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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寿先生年谱[1] 杜志勇 杜志勇，1978年生，河北衡水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目录学与学术史研究。整理《孔融陈琳合集校注》及罗庸先生著作多种。 张恒寿（1902.3.24—1991.3.7），字月如，又写作越如、樾如，山西平定人。先后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32）、清华大学中文研究院（1937）。与石评梅、关其侗并称为“平定三杰”。民国期间，曾任辅仁大学、华北文法学院、北平国立艺专副教授。解放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副教授，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河北师范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民盟河北省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河北省政协第四届常委。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河北省历史学会第一至三届会长等。先生治学专于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书法亦别具一格。与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相交莫逆、学术互相支撑。著有《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韵泉室旧体诗存》《孔子评传》《庄子》等。先生逝世之后，所有藏书捐赠给河北省图书馆。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1岁 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赛鱼村（属村观沟村）。父张士林，字墨卿。内行醇笃，重然诺，尚气节，不重虚名。参加保矿运动，组织平定公会，获得当局褒奖。 张恒寿《先君墨卿公行述》：“光绪末，英商福公司，与山西巡抚胡某，私相结纳，盗据矿产，全晋大哗。平定民性素文弱，少敢首先发难者；先君独奋起纠合同志，组织平定公会；抗疏力争，遥为声援，且相约誓死不售地外人。……民国八年秋，平定省议士，陈其事于省当局；当局奖以‘急公好义’匾额。褒文至日，先君阅之，竟；？徐置案头曰：‘姑置之可耳。’……十四年春，始悬诸亭。” 先生共有兄弟三人，其排行第三，伯兄张鸿寿，仲兄张同寿。 《张恒寿自传》：“我弟兄三人，长兄比我大的多，早年出继到另一门，我十岁左右，他便死了。他有三个儿子，大侄子1924年少亡，二侄现在石门开设小文具店；三侄在平定当小学教员。二哥现在石门做小摊贩，他有四个儿子，都很年幼。”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5岁 生母逝世。童年所受教育，主要来自父亲墨卿公。 《张恒寿自传》：“我的生母，在我四五岁上便故去了。我从小长在父亲的身旁。父亲没有功名，但很爱读书；我未上学时，由父亲口授，认识了好多字，知道好多历史故事，也记下若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格言诗。父亲颇能实践那时的封建道德，痛恨于大家族中子弟们的腐化、堕落，举以为戒，我一生受教育最深、怀念最深的是我的父亲。”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6岁 开始在私塾兼小学的学校读书，对历史文学发生兴趣。 整理本《自传》：“我六岁至十岁时，再私塾兼小学的学校读书，一面念《三字经》《四书》，同时也念国文、算学等科。当时的国文修身教材是学部编译图书馆的课本。书上讲的故事多有插图，读起来很有兴趣。加上此前父亲口授过的一些短诗与历史朝代顺序等。这些课本知识和口说结合起来，培养了我爱读历史文学的兴趣。”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 11岁 继续在学校读书，获得老师奖誉，志趣转深。 整理本《自传》：“记得辛亥革命第二年春，小学教师出了‘民国论’论的题目，自己已能道听途说地写出什么‘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的语句，因而得到先生的奖誉，确定了爱学文学的志趣。” 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 12岁 到离家三里远的第五高小读书。 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 15岁 高小毕业后，请王西庚先生为家塾老师，教读古书。 整理本《自传》：“高小毕业后（1916年夏，因先是春季始业，后改为秋季始业，多念半年），在家里跟一位老先生学读《左传》、古文、唐诗等书，一共念了四年。在塾师的教读下，对于写作文言文和旧题诗方面有初步练习，而其他方面毫无知解。” 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 18岁 五四运动爆发，在家博览群书。 《张恒寿自传》：“1919年左右，开始泛览群书，想成一个学问家。这时对于社会问题，了无所知，但父亲常谈到城里绅士们帮同衙门对于乡民的欺压，也时常听到村里的‘五道爷’放高利贷，‘折扣’人土地的故事，因此亦有些不平之感。” 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 19岁 结婚。 《张恒寿自传》：“我于一九二零年结第一次婚，由父母主婚，但感情甚好，1927年便病死了。” 入太原第一中学，学业优秀，对哲学的兴趣最浓。 《张恒寿自传》：“到太原第一中学升学，开始爱看《新青年》杂志一类书；中学读书的前二年，规矩用功，常考第一，功课外亦常读些古书新书。第三年学校闹风潮，赶校长，学生分正反两派，我也站在反校长的这方面，给他们做告校长的呈文，参加到教育厅请愿；由于学校闹风潮，几月不上课，反给我好多广泛看书的时间。” 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 20岁 在太原一中读书，思念家乡而作诗《一九二一年在太原一中读书，春尽未见一花，因忆吾家有作》。 听梁漱溟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深感哲学对于人生之重要性。在《平定留省学生季刊》发表《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张恒寿自传》：“梁漱溟曾到太原讲演，我颇受他的感动，但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做了一篇《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长万余言，登在《平定留省学生季刊》上，从此在同乡中似乎有了所谓‘文名’。” 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21岁 受科玄论战的影响，开始对唯物史观有了认知 ，并感到了学习西方哲学的必要性。 