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临时工岁月

新用户7771xieo 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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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临时工岁月

作者 ▏老农

“临时工”这一称谓，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区别于固定工的一种用工形式，指政府机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为完成工作任务而临时性或季节性招收的有一定使用期限的职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临时工是一种比较稀缺的资源。那时生活在中国城乡的人们很熟悉这一称呼，并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求职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现象。除国家正规教学体系外，各类职能技术培训学校也很普遍。纸媒、网络空间、大街小巷、车站、公交等公共场所和人才劳务市场上可看到各类招聘广告，无论城乡户籍的人们都可以依据自己所学、所专、所能、所爱选择和应聘自己心仪或能胜任的职业。

当然，个人也可以在法律框架下从事自己所爱所长的自由职业。对当代人们在职业选择上的自由度，既是羡慕，也是祝福。

但时光倒转去几十年，却完全不是这样。这里不禁想起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从事临时工的经历。

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多半会记得自己年少时曾唱过的一首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这是一首忆苦思甜的经典歌曲，歌词和曲调优美、深情，描述了那个年代少年的童真、纯洁——“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月亮依旧，云朶依旧，晚风依旧，但儿孙们早就不听父母讲那过去的故事了。他们下班或幼儿园放学回家，要么在电脑上玩“绝地求生、英雄联盟”，要么在电视上看“汪汪队、超级飞侠、小猪佩奇”。当然，这不能怪他们，毕竟几十年间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他们应该有他们的生活和乐趣，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那么我们的故事讲给谁听呢？讲给自己听，讲给同样年龄同样经历的同学或朋友们听。从长远角度看，这既是个人经历，也是给历史留下的真实印记，是当事者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哪怕只是一滴水珠，一朶浪花，毕竟是那个时代潮流的一部分。

1973年秋天，自己从下乡五年的仁寿农村因病返回成都。因家住小南街，返城后的个人关系就属位于将军街一座深宅大院的胜西街道办事处管辖（当时叫街道革委会，下同）。这也是因病因残返城的知青和各种原因未下乡的社会青年的归属组织。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办事处干部通知社青们学习，主要是两报一刊文章和国内外重要时事新闻等，有时也组织社青们参加一些诸如守夜、张贴标语等公益活动。

办事处设有一个临时工的派遣机构即劳动服务站。凡有单位需要使用临时工即与他们联系，由管学习和管段的干事依据社青参加学习与公益活动及家庭经济状况决定派遣取舍。

那时城市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对工人身份的社会评价，依次按照央企（含东郊等信箱）、省属市属区属国营、合作社、街道生产组等不同所有制单位而有所区别，由于其工资、福利补贴、分房待遇甚至婚恋地位等差异较大，排名越靠前社会评价越高。临时工则是这一序列中垫底的，但对于没有任何工作的社青来说，每天能挣1.35元现钱的稀缺资源，仍然对多数社青有很大吸引力。

父亲原是水利工程师，在我下乡的第二年因病去世。母亲是家庭妇女，妹妹在彭县下乡，弟弟因政策留城，母弟的生活费由省外工作的兄嫂每月从微薄收入中抽出部分寄来。家中情况逼迫我这样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疾病尚未痊愈的时候必须尽快地找到工作。也许是回来后积极参加街道学习和公益活动，也许是家庭经济的实际状况，没有多久街道上就安排了我的第一份临时工作。

工作单位是位于江南馆街的棉织一社，这是个较大的合作社，主要生产棉坯布供应大厂深加工。

同去的有20多人，除我之外其余都是各个街道的女青年，她们很快就被分配到需要三班倒的各个班组，我则分配到浆洗组。浆洗组上长白班，任务是把浆洗后的棉纱甩干、晾晒后交织布车间。

和我一起干活的有组长熊师傅、袁师傅和杨师傅。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工人，做事认真、踏实，平时也不多言多语。组上活路没什么技术含量，看看就会了，思想上未免放松了些。

一天，我操作甩干机，可能没有把最上面一层的棉纱条压紧，机器转动后突然有半节棉纱条从机口飞出来旋转着，像一根棍棒一样打在我背上。我一下懵了来不及反应，熊师傅却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操作台拉下了电闸，从此操作中再不敢掉以轻心了。

三个月之后，我被调到织布班组跟随保全工郎师兄学习织布机维修技术。那时使用的是1511型织机，掀开车间厚厚的门帘，震耳欲聋的棉梭击打声进入耳朵，空气中也有较多粉尘。女工们或是一人值守数台织机，或是推着小车运送纱锭或织好的坯布。

每个班组有三名保全工，随班组一起三班倒。车间里有一间小小的保全室，保全工会时不时在车间里巡视一番，机器若发生故障则及时维修，没有则可回保全室吹牛谈天甚至打个盹，但绝不可以抽烟。

女工们则辛苦多了，除吃饭外，上班时间需一直站着值守，尤其是大夜班到了拂晓时分有的女工为了打起精神，就在太阳穴或额头上涂一点清凉油，整个人脸色青白并泛着油光，眼神中透露出极度疲惫，这使我最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纺织女工的艰辛。

连续几个月随组三班倒，自己感觉到在农村由于繁重的劳动和很差的营养患上的结核性胸膜炎明显有复发趋向，咳嗽、胸痛、乏力、痰中带血絲，几经考虑，终于在健康与继续三班倒之间选择了前者。

