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尹 ▏借调

借调

作者 ▏子尹

人生漫长也很短暂，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却往往是你人生中重要的结点，甚至决定着你人生的发展与走向，我被借调到成都市教育局的经历，正是如此。

八二年元月，我于成大毕业，被分至龙泉教中学。对于教书、当老师我是非常愿意和喜欢的，高考时，我填的所有志愿都是师范，在农村当知青做民办教师给我留下了太多愉快的记忆，我觉得，我这一辈能做的就是当一个教师了。只是当时妻子正坐月子，生活、工作，委实有诸多不便。

我去的是一所完中，离龙泉街上尚有一段路程，但领导很好，对我很关心，了解我的实际困难后，把六天的课压缩排为四天，让我一周有整整三天的时间守在家里，照顾妻小。

在家里的时间多了，便生出一些想法，毕竟年轻，刚出学校，还有激情和精力，于是经朋友同学介绍，去一些补习学校讲课，一般是晚上，对象主要是需要提高文化水平的职工。一节课有三到五块钱的样子，一个晚上两三节课，一个月有四五十块钱，相当于多了一份工资。当时，岳母也来成都，帮着带小孩，家里一应事体，我基本不操心。

真正当了教师，才知道为师不易。区乡的中学，条件差，学生底子薄，学校有一半的教师来自城区，有的已经几年，十几年，大多是中师毕业。刚刚毕业，包括其后分配来的，有十多个像我这样的，都是两头跑，疲于奔命，安心教学的不多。我是常常有内疚感的。

在这样两头奔跑之中过了两年，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时时袭扰上来，我开始惶恐。教学虽然也尽心尽力，但自己并非全力以赴。学校教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都很具体，相互的干扰也很大，很有点第二次插队的味道，我又一次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陷入彷徨之中。

应该是八三年底吧，同学老林到我家串门，他与我同校，历史系的，分到市社科院，他妻子姓郑是我同班同学，中文专业。闲聊时，老林说，要是我感到苦闷无聊，可以写一点东西，一来打发时间，二来找机会发表。我不奢望发表，但我需要有事可做，象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非我所愿。他说，他目前手上有几个题目都值得写，值得研究，他着重给我推荐了一个课题：可以写写岳钟琪，这是成都人，川陕总督，岳府街即以此而来。他是有清以来，汉人唯一一个大将军。征新疆，伐西藏，平川乱，战功显赫，而且是清代文字狱吕留良一案的直接当事人。此人在历史上颇有争议，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现在还没人搞。写东西不难，难的是你要知道这些资料到哪里找，找来了要怎么用。虽然说文史相通，但我仍是一个门外汉。亏得老林，他一一罗列了写岳钟琪要参考的一些书籍与史料，如《东华录》、《中国通史》（肖一山著）、《清实录》、《清史稿》，还有一些本省典籍，如《四川通志》、《华阳县志》，并告诉我，去省图书馆特藏部查阅资料需要单位开介绍信。

这以后吧，有半年时间，我都抽出时间去特藏部查阅资料，把凡有记载岳钟琪的资料，都抄录下来，再一一归类，并按年月罗列，做成卡片。特藏部的门开在联陞巷，那里闹中取静，环境清幽。在没有目的，没有功利，没有任务的阅读与写作中，我浮躁着的心得以慢慢安静下来，并享受着其中的单纯与快乐。其时，老林发现有新的书或资料也会告诉我，并给我送来。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在港澳书展中购得一本新出的《雍正时期密折制度研究》，对我成稿《岳钟琪其人其事》帮助很大。

龙泉不算远，但当时交通不便，去一趟要2个多小时，即便刮风下雨，也须风雨无阻，加之孩子又小，妻子和岳母要不要就问我，咋还不调回来喃？她们哪里知道，那个年月，要从区乡调回城区是何等地艰难。就是我那所学校，比我年纪大多了的，比我去的时间长多了的，两地分居十多年的大有人在。何况全区那么多学校。我不是不着急，问题是着急也没有用。

但我的一些好同学好朋友却真的为我着急起来。同学老肖，即是非常关心我的一位。初中时我们一个学校，他初三，我初二，他与我住家相距不远，大学一个班，是顶好的朋友。他的妻姐，当时是南光机械厂教育中心的负责人。老肖把我推荐给她，南光缺教师，我在试课后，他们决定到龙泉去调我。但龙泉教育局不放，说这个人才来两三年，咋可能就走。龙泉每年只有几个指标，无论按什么标准排，也轮不到他。但南光很有耐心，反正距龙泉也不远，所以隔三岔五他们就开个吉普车去。如此一来，虽然调不动，教育局总算知道某个中学，有某个人了。