《张恒寿自传》：“一九二二年，中国思想界有科玄论战，我开始对科学思想，有较清楚了解，读了吴稚晖《箴洋八股之理学》一文，才打破我注重思想而不注重物质的迷梦。《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印出后，我读了胡适之、陈独秀两序文的分歧意见，由陈序中，才开始知道一点唯物史观的粗浅理论。” 写作《文瀛湖雨晴早望》诗。 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 22岁 结识高长虹，受其影响，开始接触鲁迅作品。 《张恒寿自传》：“一九二三年，在太原图书馆与高长虹相识，他的魄力和文学，在那时对我颇有影响，我开始知道鲁迅，由于他的介绍。”[2]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 23岁 中学毕业，休病在家，暇时读新文学刊物与英文哲学书，并为考大学做准备。 《张恒寿自传》：“1924年，中学毕业，那时受朋友高长虹的影响，对大学资格不很热心，同时因病，在家里停了一年。……那年长虹在北京寄给我一些《语丝》、《莽原》等刊物，石评梅代我买回一本英文罗素的《哲学问题》，开始能看英文哲学书。” 整理本《自传》：“1924年中学毕业，我本拟到北平升学，不幸那年春末，在家里帮我父亲理家的大侄壮年夭亡，父亲很伤感，我不愿马上离开，以避免增加父亲的惦念。同时因受长虹的影响，认为升大学读书，不比自修更有效益，于是留在家里，买了一些报刊书籍，专心学习有关文史哲的理论问题。另外也为考大学做些准备。” 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校友杂志》（1924年第3期）发表《近年来学潮迭起而一般学子似群趋于废学之一途其症结安在有无根本救济之道》、《新学制自小学至大学毕业须十八周年而生活程度日高中产以下之子弟小学敎育卒业后虽有英才亦无再行深造之力学制如何改善方能使贫富子弟有同等求学之机会》。 在《石言》（第二卷第二期，1924年6月平定留学生会印行）发表《现代学潮问题》《学制改善之管见》《考试问题商榷》《八十年来中国的思想》。[3] 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 24岁 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预科班。加入《山西周报》社，并在周报发表文章《人们的耳朵和我们的骨头》。 整理本《自传》：“1925年夏，到北平考入师范大学预科班。学校的课程，我除英文学习较有进步外，其他方面收获不大。校外的朋友，较多来往的还是评梅和长虹。这一年，山西留京的知识界人士常乃悳[4]、张友渔、陈显文、侯外庐、高长虹等发起了一个《山西周报》，以反对阎锡山为主要目的。我由高长虹介绍，参加其中，开了几次会，并在报上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人民的耳朵和我们的骨头》），批评一些对此报有误解的人。” 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 25岁 继母病故、父亲病重，先生由京返回山西。 《张恒寿自传》：“一九二六年，我的继母病故，父亲也得重病，正当大革命时代，我很平淡而庸俗地在家里呆了好多日。” 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26岁 春，先生第一任妻子病故。因处理家事，先生任教平定县立中学，教国文。初冬，父病故。先生作《先君墨卿公行述》，并于1930年在北京排印。 《张恒寿自传》：“二七年春，前爱人病死，父亲病已危险，因正太路不通，在平定县立中学担任了一个多月国文教员，学校因反对校长罢课，父亲也于冬初病故。” 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 27岁 春，离开家乡到太原，寻觅借读机会。后经同学郝秉让引荐，成为国民党太原市党部的干事。两个月后，又毅然离开太原到北师大复学。 《张恒寿自传》：“二八年春到太原，打算找一借读的机会，在山西大学朋友处住了二月，看见山大的腐败情形，这个意思打消了。有一天，在书店里买书，遇到中学时同学郝秉让，他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约我到他那里闲谈。那时陈公博在《贡献》上发表了一篇《国民革命的失败和我们的错误》，又出版《革命评论》，主张恢复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我见郝同学时，详谈了这一问题，他说他们现在正要实行这个改革运动；谈过这一次后，我便回了平定。那时国民党太原市党部正式重新成立，他是宣传部长，发表我为该部干事。其实我那时并非国民党员，……在市党部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报纸，每周编一栏实事概述，这时举行太原市党员总登记，做些整理记录的工作。工作了一个月后，看到内部人物，大都平庸，并无革命精神，同时《革命评论》所主张的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号召，也日趋暗淡，变成官僚空谈，于是我决计离开，正太京汉车一通，便到北平了。” 与甄华[5]一同由平定到北平，同住一起。先生的革命情感和社会意识，受到甄华深刻的影响。 整理本《自传》：“那时，另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是甄华同志（他当时名甄梦笔）。他是我在县第五高小时的同学，在平定中学读书时秘密加入组织，建立了本县第一个地下共产党支部，后升入太原三晋高中，也是该校首先建立中共支部的一员。1927年山西国民党“清党”时，他被开除学籍，离校返家。那时我正因父病在家，他即找我商谈到北京升学的计划。1928年我到北师大复学，他也随同来京准备升学。在京四年中，我们先后同住了三年左右。”“他常谈些政治文艺思想与参加革命的经过，不知不觉形成了我自己的革命感情和社会意识，他的精神、毅力给我影响也很大。” 先生到北平后，中学同学张隽轩邀其编辑《三民半月刊》，先生坚决拒绝。 《张恒寿自传》：“二八年刚到北京时，中学同学张隽轩（即现任山西省民政厅长）几次拉我到他替阎锡山办理的《三民半月刊》，我坚决拒绝，以后私交的关系亦渐疏远了。” 9月，石评梅逝世，先生在北师大以亲属身份参加石评梅追悼会，并以月如之名发表《评梅的死》，收入《石评梅纪念刊》（蔷薇社编辑，《世界日报》1928年12月印行）。 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 28岁 从英文系转入历史系。不喜上课，而愿泛读杂文。 整理本《自传》：“我回师大先在英文系念了一年，由于课程没有思想内容，而我的听说能力又差，第二年遂转到历史系。由于我当时的哲学兴趣非常浓厚，对历史系的课程仍不满意，所以上课的时候非常少，而愿自己泛读杂文。由于盲目泛读，时或有彷徨求索之感。” 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 29岁 以越如之名在《三民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一期发表《罗素论转形期中的家庭与国家》。此文为译作，翻译罗素名著《婚姻与道德》中的一篇，原名《家庭与国家》。 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 30岁 与张岱年结识于张申府《现代哲学》课上。