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杜晓勤丨周弼《唐诗三体家法》中日版本流传考述——以元刊本和日本“五山版”为中心

书目文献 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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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弼《唐詩三體家法》中日版本流傳考述

——以元刊本和日本“五山版”為中心

杜曉勤

杜晓勤，江苏如皋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等。

《唐詩三體家法》是南宋周弼按照詩法分體編選的一部唐詩選集，曾被作為童蒙學詩的讀物，在元及明初十分流行，同時又流傳至日本、朝鮮，成為日本五山時期影響最大的漢文學讀物之一。周弼原書早已失傳，元代流傳下來的多是元僧圓至和元人裴庾的注本，中國現存的元刊本和明翻元刊本基本上是圓至注本，裴庾注本在中国本土早已失傳。而日本從南北朝時開始，則主要流行裴庾注本、圓至注本，尤其是二注合編本。對於周弼此書在中國和日本的版本流傳問題，學界已有一些探討，如村上哲見初步梳理了此書在日本流傳和刊刻的情況[1]，陳斐則主要對中國國內現存諸本的版刻情況作了較为全面的考察[2]，還有學者或研究其中一個版本的刊刻形態和文獻價值[3]，或對中日歷史上某個時期對此書的接受情況進行考察[4]，都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學界至今尚未有人對此書中日現存各版本之間書名、卷次、編排次序、作品數量等情況的傳承變化詳加考察，使得此書各本流傳脈絡和版本系統仍處於較模糊的狀態，以致存在著將不同系統的本子混為一談，對各版本的文獻價值也有因不明先後傳承關係而誤判的情况。有鑑於此，我在充分吸收中日學者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較為仔細地比較了中日現存諸多版本的各种情況，盡可能梳理出此書在元代及日本五山時期的流傳線索，力图揭示出一些重要版本尤其是日本五山版的独特文獻價值。

一、周弼原本

由於周弼此書已失傳，所以學界對其編定時間和版本形態甚至於書名、卷數等問題，只能根據元明清一些文獻的相關記述，進行大致的考索。

首先是卷數和書名問題。《宋史·藝文志》未著錄此書，明清有些書目和史志曾著錄有一種四卷本的《三體唐詩》。如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集類”：

《三體唐詩》四卷，元周弼。

清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卷四：

周弼，《三體唐詩》，四卷，汶陽人。又二十卷，高安僧圓至注。

清錢曾《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卷七：

周弼，《三體唐詩》，四卷。

清萬斯同《明史》卷一三七志一一一：

周弜^{^[5]}《三體唐詩》四卷，一作二十卷。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周弜《三體唐詩》四卷。

清魏源《元史新編》卷九四：

周弼，《三體唐詩》，四卷，汶陽人。又，二十卷，高安僧圓至注。

清曾廉《元書》卷二三：

周弼，《三體唐詩》，四卷。又，二十卷。

如果這些文獻所著錄的確是周弼此書的話，則原本當為四卷。

不過，周弼原本之書名，似乎還不是“三體唐詩”。現存最早提及周弼此書的文獻，是宋人范晞文的《對床夜語》。此書中云“周伯弜選唐人家法”。日本現存較早的注本中，既有題名為《諸家集注唐詩三體家法》者，亦有書中凡例作《諸家集注唐詩三體家法諸例》者。另，查屏球最近發現，元人吳澄《吳文正集》中收錄了一篇《唐詩三體家法序》，已可確證為周弼原序。[6]則此書原名似為《唐詩三體家法》，時人或後人所謂《唐人家法》、《三體唐詩》、《三體集》、《三體詩》者，或為省稱，或書坊所改。

另外，范晞文《對床夜語》卷二云：

周伯弜選唐人家法，以“四實”為第一格。……其說“四實”，謂中四句皆景物而實也。

此處所引周弼之語，實為現存諸本“五言律句”下第一詩法之解說。則周弼原本的編次或為“五言律句”、“七言律句”、“七言絕句”。後來諸多注本作“七言絕句”、“七言律體”、“五言律體”，已非原貌。

此書編定時間，我國史料亦無明確記載。前文已述，范晞文《對床夜語》是最早提及周書的，而《對床夜語》成於景定三年（1262），則周書肯定成於此前。村上哲見根據日本室町時代抄本所載，判斷周弼此書當編成於淳佑十年（1250）[7]。陳斐又發現早稻田大學藏明應三年（1657）刊《增注唐賢三體詩法》卷一首頁“三體詩”條注亦謂：