对南光调我这事，妻子很上心，时不时要我到区上去打听打听。但我清楚，去问只能吃闭门羹，我一面应付着，一面拖。有两次实在搪塞不过去了，只得去教育局人事股问问。第一次见到的是股长，股长瘦、干，披一件衣服在肩上晃来晃去的，颇有领导的架势。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龙泉的老师要回城区，太多了，解决不到你那里，南光要接收你，他们就自带指标下来。我知道，问也枉然，但对他这态度我有些上火，与他争执起来，大家不欢而散。第二次去，股长不出面，派一个股员见我。股员浓眉大眼，三十岁左右，姓景，人长得很周正，隐隐约约的络腮胡子刮得很干净，说话和气，和我像扯家常一样聊了起来。我讲了我的苦衷，讲了我不得不来的原因，景股表示理解，他说他也有一个女儿，比我女儿大点。聊起女儿，两个当爸的浑身是劲，景股笑容满面，我也眉飞色舞。出了教育局的大门，我才发觉，我要讲的南光的事竟然只字未提。

前面提到老林的爱人郑同学也是好朋友，与老肖一样，同属有心人。八四年春季开学时，乍暖还寒，她和学校教师都在12中操场上一面吃饭，一面晒太阳。这时，该校刚离休的校长黄力扬过来与她们聊天。闲谈中，黄校长说，教育局正在搭班子，准备编写《成都市教育志》，要调他过去筹备，并说到要调一些人的话。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郑同学听了心中一动，马上就想到了我，于是给黄校长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这个人不错，如何如何，把我吹嘘了一番。黄校长笑咪咪地应道，好，那你写一个情况给我。以后，凡是在校内碰到黄校长，郑同学都要赶过去追问，但黄校长模棱两可，始终没做正面答复。五月份到了，开始热起来，郑同学又去找黄校长问询。黄校长耐不住郑同学的磨缠，就说，修志不是一般的活路，要有文字功底和一定的学养，还要熟悉成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我们现在主要找的是离退休的老同志，一般不要在职的年轻教师。既然你为同学那样有心，这样吧，你叫他把他的作品拿来我看看。黄校长是老报人，民盟会员，能说会写，一般的作品入不了他的法眼。郑同学过来问我，可有合适的过得去的东西交给黄校长。恰好此时《岳钟琪其人其事》刚刚脱稿，还来不及再抄写一遍，就交给了郑同学。

快放假了，交出去的文稿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黄校长仍然不置可否，没有回话。七月到了，高考以后学校放假，再也不容易见到黄校长。好在黄校长就住在校内，郑同学决定在放假前一定要问个究竟，有个结果。对郑同学的再次登门，黄校长非常歉然，他说，进人的事，尤其是在职的年轻教师，还需解子光，解局长拍板。这样吧，我把稿子退你，给你写个解局长的地址，你叫他自己去找解局长。“行，行，谢谢黄校长。”郑同学接过黄校长的纸条，仔细折好，收起来。

去解局长家那天是晚上，下着瓢泼大雨，老林陪我一路，他说，要是说到史、志方面，他或许还能帮我搭个话。我们披着雨披，推着自行车，握着那张写着地址的已经被雨打湿了的纸条，问了半天，才在市体育场正门对面后子门市政府机关宿舍找到他家。

解局长粗眉大脸大背头，个子不高却很壮实，声音宏亮，说话简洁干脆。我把黄校长的介绍给他讲了。解局一面看我带去的稿子（《岳钟琪其人其事》）一面询问我有关撰写的情况，看完后他沉思片刻，把身子抬了抬，手抚着稿纸说：“可以，我们修志正在搭班子，就需要这种文史兼通又年轻的人。” 他看着我又说：“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一句话，你的户口在哪里？”看来，解局长对我已经基本认可，而我的户口所在地则是调动成败的关键。我的户口如果按照规定已迁至任教学校所在的龙泉区，眼前调动的事情肯定就黄了。我不禁暗暗庆幸：我当初为迁户口经历的那番波折，真是歪打正着。

入校时，按规定都把户口从单位或家里迁到了学校。毕业时，带薪的自是回原单位，并把户口迁回去。我们这些不带薪的都是统分，分到哪里，户口就在哪里，这个政策四平八稳，谁也没办法有异议。虽然统分的都想把户口迁回家去，但政策如此，有什么办法喃！再说，以后调动户口也随人，不是一样的吗？所以，在户口这个处理上，基本上是风平浪静，都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我的问题来了，不是户口，而是火头。