由于共同的性情和爱好，二人投契最深，相交莫逆。 整理本《自传》：“到第三学年时，认识了同学张岱年同志。他是我大学时代、也是我一生最接近的朋友（我先由高长虹认识了张申府先生，申府先生告诉我，他的三弟在师大教育系读书，这以后彼此相识，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在思想、学问、性格、志趣等方面都很投契。我们都对现实不满，都不长于社会活动，而偏好理论思维，我们都喜读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也旁及其他文史论著。我们都推尊唯物史观，也兼涉西方的其他思想，诸如罗素一些人的论著、实在论派的观点。不论在东西方哲学哪一方面，季同仁棣的修养和理解，都比我深厚，在他的影响下，我的学习有相当进益，才把以前偶尔出现的彷徨和孤独情绪安定下来。” 张岱年《怀念老友张恒寿同志》：“约在1931 年，我在北平师范大学听吾兄申府讲‘现代哲学’课程，在课后休息时间，有一位也在听讲的同学前来谈论，他就是历史系的张恒寿同志。因为在此以前他曾到我家访问吾兄申府，所以有些面熟。当时谈得很投契，从此定交，成为挚友。恒寿字越如，彼此以字相称。” 与刘桂生女士结婚。 《张恒寿自传》：“一九三一年，与现在爱人刘桂生结婚，那时在女一中念书，后因心脏病未能升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与同乡甄华、郭绳武等发起组织“平定青年奋进社”，举行演讲，创办杂志，成立流通图书馆，在当时的太原城掀起一阵新文化和爱国主义的飓风。 《张恒寿自传》：“‘九一八’给我很大刺激，也想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但并想不出积极救国的方法。于是和甄华及郭绳武等几位同乡，在平定组织了一个平定青年奋进社，假期中对小学教员中学生等举行讲演，又成立了一个通俗图书馆，出版了《奋进》和《平定评论》两个刊物，主要目的，是提倡救国思想，反对本地绅士的帮同衙门搜刮地皮。也许那时一部分青年，多少受点影响。” 发表《中国现状和中国青年》、《论罗素哲学》、《科学在自由教育中的地位》等文章。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31岁 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拟在平定办一所私立中学，因家庭财务状况不佳而作罢。 《张恒寿自传》：“一九三二年，师大毕业，我想继续完成那个空想的社会事业，打算在平定办一私立中学。那时我家东北的商业，已因九一八事变而停顿，但还未结束。我想将我应分的一份残余收回来，作为创办中学的经费。亲自乔装商人，到东北一行，不料到彼后，才知商店完全垮台，产不负债了。”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32岁 先后在山西大学预科、私立平民中学、私立成成中学等校教书，密切关注时局动向，同时专门学问的思想更牢固了。 整理本《自传》：“我自己在同乡、同学和亲戚的介绍下，先后在山西大学预科班、私立平民中学、私立成成中学等校教书。我还保持着注意政治而不参加活动的作风，但我当时很希望有一个进步思想的抗日势力出现。所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我非常兴奋，但不久被蒋介石打败，又使我非常失望。于是研究专门学问的思想，很强烈、更牢固，决心不再太原继续读书了。” 在私立平民中学任教时，结识刚从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赴太原任教的常风，从此订交终生。 常风《六十年的友情》：“1933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太原，经朋友介绍担任了平民中学高中英语教师。上课后我认识了高中二年级的语文教师张越如先生。”“张先生下了课常到我的房间里闲谈，他和我中学同班同学狄景襄、焦国鼐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是同学，我和他就感到亲近了许多。”越如准备报考研究生。他向我问询了清华中文系和研究院的许多情况，决定报考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 33岁 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研究所，师从刘文典先生，开始从事“庄子研究”的考证工作。 整理本《自传》：“1934年夏，看到报上有清华大学研究院招生的广告，注明报考中国文学系的可以考一门英文欧洲文学史代替第二外国语考试，我怀着对国家前途焦忧的心情报了名。实际上我更想念的是哲学系，所以考入中文研究院后便选取了介在文、哲之间的《庄子》作为研究题目。导师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长于校勘学，我也就先做起了“庄子研究”的考证工作。” 张恒寿《庄子新探·序言》：“我最初从事《庄子》研究时，导师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是校刊《庄子》专家，曾指导我从《吕氏春秋》中发掘考证《庄子》的材料，可惜论文完成时即‘七七事变’前夕，已来不及向导师汇报。日本投降后，刘先生又没有返回北京，未能得到他的审查，深感遗恨。”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34岁 撰写《六朝儒经注疏中之佛学影响》一文，作为修陈寅恪先生“佛教翻译文学”课的学年论文。后收入《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夏，由王瑶介绍，结识赵俪生。 赵俪生《回忆张恒寿先生》：“记得1935年夏天，有一天王瑶兄忽然对我说：‘我带你去看一个朋友。’出了西校门向西南方向走，越陌度阡，到达一个半市镇、半村庄的所在，我知道这地方叫成府，顾颉刚先生的《禹贡》社就设在这里。恒寿先生一家人租住着一个小院落。” 常风举家迁往北平，与张恒寿先生过从紧密。 常风《六十年的友情》：“1935年我考就北平艺文中学之聘，离开太原，桂生也在这时转学到了北平。我在西四北小拐棒胡同租了房子，我全家也迁到北平。越如进城看桂生，往往先在西四牌楼下车到我家里坐坐，有时桂生生病他须留在城里，他就在我家凑合住一下。越如和我的母亲、我的妻也就都熟了。”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35岁 以越如之名在《清华周刊》第四十四卷第十期发表译著《印度哲学所需要的新转变》（P.T.Raju）。 撰写《共工洪水故事和古代民族》，作为修闻一多先生“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课程的学年论文。后收入《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10月，参加毕业考试。 章玉政、刘平章《刘文典笔下的日本》：“10月2日，（刘文典）先生至清华大学图书馆，与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冯友兰、郑奠等出席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为张恒寿举行的毕业考试。”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36岁 春，先生被推举为《清华学生周刊》总编辑。 