宋朝第十四代理宗皇帝淳佑十年庚戌秋八月，周伯弜選集《三體集》。[8]

且目前並無其他相佐之材料，則此書編成時間可定為淳佑十年（1250）。

由於周弼《唐詩三體家法》兼具唐詩佳作選本和詩歌作法指導的雙重性質，所以極便於童蒙學詩。但它在元明時期的流行，又主要賴於圓至注本的出現。

二、圓至天隱注本

周弼《唐詩三體家法》現在可考的第一個注本，是元代詩僧圓至注本。圓至（1256-1298），高安（今屬江西）人，元代著名詩僧，字天隱。所以後人又將此本稱為“天隱”注本。據都穆《南濠詩話》：

長洲陳湖磧沙寺，元初有僧魁天紀者居之。魁與高安僧圓至友善，至嘗注周伯弜所選《唐三體詩》，魁割其資，刻置寺中，方萬里特為作序，由是《三體詩》盛傳人間。今吳人稱“磧沙唐詩”是也。[9]

知此本係圓至好友長洲陳湖磧沙寺高僧魁天紀請方回作序，出資刊行於世。

圓至注本元明以來流傳甚廣，各本書名、卷數也不一。其中傳本最多者為《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二十卷本，其次是《唐三體詩注》二十卷本，另有《唐三體詩說》二十一卷本。其中，《唐三體詩說》二十一卷本應該最接近圓至注本之原貌。

圓至注《唐三體詩說》二十一卷本，清代書目文獻多有著錄此本者。如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延令宋板書目》“詩集部”：

《三體詩說》二十一卷，一本。

嵇璜《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七《經籍考》：

釋圓至《唐詩說》二十一卷。

曾廉《元書》卷二十三：

釋圓至《唐詩說》二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一“總集類存目一”：

《唐詩說》二十一卷，兩淮鹽政采進本。

此本元刊今存，藏臺北“國家圖書館”。據《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和網站檢索詳目（http://rarebook./rbook/hypage.cgi?HYPAGE=search/search_res.hpg&sysid=14068&v=），此本封面有乾隆三十八年四庫接收圖書章，鈐漢滿朱文“翰林院印”、“啖蔗”、“樸學齋”三枚方印。從“國家圖書館”網站所載書影看，卷一首頁（圖-1）亦鈐有“樸學齋”、“啖蔗”兩枚朱文方印。“樸學齋”為清代藏書家葉萬藏書齋名，此書曾為其所藏。此本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左右雙邊，版心白口，上方記大小字數，雙魚尾，下方記刻工。卷首有元大德九年（1305）方回《至天隱注周伯弜三體詩序》（末頁抄補）。卷一首頁第一行頂格題“唐絕句詩說卷第一”，第二、三行均低六格分別題“汶陽周（空三格）弼（空一格）伯弜選”、“高安釋（空三格）圓至（空一格）天隱說”。全書按絕句、七律、五律為序，絕句中分七種詩法，七言律體分六種詩法，五言律體分八種詩法，每種詩法一卷，共二十一卷。[10]此本比《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二十卷本多出第二一卷五律“詠物”法，共八首詩。又，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陸敕先曾用此本補明刻《箋注唐賢三體絕句詩法》二十卷本，“共補詩三十三首”[11]。則此本應是目前可考圓至注本中收詩數量最全的本子。

圓至注《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二十卷本，現存兩部元刻本：

一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原為陸心源舊藏，《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曾經著錄。此書凡五冊。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注文小字雙行，細黑口，左右雙邊。前有方回序。[12]方回序末署作序之確切年月日“大德九年乙巳九月初六日”[13]。

