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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列五人

 新用户7771xieo 2020-10-23

我是列五人

作者 ▏蒋少龙

上了年纪,难免怀旧。笔者曾写过一篇《天涯石南街小学忆旧》(见2020.6.15“平叔闲谭”),还写过一篇《一路求学治学,“九九”峰回路转》(见2019.5.23“新三届”),以及《我的大学》(见2019.10.9“行脚成都”)等文。

现在该摆摆我中学时代的龙门阵了。

1994年学校90年校庆部分同学与白老师合影

我的中学是成都五中,今列五中学。

1965年小学毕业“小升初”,我的小学有8位同学考取成都五中,我是其中之一,荣幸地成为该校初六八级二班学生。

为什么考五中?也许是受我的一个邻居的影响,他当时在五中读高中,还有五中离家也近一点。

五中一直就是省重点中学,其前身系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辛亥革命元勋张培爵(别名张列五)创办于1904年的列五中学。

1953年该校更名为四川省成都第五中学,1994年学校举行九十周年校庆,恢复原名列五中学。

列五中学校友会主办的《列五人》刊物

五中是成都市为数不多历史悠久的完中。记得临考前老师带我们去马镇街五中看考场,哇!与小学相比,好大的操场啊,令小小年纪的我们大开眼界。

考后发榜那天,我与其他同学一起来到五中看榜。那时不发录取通知书,而是报考学校张榜公布录取学生名单,就像古时候考秀才一样。好不容易从密密麻麻的榜单中找到我的名字,一颗忐忑不安之心才慢慢平静下来放回原来的地方。

上了中学,本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中考、高考、出国留学,这是一般的学子之路。可惜初一课程尚未学到一年,数学只学了有理数无理数,物理化学边都没挨。仔细算来,除了寒假,我们在五中真正读书的时间不到八个月。

 中学也不例外,无论学生还是老师,统统按照血统论分为三六九等。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等,以及他们的子女按出生家庭成份为红五类。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子女为黑五类。介于革命的红五类和反革命的黑五类之间的那一类出身的人,如职员、小手工业者等称为麻五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年少的我搞不清楚什么是家庭成份,反正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于是我被归为麻五类。

为了躲避“大革文化命”,我曾和5位同学一起去串联,第一次到了北京,并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那时我才14岁。随后全国串联被叫停,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校,再后来就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009年部分同学与白老师、王老师合影

成都五中被安排的上山下乡地方是四川省仁寿县,下乡时间至今记忆犹新:1969年1月22号下乡那年,还不到17岁。准确的说,16岁半。“复课闹革命”期间,“工宣队”指定由当时对立的两派学生各出一人,分别担任班上的“排长”和“副排长”。我是“八.二六”的,被指定为排长,另一位“红成”的女同学是副排长。

由于这层“关系”,我班那位“工宣队员”(我还记得当时大家都喊他“曹工宣”)对我小有照顾。说是龙马公社任何一个生产队和班上同学任由我挑选,无非是哪个生产队的工分值高一点、离场镇近一点等等。但我没接受他的好意,而是与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下到另一个公社去了。原因是我们班文革初期是学校有名的“费头子”(四川话,调皮捣蛋的意思)。

折腾了好几年,当年被利用的红卫兵,其实不过是文革发动者政治棋盘上无足轻重的一枚棋子罢了。失去了利用价值,他老人家手一挥,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就全部赶到农村,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至于为什么要上山下乡?当时年少的我是搞不明白的。知识青年是什么概念也不甚了了。本来嘛,才16岁多一点,按照法定的青年概念也才是刚刚迈进青年的门槛。要说知识,那就贻笑大方了。初中一年级都还没有读完,数学只学了有理数无理数,连什么是物理化学都不知道。只不过是认得几个字,会做简单的算术题的半文盲而已。 

笔者(右一)与白老师、同学张家其合影

1965年9月入学,1969年1月下乡,我们在五中的时间只有3年多一点,而真正读书的时间不到一年。日月如梭,白驹过隙。几十年物是人非,至今还有联系的只有白凤鸣老师。

白老师文革前是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的毕业生,她是我们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特别应该感谢白老师的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她无偿为我补习了几次数学。当初她家住在黄田坝,其爱人是清江仪表厂的工程师。多亏白老师给我补习三角几何,高考时我的数学考了40分。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圆了我的大学梦。

千禧年后,偶然的原因我参加了一次五中校友会,正式的名称应该是成都列五中学校友会。该校友会主要是由文革前毕业于五中的校友组成,并创办有不定期内部刊物《列五人》。由于该校友会大多数人已过耳顺之年,甚至有的已是古稀之年,急需稍微年轻一点的校友接班。承蒙厚爱,老前辈邓永生老师力主我担任校友会理事长,并未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列为《列五人》编委会副主任和副社长。但我当时还在上班,实在无暇兼顾校友会事务,且人微言轻又不谙世故,故一再推辞。最终辜负了邓老前辈的信任,至今都心有愧意。

往事并不如烟。尽管有负重任,尽管在校时间有限,但我永远都是列五人。

2019年3月同学下乡60周年纪念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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