《张恒寿自传》：“《清华学生周刊》是由前进派主持，三七年春，举我为总编辑。我因毕业论文忙，担任名义，由王瑶执行事务。去年王瑶同学说：‘你是当时清华园内的“社会贤达”。’这句似誉非誉的评语中，说明了我不是一个革命斗士。” 6月，提交《读〈世说新语〉札记》，作为修陈寅恪先生“《世说新语》及魏晋哲理文学”课程的报告。陈先生对此文十分满意，给出87分的成绩，并用毛笔眉批：“李慈铭校《世说》，已言及。鄙意临川实采辑两种不同之材料，故《文学》一篇，前后性质不同也。”此文后收入《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同月，作《庄子考辨》论文，约十余万字。受清华大学中文系聘授大一国文。 《张恒寿自传》：“一九三七年六月，研究期满（作《庄子考辨》一书，长十余万言，主要是考证《庄子》书内何篇较古，何篇较晚，已确定当时思想反映中之社会分野）。学校留我在中文系教大一国文，聘书接到后一个月，七七事变了。” 离京前的7月20日，曾与常风拜访朱自清和闻一多先生。 常风《六十年的友情》：“七七事变后北平局势暂时平静，越如进城了解情况。我说打算到清华拜访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越如也要和朱先生、闻先生谈谈他的论文。我们两人商议好7月20日上午去清华。越如在清华园汽车站接上我，我们两人先到北院朱自清先生家。朱先生正在写讲义。谈到七七事变，朱先生说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请朱先生把他的文章早日写好以便8月15付印。越如接着向朱先生报告，他的论文已写完，准备再修改后送请朱先生看看。我们三人又谈了些闲话，越如和我就向朱先生告辞。我们从朱家又循来时的路出了清华园到顶南端的新南院拜访闻一多先生。闻先生一见我就说，他答应写的论宫体诗的文章尚未定稿，他打算三两天后回武昌去看看，在武汉写好文章就给我寄来，他要在开学前回来。说起北平的局面，闻先生感到严重，可是也预料不到近期会有什么变化。越如向闻先生请教他在重新考虑的关于庄子的一些问题后，我们就向闻先生告别到成府燕京大学东门外越如家里。” 8月，携妻子与甄华等平定老乡返回原籍。 整理本《自传》：“正在准备论文答辩之际，即发生了震撼民族存亡的卢沟桥事变。事变突然发生，北平岌岌可危，平汉路很快断线，人们纷纷从津浦路、海路南下，学校的前途未定。那时，甄华刚从日本回国，到清华大学找我。我们遂相偕从清华园站乘平绥路车，经大同到太原。”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戊寅） 37岁 先生被扫荡日寇带走，途中逃入一旧煤矿内，因寒湿留下终身腿疾。后以腿部受重伤为辞，推拒伪县政府的威胁和邀请，到小村中暂避，与外界不通消息。 《张恒寿自传》：“日寇陷太原后，回军搜索村落，将我带去，在向阳泉路上的一个村里，我乘伊等不注意的机会，逃到煤窑里，住了两夜，从此腿部受寒湿，致成宿疾，至今未癒。这时敌伪县政府知我在家，用恐吓信，诱我到县里办他们的所谓‘教育’，我告以腿部受重伤，不能行动，随即逃到附近的小村子里，从此有我受伤及已死的传说。” 夏，因汉奸告密，欲投奔甄华而未成行。因不与伪县政府合作，遂决定寻机返回北京。 《张恒寿自传》：“这时伪县政府又派人来，嘱我给伪前县长做一颂德碑，我平生无一长处，只学会有一点操守坚定的精神，所以托辞不在家，先躲到小村里，随即乔装商人，（曾留胡子）潜行到北京。（因为我说了一句可写‘遗臭万年’四字，已传至汉奸耳中，伊甚为激怒，所以非走不行。）”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38岁 冬初，携妻子刘桂生来到北京，住在老友常风家里。致函朱自清先生，询问清华情况。由于西南联大朱自清先生和晋西北甄华同志的消息都没有等到，只好在厌苦而又留恋的北京定住下来。 整理本《自传》：“来京后附住在朋友常风家里，知道一些内陆的消息，便给朱自清先生寄去一信，询问清华的情况，这样就决定暂时安心住下。一面给爱人诊治夙疾，一面等候各方（西南联大朱自清先生和晋西北甄华同志）的消息，再定久远的行止。回音都没有等到。不久‘珍珠港事件’发生，由海路去昆明的希望也归破灭，我和爱人遂在这个厌苦而又留恋的北京定住下来。”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39岁 2月，朱自清致信常风，邀请先生赴昆明以完成研究论文，并安排教职。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先生决定留在北京，潜心究学，并修改关于庄子的研究生论文。 常风《六十年的友情》：“我1940年2月初收到朱自清先生从昆明来信，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之后，朱先生还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先生让我想法子告诉张越如尽快到昆明完成他的研究论文的结束工作。朱先生还说安排越如在中文系任助教，不必担心到昆明后的生活。我立即照朱先生信中所说写信告诉了越如。过了20来天越如、桂生从平定老家到了北平。……他们考虑到自己的健康情况和长途行路颠沛之苦，决定暂时先在北平住下。”[6] 冬，作《王庄靖先生〈悟道诵〉题词》（又名《莽苍山民跋语〈悟道碑〉》，“莽苍山民”为先生在七七事变后常用之号）。 1941年（民国三十年辛巳） 40岁 与张岱年、翁独健、王森、韩镜清、成庆华、王葆元等人组建三立学会，研讨学术，不与日伪合作，直至1945年。 《张恒寿自传》：“这时与张东荪先生有来往，与王桐龄先生（前师大时教授，在校时不熟，四五年住一胡同）、邓以蛰先生，亦是这时才相熟，他们都是不和敌伪合作的前辈。” 整理本《自传》：“在悲愤的处境中，时时有研讨学术、渴望复国的要求。那时有几位困在北京而不甘为敌人驱使的朋友，成立了一个三立学会，成员有张岱年、王森、翁独健、张遵骝、韩镜清、成庆华、王葆元等同志，每隔二三周相聚一次，谈一些哲学思想和政局消息等问题，虽没有大的贡献，但总算是一个保留民族气节、促进哲学研究的集合。大约成立了四年左右，直至日本投降后，各人都有了正式工作，无形中趋于解散。”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44岁 日本战败投降，南京政府公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甄审办法》，要求甄审学生，先生著文抨击。 由常风介绍到北平临时大学第八班，担任一班国文课。时第八班主任为前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先生。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戌） 45岁 年初，第八班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徐悲鸿先生任校长，先生留任国文讲师，后升为副教授。 由冯友兰先生介绍，到私立北平文法学院，兼任中国哲学史副教授。 以越如之名发表《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比较》（1935年修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课程的学年论文，本年发表于《文艺与生活》上[7]）。 参加清华大学校友会。 整理本《自传》：“1946年清华大学开校友会，遇到在军调部《解放报》的同学李乐光、于光远、郑继侨等人，详谈了解放区的情形，我对中共的认识才较为明确。”