另一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今已影入《故宮珍本叢刊》第609冊[14]。此書前有胡光煒（字小石）、楊樹達跋。版式疏朗，趙體雋秀，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四周雙邊，黑口，雙花魚尾。卷首為方回《至天隱注周伯弜三體詩序》（有殘缺），次《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綱目》（五言體中較二十一卷本少“詠物”法），次《唐分十道之圖》、《唐高祖開基圖》、《唐地理圖》、《唐藩鎮圖》，次《唐世系紀年》。卷一首頁（圖-2）第一行頂格題“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一”，第二、三行均低八格，分別題“汶陽周（空一格）弼（空一格）伯弜選”、“高安釋圓至天隱注”。經過對勘，此本較前述元刊《唐三體詩說》二十一卷本，共少收詩三十三首。[15]另外，此書胡光煒、楊樹達跋及李國強《〈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瑣談》[16]均定為元刊本，唯《中國古籍總目》著錄為明刻本[17]。據李國強考察，此書刊工計有僉祥、沈祥、李俊、李福、李進、王元、胡勝、張鐸、張英、王鑾、王友、楊中、徐玨等十三人[18]。檢王肇文編《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知這些刊工多為宋元之際浙江一帶人氏。其中沈祥曾刻宋兩浙庾司刊《禮記正義》之補版和宋杭州本《說文解字》，李俊曾刻宋紹興刊《漢書》，李俊與王元同時預刻宋杭州刊《武經龜鑒》，王元與楊中曾同時預刻宋刊《劉夢得集》，胡勝則刻宋杭州本《說文解字》之補板、為宋紹興刊《後漢書》記字數、為宋刊公序本《國語解》記字數[19]。又據方回序，圓至注本當刊於元大德九年（1305），此時入元未久，則《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之刊工與上述宋末元初諸浙刊本之刊工似為同一批人。因此，我亦認為此本當為元刊，而非明刻。此本後來流傳甚廣，明代翻刻、覆刻者甚多，如明嘉靖吳舂刻本、明火錢刻本、明經廠本、明書坊本等。

《唐三體詩注》二十卷，元刻本。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一、曹元忠《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都曾著錄此本。曹跋云：

元十行本《唐三體詩注》，一卷至七卷為七言絕句，八卷至十三卷為七言律，十四卷至二十卷為五言律。其一、八、九、十、十一、十四諸卷，署汶陽周弼伯弜選，高安釋圓至大隱說。……此本刻工惡劣，而卷首方虛谷序，巍然尚存，以《歸田詩話》所稱書坊所刻皆不載者言之，則為磧沙寺原刻無疑。[20]

由書中有六卷卷首題“高安釋圓至大隱說”可知，此書尚殘存了二十一卷本《唐三體詩說》書名的痕跡。但已缺第二十一卷，則又與《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二十卷本篇幅相同了。陳斐曾云此本“今不知所終”[21]，其實可能尚在天壤間。因为不久前我通过日本“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检知日本内阁文库国立公文書馆藏有一部《新刊唐賢三體詩注》二十卷本，係明弘治三年（1490）刊本。據公文書館網站此書“簿冊詳細”（http://www.digital.archives./DAS/meta/MetSearch.cgi#F1000000000000106279-ddefault-1-leftupd_F2008112110372321714-3-20-a-n1-i），此書現存二冊二十卷，缺卷二〇，有序，為林家（大學頭）舊藏。我頗疑此本即為元刊《唐三體詩注》二十卷本的明人翻刻本。俟以後目驗。若果如我所猜測，則《唐三體詩注》二十卷本，亦未失傳。

總之，與周弼原本相比，圓至注本的面貌變化較大。無論是二十一卷本還是二十卷本，都不僅增加了注說，還改變了周弼本原來的編次，把七言絕句提到最前，五言律體放到最後。二十卷本則在收詩數量上又較周弼原本少了三十三首。其中一種更因卷一為絕句體，遂以部分代全體，將書名改為《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開始名不副實了[22]。

三、裴庾注本

就在圓至注本面世後不久，周弼《唐詩三體家法》又出現了一個注本，即東嘉（今浙江永嘉）人裴庾（字季昌）的注本，後人習稱裴庾注本或季昌本。

裴庾注本在中國雖然久已失傳，但歷代文獻中尚存吉光片羽之記述。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六“盧橘”條曾引《唐三體詩》裴庾注。明瞿佑《歸田詩話》卷上“唐三體詩序”條則在引方回序後云：

