经验判断，它们肯定是受到惊吓了。

中午，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用镰刀钩住鸟喙上部的鼻孔，拖着一只已经死了的大鸟从村外回来，留下一路斑斑血迹。我还看见三、四百米外已经干涸的湖滩上，有两个人在追打一只受伤的大鸟，大鸟已不能飞高，扑扇几下翅膀又马上落下。远远看去，其中一人手里似乎拿着猎枪。几个回合，大鸟被擒。待到两人走近，才看见是两个妇女，用一根木棒（我原以为是猎枪）抬着战利品回来。

当晚听说，那天全村大概抓了十来只那种大鸟，大都拿盐腌了来做年货。猎杀大鸟的现场可能离村子比较远，我没有看见猎人，甚至没有听到枪响。但根据村里抓鸟的情况判断，猎人的武器威力巨大，估计就是那种台枪。那种大鸟村里人称为“灰鸡”，羽毛灰色间杂黑色，体长在一米以上，重量起码有十斤。后来我查了资料，其学名叫“灰鹤”，分布于我国东北和西北，冬季迁徙南方越冬。

鄱阳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秋冬季节，生活在这里的鸟类有300多种，近百万只。但愿它们不再遇到它们前辈经历过的血雨腥风的岁月。

结语

40多年以后，我之所以又去了卢叶村，是因为那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曾经在秋水长天之间观赏过落霞与孤鹜，也曾经在彭蠡之滨遇到过唱晚的渔舟。不过，最让我心存感念的，是那里曾经给我遭遇风暴的母亲提供过一个避风的港湾。

完

原创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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