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 46岁 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兼任教于北平文法学院。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47岁 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兼任教于北平文法学院。 张申府新著《我们的出路》出版，并赠张恒寿先生阅。 朱自清先生逝世，先生作《挽朱自清先生》：“清华园里突损文星妙笔隽新叹无匹，广济寺前怅望冷雨遗容寂寞恨未瞻。”“十载亲承音旨未登堂奥愧游夏，一朝神归道山空仰文章媲韩欧。” 10月，由陈寅恪先生介绍，兼任私立北平辅仁大学讲师。 张恒寿《回忆陈援庵老师的一件小事》：“一九四八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语文，没有研究文史的环境，清华大学的陈寅恪老师，主动介绍我到辅仁大学教课，这才正式和陈援庵校长接谈。当时辅仁大学的大一国文课，不归中文国文系，而是由陈校长直接领导。用的是陈校长自选的课本，内容多是先秦（两汉）的历史名篇，和后来的历史文选差不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己丑） 48岁 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1950年（庚寅） 49岁 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是年，被派送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直到1951年冬学习结束。 1951年（辛卯） 50岁 在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即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兼任教于辅仁大学国文系。 秋，经美学家蔡仪教授、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沈宝基教授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自1951年冬至1952年7月期间，先生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务科长。 线天长《恩师难忘》：“在中央美院，先生和吴作人教授、常任侠教授交往甚厚。吴作人教授那时是教务长，又多了一层和先生工作上的联系。徐悲鸿院长，重德重才，聘任先生副教授，委派先生教务科长，并负责教职工的理论学习。” 1952年（壬辰） 51岁 先生妻子刘桂生女士过世。[8] 7月，张岱年先生致信时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温公颐教授，举荐张恒寿先生。 张岱年荐信称：“张越如兄系师大史学系毕业，对于中国史有相当研究，讲授中国通史及有关中国史课程，定能胜任。……头脑清晰，口齿亦清楚，故教学成绩颇佳。兹据实奉答，即希鉴照！”[9] 8月，受天津河北师范学院院长杨秀峰聘，任该校历史系专任副教授。 1956年（丙申） 55岁 先生看到胡如雷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论武周的社会基础》、《唐代均田制研究》两篇文章，向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领导鼎力推荐，将胡如雷先生从河北邢台师范调到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 胡如雷《怀念张老纪念张老》：“我是1956年从河北邢台师范调到河北天津师院历史系任教的。从此开始同张老接触，但此前已经发生了工作关系。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正值高等学校大发展，周总理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向科学进军’的呼声震耳欲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发表了我的两篇文章，而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也正壮大教师队伍，目光自然也及于中学，所以张老看过我的论文后，即向历史系的领导力荐，我才终于调到了该系。” 《揭露并批判胡适标榜“反理学”的历史渊源和反动本质》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发表。 冬，代天津哲学会请哲学家贺麟到天津作报告。 1957年（丁酉） 56岁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在1957年2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 《论中国接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联系》在《河北天津师院学报》 1957 年第2期发表。 《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发表。 赵俪生《回忆张恒寿先生》：“1957年春，恒寿先生写过一篇大论文，是关于汉代社会性质的。在我看来，这也应该是恒寿先生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57年9月号的头篇，文长三万三千字。但据后记说，原稿六万余字。”“这是一篇支持郭说最有份量的一篇，也是不同意郭说诸家对之较少异议、很少反感的一篇。因为恒寿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显示了他史料的功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力。须知当时，有些史料派对哲学理论修养不足，有些理论派对史料功底又短少些，所以写出文章来不是左腿跛就是右腿跛，总是给人一种印象：一拐一拐的偏偏斜斜。只恒寿先生这篇文章不拐，在‘史论结合’方面做到了好处。”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调先生到该所任研究员，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只同意先生兼任该所研究员，先生遂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1958年（戊戌） 57岁 随同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文史两系，合并到河北北京师范学院。 1959年（己亥） 58岁 被评为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先进工作者，并出席北京市教育界先进工作者会议。 《批判傅斯年在哲学、史学上的反动观点和谬误考证》在《劳动与教育》 1959 年第9期发表。 是年，先生本有机会调到南开大学哲学系，但终未去成。 温公颐《悼张恒寿同志》：“1959 年冬，南开大学要创办哲学系，组织又把我由京调回天津。