正当我分配那阵，我住家的成都工学院，出了一个规定，一个家庭必须有三口人才能分到双炉盘，也就是两个火头。如果户口上只有二人，则只配单炉盘，一个火头。妻子正坐月，每天用大量的热水，冲洗尿片片，一个火头那咋个得行。分我去龙泉驿，我都不紧张，这个规定却是把我吓一大跳。于是我到学校去迁户口。管户籍的老师是一中年妇女，姓杨，微胖，眼神犀利。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这是集体户口，你们统分的一律迁到分配所在地，你不知道？我知道，但我出了这种状况，难道不能通融一下。“开玩笑”，政策的事不是你我说了算，得按规定办。我莫法，悻悻回家，这才感受到户口的压力。

回家时，屋里有人，一问，都是房产科的，说你的户口咋还不办回来？我赶忙说，快了，快了，再宽限几天。我一筹莫展，情急之中只好去找中文系总支书记王景芝。王景芝听了我的情况，觉得这个要求不算过份，迁户口回家应该问题不大。王老师带我去找到杨老师，杨老师眼光仍然犀利，但不是看着我，而是看着王老师说“王书记，你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他的情况我也很同情，但这是一刀切，我也没办法嘛。”王老师很是尴尬，连连说：“好，好，不打扰你了。” 看来，这户口是铁定迁不回去了，看来，这火头我家就只有一个了。隔了几天，工学院房产科把火头名单公布了，我家只一火头。附注提示：如果十天内户口有变动，可适时调整。不知是我看到了希望，还是感到了透心凉的更大的失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稀里糊涂骑上自行车不由自主地又去了学校。

学校人事科是一栋独立的房子，离行政和教学楼有一定的距离。杨老师的办公室是一套二，前面是来办事的人休息、等待的地方，有沙发，也有椅子，后面是杨老师办公的地方。我进去的时候，一位姑娘正端端地坐在椅子上，杨老师办公那间屋的门紧闭着。姑娘向我做了个手势，表示杨老师正在里面忙着。等着也是等着，我同姑娘搭讪起来。聊起来才知道，她与我一样是本届毕业生，外语系(或化学系)的，川大子女，分在龙泉。她说她是来迁户口的，杨老师是她父亲的学生，叫她今天来拿己经办好了的户口。我无意去套同学的话，她以为迁户口回家是很自然的事。

我略一思衬，立即起身退了出来，直奔行政楼去找王景芝老师。当王老师被我拉着赶到人事科屋前时，女生和杨老师正笑嘻嘻地手拉着手出来。我们都怔住了，女生不知情，扬起手中的户籍卡片，与杨老师挥手作别，骑车走了。我瞥见，王老师的眼神犀利起来，她咚咚跨上阶梯，把杨老师拉进了屋。我告诉王老师并把她拉过来的时候，她是一点不相信的，并且不停地说着：“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知道她们谈了些什么，不到五分钟，王老师独自出来了，她嘴唇紧抿，神情凝重，呼吸有些急促：“你去把户口办了，杨老师说，他们研究了，你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一块大大的石头终于落地，我的火头吔！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了这鬼使神差的几分钟遭遇，我不但解决了火头，解决了户口，还解决了将来那至关重要的调动问题。

“我户口在家头，在工学院。” 我知道有望，赶紧回答解局长。他把手往膝盖上一拍，“那就好！不存在进城指标问题。我先借你，就像刘备借赵云一样，借了就不还。至于以后把你放到哪里，到时候再看。你觉得如何？” 我当然愿意，满口应承。他沉吟了一下：“这样，我十二月份给你办借调。”

不足一小时，素昧平生，烟都没吃我一杆（烟全打湿了），对我而言，一件天大的事就搞定了。当然，其后我也很忐忑，八、九、十、十一、十二，我掰着指头在算，在等。因不便打听，也无从打听，只有自己煎熬着。但直觉告诉我，此人可信，说话一定算数。果然，当市教育局到龙泉来借我时，报道截止日期正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到教育局修志办后，对初次见面一番晤谈就决定了我后半生命运走向的解局长，有了越来深入的了解。

解局一九四五年毕业于武大哲学系，一九五三年即在成都七中作校长。执掌该校27年，为学校的发展禅精竭虑，深耕细作获得师生的普遍尊重和各界的赞誉。成都七中有今天的成就，解局功不可没。我在解局身边工作十二年，他知识渊博，学养深厚。他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他的为人处世，他的正直无私，让我获益匪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