按此序議論甚正，識見甚廣，而于周伯弜集三體詩，則深寓不滿之意。書坊所刻皆不載，而獨取裴季昌序。

則到明代，裴庾注本尚存。清孫貽讓《溫州經籍志》卷三二著錄：

裴氏（庾）《三體唐詩注》（乾隆《溫州府志》二七），佚。

同書卷二四“裴氏《井西秋嘯集》”條則云：

乾隆《平陽縣誌》十六：“元裴庾，注《三體唐詩》，有《井西秋嘯集》。”案《東甌續集》四載林正《寄裴雲山詩》（雲山，《清潁一源集自敘》作“芸山”）：“南山高且深，竹松帶流水。先生廬其中，回若崆峒子。雪發覆兩肩，深悟造化理。手注《三體詩》，名滿四海耳。時以詩名家，亦來質疑似。我本浪得名，長掛春風齒。乃識先生心，非非還是是。”林氏稱其以詩名家，然佚篇今無存者。《三體詩注》明以來亦久佚。惟所選閣巷陳氏詩名《清潁一源集》者，尙有傳本耳。

據此可知，裴庾號“芸山”（一作“雲山”），有《井西秋嘯集》，曾編《清潁一源集》，其《三體唐詩注》當時頗受好評，名滿天下，明代以後佚失。

值得慶幸的是，此書日本現在尚有存本，序文保存完整。由序文末署“至大二年重陽日裴庾季昌書”，及其《求名公校正諮目》末署“至大二年九月日裴庾諮目”可知，此書當成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比圓至注本只晚四年。根據以裴庾注為主的日本翻刻本《諸家集注唐詩三體家法》三卷本（圖-3）可以考知：

（1）裴庾注本的編次一仍周弼原本之舊，也是按五律、七律、七絕編排的，不像圓至注本把編次完全改反了。

（2）裴庾注本分為三卷，可能未將周弼原本卷首相關材料算作一卷，看似少一卷，實際內容則未減少；而圓至注本則按詩體詩法分為二十一卷，編次上改動很大。

（3）裴庾注本原名可能即為《唐詩三體家法注》，更多保留了周弼原本的書名信息，不像圓至注本書名改動得那麼大。

所以，裴庾注本較之圓至注本，無論是在書名還是編排體例上都更接近周弼原本，對認識周弼原本之面貌具有較大的文獻價值。

四、元刊本之東傳日本

周弼《唐詩三體家法》在問世後不久，就傳到了日本。久保尾俊郎根據鹽瀨宗和編《三體詩絕句抄》（又名《行雲流水抄》）中的記載：

此抄ヲ始テ讲ズルハ、妙喜庵ノ祖中岩（円月）和尚入唐シテヨリノ事也。其后相国普広院ノ祖観中（中谛）和尚入唐シテ日本二盛ナリ。[23]

認為是後醍醐天皇（南朝）正中二年（1325）中岩圓月入元時帶回日本的。[24]此時距周弼原本編成七十五年，距圓至注本面世二十年，距裴庾注本刊行只有十六年。據村上哲見研究，南北朝時期，中岩圓月等入元僧帶回日本的不是周弼《唐詩三體家法》原本，而是裴庾、圓至等人的注本，共有三種。

第一種是裴庾注三卷本。此本最早傳入，在釋素隱抄錄的《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又稱《素隱抄》）等古抄（室町時代僧侶的講義記錄）中，被稱為季昌本或者古本。村上哲見稱之為集注本。此本按五律、七律、七絕編排，《素隱抄》認為季昌本的這個順序才符合周弼原編的面貌，而以七絕為首則是天隱的主意。此本日本現存南北朝刊本和室町時代抄本。其中南北朝刊本，慶應大學圖書館藏殘本一冊（第三卷七絕），是現在可知的唯一刊本，當為覆元刊本，刻印精美，應係來日的中國刊工所刻。[25]室町抄本已知存有三種：一藏國立國會圖書館，為三卷足本，但書寫粗略，頗有損朽，大東急紀念文庫所藏保存較好（圖-4），但缺少第三卷。奈良龍門文庫當亦藏有同種抄本一部[26]。

第二種是天隱注二十卷本。由前文可知，圓至天隱注本在中國本來就有二十一卷本和二十卷本兩個版本系統。日本有的古抄也指出，雖然二十一卷才是此本的完帙，但傳到日本的是末卷散佚後的二十卷本。此本應是前文已論圓至注《唐三體詩注》二十卷（當時已呈完本形態）的東傳，與今藏臺北“國家圖書館”的元刻本似屬同一版本系統。