那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而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由中央下放给河北省。我本来是学哲学的，创办哲学系总算是归队。省委同时也调恒寿同志来南开大学，不过他可以次年来南开，我却要当时立刻即走。次年中央把天大、南大两校收回。因此，恒寿同志就来不了。” 1962年（壬寅） 61岁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发表。 1963年（癸卯） 62岁 开始整理《庄子考辨》旧稿。 高淑娟《张恒寿先生传略》：“因时间关系，延至1963年初，开始将原来用文言写成的‘内篇考证’部分，改写成语体文，又增加了一部分评《庄子》内篇关于汉代的辩论，写成《论〈庄子〉内篇的真伪和时代》一文，并继续改写外篇部分。至1964年冬，完成原稿‘外篇’全部和杂篇中的《天下》一篇的改写工作。” 1965年（乙巳） 64岁 《评海瑞〈泰伯论〉中的反动思想》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院刊《思想战线》1965年第3期发表。 高淑娟《张恒寿先生传略》：“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始（1965年冬），主持者还没有亮出发动批判的真正意图，人们对吴晗还可以称同志。因为先生曾浏览过《海瑞集》，于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写下了《评海瑞〈泰伯论〉中的反动思想》一文，表达了对海瑞反民主思想的意见。” 1969年（己酉）68岁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迁出北京，搬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因先生在北京留守处有住房，并不常住宣化。 1971年（辛亥） 70岁 秋，下放到河北省张家口宣化瓷厂劳动。先生作诗《七一年秋末在宣化瓷厂劳动时漫作》，有“我来瓷厂才九天，情趣新鲜意盎然。昔惭两手不沾泥，今欣劳动非旁观”之句，可见先生劳动热情不减。 1978年（戊午） 77岁 先生晋升为教授，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常委。 11月，参加山东大学文科理论讨论会。先生感叹“浩劫过后，禁区初开，会上畅所欲言，意趣殊快”，作诗《参加山东大学文科理论讨论会作》、《又寄山大文科理论讨论会》。先生意气风发，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了学术研究当中，著述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1979年（己未） 78岁 《论〈庄子〉内篇产生的时代及其篇名之由来》在《文史》第七期发表。 《论春秋时代关于“仁”的言论和孔子的“仁说”——驳关锋的春秋时“仁”的三种类型说》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12期发表。 1980年（庚申） 79岁 《二十年代山西的一位女作家——纪念高君宇的战友石评梅同志》在《山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发表。 撰写《孔丘》一文，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辛冠洁主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后又收入《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齐鲁书社1987年版）。 张立文《消与长范畴的纵贯与横摄——为张恒寿教授纪念集而作》附记：“张恒寿先生在文革前，我已闻其名，惜无交往。文革后，我们几个人编辑《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时，觉得孔子评传是一重头人物，写好与否关系此套评传的质量和声誉。因此，孔子由哪位学者来写，很费斟酌。曾提出几个方案，最后选定由著名学者张先生来写。” 《论子产的政治改革和天道、民主思想》，收入《哲学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论〈庄子·内篇〉的真伪和时代》，收入《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 《论〈庄子〉外篇中〈秋水〉以下六篇的特点和时代》，收入《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 《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和时代》，收入《中国哲学》第四辑，三联书店1980年10月出版。 1981年（辛酉） 80岁 河北师范学院由张家口宣化南迁，先生随校迁往石家庄。 《论〈庄子·庚桑楚〉篇的特点及其与〈老子〉书的关系》在《河北师院学报》 1981年第2期发表。 11月，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宋明理学研讨会，提交论文《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 1982年（壬戌） 81岁 先生开始承担招收研究生任务，前后共招收三届研究生。除开设思想史课程，还给研究生开设“唐代文学研究”课。 胡如雷《怀念张老纪念张老》：“张老不但专门研究思想史，而且对文学、史学也都能兼顾。他曾用数年的时间研究韩愈和柳宗元，虽未形诸文字，但一再同我谈起，他是从两人思想、文学、官履等各个方面考虑问题的。” 11月，到湖南省衡阳市参加“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 《“县令”小考》在《河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发表。 《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发表。 1983年（癸亥） 82岁 11月，先生游西安，作诗《游西安林园》、《游西安兵马俑秦墓》。 《庄周述略》收入《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史哲论丛〉自序》[10]在《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 《庄子新探》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9月出版。《庄子新探》是张先生历时半个世纪的扛鼎之作，是在刘文典、闻一多等名家研究的基础上，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跨越到八十年代庄子研究的桥梁，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 《张恒寿自述》：“1937年写成的《庄子考证》，原文是文言文，1962年整理时先将内篇部分改写成语体文，又增加了评论内篇出于汉代说的部分，总名为《论庄子内篇的作者和时代》（即今《庄子新探》书中第一、二章），于1963年夏提交北京史学会作为年会论文。