小南街住家对面一处小院落住着成都饴糖厂的几户职工。其中的樊师傅是工厂维修车间的骨干，四十多岁，人虽偏瘦但很精神，他妻子与我母亲作为街坊邻居常有来往。得知我回家后，他邀请我到饴糖厂做临时工，当他的助手。

众所周知，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中期一般企业生产劳动纪律还不太正常，很多活路做不起走，而作为向其他糖果糕点厂提供原料糖的饴糖厂必须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因此，厂里分管设备的领导同意樊师在社会上找熟悉并信得过的人作助手。

樊师一说我立刻就答应了，一来有事可干，二来可学技术，三来维修车间上长白班。

到厂里报到的当天上午，樊师就带我到保管室领了劳动布工作服、手套、肥皂等劳保用品，接着回车间给我介绍其他师傅和师兄认识。

这时，只见女保管匆匆赶来传达厂里管劳动工资的女干部指示，我是属于私人介绍进厂的，没有正式的临时工用工指标，不能享受劳保福利，领的东西要退。

不仅如此，没有用工指标，厂里的工资表也无法造，必须由外面单位以劳务派遣方式开收据或发票才能到财务上领每月的劳务费。

既然是规定，也就没什么话可说的了，只能是苦笑且自嘲：“得！没有用工指标的临时工才是最垫底的那一位。”后来，在街道上找到一家加工塑料花的生产组愿意每月给我出收据领劳务费，当然我得上交一定比例收入给生产组作为管理费。

我是作为技工进厂的，既然明确了自己在厂里的定位，每天就默默地跟着师傅干活。饴糖厂不大，维修车间人也不多，师傅一旦接了活也就带着几个青工一起干，并往往涉及钳工、车工、管道、气割、气焊、电焊等多工种技术。有时遇到维修中需要的零配件还需要亲自制作，例如管道连接需要的法兰盘就要先用割把从钢板上割下坯料，再经过车床车圆抛光、钻床钻孔，最后焊接到管道上，这就需要学习和掌握多种技能。

作为食品制造企业，厂里各车间管道特别多，大口径管道连接使用法兰盘或焊接，小口径则需要先搬絲再用弯头、直接、活接、三通、四通等配件。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对大口径管道的弯头制作本来应该使用弯管机，为保障管道不被压扁还应灌上热砂石，但这是大企业才有的设备。厂维修车间只能采用一种“划西瓜皮”的方式，即用气割从大管道上切割出像西瓜皮一样的多个碎片，再以“试错”的方式进行焊接，在拼接时对凸出部分割掉，凹陷部分焊起。既费工费料又不美观且角度质量得不到保证。

作为具有高中文化的我，感觉应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后来到新华书店找到一本“管道工”的书，上面详细介绍了较大口径的管道弯头的拼接制作方法。按照书中数据，我用牛皮纸放了不同的样，再照着纸样蒙在管道上用钢锯下料，把几节拼接起来清丝严缝，焊接后美观且质量好。同车间的唐师傅很高兴，还把纸样细心地收集起来备用。

饴糖厂是我临时工生涯中呆得最长的单位，前后将近三年。这期间不仅学会了多种技能，虽然不精但基本操作还是会了，这也为我后来到其他单位打下了基础。同时与车间的其他师傅和师兄们的关系也处得比较好。例如师兄们家中要打三合土，或是在大院子里围个小花园出来，或是打一个当时时兴的手动压水机等，我都去积极帮忙。

其间，厂里曾因为我一直争取不到临时工用工指标而被辞退过一次，但在师傅和师兄们的努力下很快又回来了。尤其感到高兴的是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并抓紧治疗，原来的病情也得到很大好转。当然，由于一直没有临时工用工指标被再次辞退，我也始终对厂里的师傅和师兄们抱有好感。

从饴糖厂出来后，樊师又介绍他的朋友夏师傅把我推荐到成都冰厂的维修车间，跟着谭师兄等人一起干活。因为工作内容差不多，熟门熟路，很快上了手，最后还是由于没有用工指标只做了半年。

从成都冰厂出来后，夏师又介绍了省邮电管理局的一个活。估计是该局占了邻近生产队的土地或房屋，修了一幢连排的有十多间一楼一底的房子作为赔偿。我要做的活则是给这幢房子安装照明线路。原先在饴糖厂上班时，因厂里有专业电工，我没摸过电工活，但还是接了下来，请当时在玩具厂学电工的兄弟过来示范安装，从墙上打孔、上瓷夹板、走线、上灯座及拉线开关学起，两天之后就独自操作，顺利地完成了这活。

此外，还曾接受街道劳动服务站的派遣，把新华书店古中寺街仓库的木板书柜用板车拉到草堂寺外面树林的临时仓库。

搭档的是一位家住方池街的中年男人，他很健谈，路上相谈甚欢，一点都不觉得累，每天上下午各一趟，下班就把空板车放在他住的院落。尽管每天早出晚归都要拉着板车从家门口和左邻右舍的眼皮下经过，但仍是昂首挺胸，凭一点可怜的自尊心支撑着，“爷们劳动挣钱吃饭，一点不觉得寒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