以后陆续整理其余部分，直至1965年开始评《海瑞罢官》时尚未整理完毕。接着是十年动乱，又复中断。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全部写完（即今《庄子新探》的前四章）。”[11] 商聚德《考证精当见解新颖——读张恒寿著〈庄子新探〉》，《河北学刊》1988年第5期。 1984年（甲子） 83岁 被评为石家庄市劳动模范，受到党和政府嘉奖。 应湖南衡阳船山学社之邀，为船山草堂题辞。 致信中国社科院衷尔钜先生，向中国哲学史学会提议召开颜李学派讨论会。此提议顺利通过，会议于次年召开。 到太原参加“全国首届傅山学术研讨会”。 1985年（乙丑） 84岁 1月，指导研究生马新爱（马涛）完成硕士论文《吕坤与理学》。 4月，指导研究生梅兴柱完成硕士论文《欧阳修思想初探》。 4月20日，写成《张恒寿自述》。 张恒寿未刊手稿：“1980年夏，接太原《晋阳学刊》编辑部函，嘱我为该部编辑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评传》写一自传，并承列入第一辑计划之中，接信后，感到惭愧而不安，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列入传略的事迹可写，就一直推诿下去。直到第一辑已出版，尚未着手，按照惰性习惯，认为时效已过，不必再写了。83年编辑部来访，仍希望年内写出。84年到太原参加傅山学术讨论会，主编高德增同志又加督促，并说编辑《评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青年学子的参考，最好写出思想进展的线索，在该同志的敦促下，我才从青年学子参考的角度出发，写一点回忆。”[12] 日本汉学专家池田知久教授专程拜访先生，回国后积极向同行介绍《庄子新探》。 《庄子新探》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章太炎对于“二程”学说的评论》在《中国哲学》第十三辑发表。 1986年（丙寅） 85岁 9月，给自己的研究生王俊才及胡如雷先生的研究生李燕捷、杜来锁、宋大川等人开设“唐代文学研究”课程。 10月，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为贺麟教授举行庆祝教学科研六十周年纪念会。先生接到请柬，因事未能赴京参加，作诗《赠贺麟同志》，以表贺忱。 《试论〈溇江诗〉的思想和风格》在《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发表。 《论宋明哲学中“存天理、去人欲”说》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3期发表。 《评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新著——〈王通论〉》（与马涛合作）在《晋阳学刊》1986年第6期发表。 先生旧体诗七首，收入降大任、张成德选编《唐风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版。 1987年（丁卯） 86岁 3月，河北师范学院举行“张恒寿先生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座谈会”。赵光贤、王树民、漆侠、胡如雷、常林炎、萧望卿等先生予会祝贺，张岱年、贺麟、王瑶、赵俪生、常风、滕大椿等老友以不同形式表示祝贺。 5月，参加中共山西阳泉市委为庆祝阳泉解放40周年召开的党史座谈会。 《顾宪成学术思想散论》在《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发表。 12月，先生《对董仲舒思想的一些看法》，收入《董伸舒哲学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88年（戊辰） 87岁 3月，指导研究生王俊才完成硕士论文《陆世仪（桴亭）简论》。 3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姜广辉先生致函张先生，言与上饶师专合作创办《朱子学刊》，约先生为该刊顾问，并请先生题辞。10月，先生为该刊题辞《题〈朱子学刊〉创刊号》，以示祝贺。与老友张岱年先生题辞共同发表在《朱子学刊》第一期上。 《王孝鱼先生〈老子微〉序》在《河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发表。 《也淡二程思想的异同》在《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发表。 1989年（己巳） 88岁 《王船山天人学说探微》在《河北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发表。后收入《传统文化的综合与创新》，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 《对董仲舒思想的一些看法》，收入《董伸舒哲学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先生将多年来的单篇论文结集为《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由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周乾溁《读张恒寿著〈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晋阳学刊》1990年第5期。 1990年（庚午） 89岁 3月，在先生与陈慎同、尹协理共同指导下，研究生吴德义完成硕士论文《宋初“三先生”思想简论》。 3月25日，中华孔子学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推举先生任该会顾问。 4月，在先生与陈慎同、尹协理共同指导下，研究生韩立森完成硕士论文《论陈确的思想及其与理学的关系》。 夏，先生赴京，陈来曾往拜望。 陈来《论朱熹淳熙的心说之辨》附记：“1990年夏先生来京，我前去拜望，恒寿先生赠我新著《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及诗集。我因素仰先生墨迹，即请为书一条幅。先生还家不久，即为书王阳明诗‘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严复对于当代道学家和王阳明学说的评论》在《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发表。 《读〈薛文清文集〉中两篇书信的感想》在《运城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发表。 《评〈明清实学思潮史〉》（与马涛合作）在《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 《回忆老同学王瑶同志》，收入《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8月版。 《周庆义先生辑〈薛瑄文选〉序言》，稿本，未见收录。 《韵泉室旧体诗存》，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年3月版。 1991年（辛未） 90岁 《薛瑄散论二则》在《河北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发表。 3月7日晨6时逝世，享年90岁。 杨向奎《论仁》：“著名史学家张恒寿先生今年三月，曾有诗集相赠，余曾有信致张翁表示感谢，并有诗云：‘诗与春秋俱，身怀举世才。七十年往事，历历巧安排。逝者如斯夫，光辉在未来。’信与诗寄去后而张先生的讣文至。” 马涛《张恒寿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孔子研究》1991年第4期。 马新爱《论张恒寿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特点及贡献》，《河北学刊》1991年第4期。 《哲人虽逝令誉永存——四教授笔谈〈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先生逝世后著述出版情况： 《回忆长虹》，收入《高长虹研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从爱因斯坦谈人生说到孔子儒家的性与天道》在《河北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发表。 王俊才、秦进才主编《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此书除收入先生生前好友、门人弟子的纪念文章外，还收录了先生所写《先君墨卿公行述》、《自传》、《王庄靖先生〈悟道诵〉题词》、《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续）、《读〈薛文清文集〉的一些感想》等文章及未收入《韵泉室旧体诗存》的旧体诗二十二首。 《张恒寿自述》收入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二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王俊才编《张恒寿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将张恒寿先生《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韵泉室旧体诗存》等悉数收录，可以说是先生著述全集式的总结。 《张恒寿论庄子》收入胡道静主编的《十家论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孔子评传》《庄周》收入“新编历史小丛书系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参考文献： 1.张恒寿《先君行述》，1930年排印本。 2.张恒寿《张恒寿自传》，先生1950年钢笔手书清稿本。 3.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张恒寿《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张恒寿《韵泉室旧体诗存》，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6.王俊才、秦进才主编《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文中所引张岱年《怀念老友张恒寿同志》、常风《六十年的友情》、胡如雷《怀念张老纪念张老》、温公颐《悼张恒寿同志》、赵俪生《回忆张恒寿先生》、线天长《恩师难忘》、张承铭《怀念我的三祖父》、高淑娟《张恒寿先生传略》、杨向奎《论仁》、张立文《消与长范畴的纵贯与横摄——为张恒寿教授纪念集而作》、陈来《论朱熹淳熙的心说之辨》等友朋纪念文章皆出此书。） 7.《张恒寿自述》，收入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二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8.王俊才编《张恒寿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9.章玉政、刘平章《刘文典笔下的日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注释： [1]本年谱记述张恒寿先生主要经历及著述概况，编纂过程中参阅了若干公开发表的记述张恒寿先生不同时期学行事迹的文章，其中凡时间、事件、学行事迹有不同记述者，均以笔者所见张恒寿先生1950年钢笔手书清稿《张恒寿自传》为准，本文中所言“《张恒寿自传》”，即指此本。（张恒寿先生曾多次尝试写自传，其弟子王俊才教授整理有《自传》一文，所据与笔者所见清稿本不尽相同，凡引此文则标“整理本《自传》”，以示区别。后者收入《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张恒寿自传》原件与整理本《自传》记载有异，前者称与高长虹相识于1923年，而后者则称相识于1922年，“1922年在太原认识了高长虹，引起了我对鲁迅作品的爱好。”本文以先生手书之《张恒寿自传》为准。 [3]参见王俊才《张恒寿先生著述简目》，收入《张恒寿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4]悳，原书误作“惠”。 [5]甄华（1908—1994），又名甄梦笔，中共党员，大校军衔，山西省平定县（今阳泉市）人。甄华积极投身革命，曾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部长等职。解放后，历任兰州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学校长等职。 [6]关于此事，常风在《六十年的友情》中记为先收到朱自清先生的信，张恒寿先生后到北平，盖为误记。 [7]张恒寿先生记为：“于一九四六年，由李濂先生约稿，在《文艺与生活》第二、三期上发表过。”（《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第449页）经笔者核查原刊，《庄子与斯宾诺莎哲学之比较（续）》发表在《文艺与生活》第2卷第1期上，该文其他部分当在此前发表。 [8]关于刘桂生女士过世时间，常风《六十年的友情》误记为1945年冬，现以张恒寿先生记录为准。 [9]原件藏河北师范大学档案馆。 [10]张恒寿先生《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一书原打算在齐鲁书社出版，拟名为《中国史哲论丛》，后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遂定为今名。张先生将《〈中国史哲论丛〉自序》予以扩充，作为《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的自序。 [11]《张恒寿自述》，收入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二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2]据笔者所存手稿照片。 注：本文见载于《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出版），此据作者最新修订稿。感谢杜志勇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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