第三種是以天隱注為基礎，增補一部分季昌注，按七絕、七律、五律順序排列的一個三卷本。此本書名題《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綱目、凡例和各卷卷首卷末的題名卻十分混亂。綱目題：

唐三體詩注綱目

凡例題：

諸家集注唐詩三體家法諸例

卷一首行題：

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卷之一（卷一末題同）

卷二首行題：

唐賢七言律句三體家法卷之二

卷二末題：

增注唐賢七言律句三體家法卷之二終

卷三首行題：

增注唐詩五言律句三體家法卷之三（卷末題同）

可見此本只是草草地將圓至注本和裴庾注本合編在一起：卷次按圓至注本編排，較為醒目的卷一首行題名亦依圓至注本，注文也以圓至說為主；而不甚顯眼的綱目、凡例和卷二、卷三則又透露出極明顯的裴庾注本的痕跡。這種合併和重編顯然很不徹底，所以不太可能是裴庾本人所為，更像是書坊作派。日本古抄將此本稱為新本，村上哲見則稱之為增注本。入元僧將此本攜回後，馬上成為日本室町時代、江戶時代最流行的本子。但此本在中國早已失傳，甚至在歷代書目、史志中都難尋蹤跡。

上述三種版本中，第一種裴庾注本最先傳入日本，但後來由於第三種增注本的流行，裴庾注本漸被冷落，故傳本極少，在江戶時代幾乎沒有讀者。第二種天隱注二十卷本，最晚傳入日本，多為明刊本，江戶時代還出現了一些翻印本，但也不及第三種增注本流行和普及。[27]

日本現存《三體詩注》中，增注本系統的刊本最多，而這個系統中又有好幾部被今人認為是室町時期刊行的五山版。據今存阿佐井野氏藏版《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28]卷一後所刻葉巢子跋：

明應甲寅之秋，新板畢工矣。先是，舊刻之在京師者，散失于丁亥之亂。以故，捐貲刊行焉。置板於萬年廣德云。葉巢子敬志

及阿佐井野氏藏版跋：

此板流傳自京至泉南，於是阿佐井野宗禎贖以置之於家塾也。欲印摺之輩以待方來矣。

知《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三卷本丁亥年（後土禦門天皇應仁元年，1467）之前，京都曾有一個刻本（即葉巢子跋所謂舊版，村上哲見認為應該是覆元刊本），後此版在丁亥之亂（又稱應仁之亂）中不幸散失。明應三年（1494），葉巢子（光源和尚）覆刻藏于相國寺（位於京都，五山文學中心地），人稱明應本。後此版又被泉南（今屬大阪）阿佐井野宗禎購得，習稱阿井佐野版或泉南本。則此系統的版本傳承順序應為：室町初期本，明應本，阿佐井野本。

對於室町初期刊本的現存情況，學界的認識並不十分清楚。據《舊刊景譜》，安田文庫和靜嘉堂文庫所藏的版本原是同一部書，後來分藏二處，都是殘本。此本版面格式與其他“和臭”太多的諸覆刻本，完全不同，保留著中國本土原刻的風格。此本很可能是室町初期刊本。此外，大東急紀念文庫和京都大學所藏的足本，第一卷最後一頁全是黑底白線，與明應版和阿佐井野藏版刻有跋文明顯不同。所以村上哲見認為，這兩部足本與安田文庫、靜嘉堂文庫所藏殘本或許都是一個系統，均為室町初期刊本。[29]

明應本，即光源和尚於明應三年所刻之新版，但又非阿佐井野收藏之後所印之本。此本存世甚少，且不易辨識。村上哲見認為，東洋文庫所藏，卷一末頁只有葉巢子跋，而無阿佐井野版加上的跋，有可能是明應本的原版。

阿佐井野本的鑒定看似簡單，好像同時刻有葉巢子跋和阿佐井野跋的本子應該就是阿佐井野版。其實不然，村上哲見就指出將此二跋同時翻印出來的本子至少有兩種。

另外，室町末期還出現了一些對室町初期刊本和明應本、阿佐井野版的翻刻本，卷一末頁整版白紙。如《舊刊景譜》就認為靜嘉堂文庫所藏一本是室町末期刊本。這又增加該版本系統的複雜性。

五、相關的幾個版本著錄問題

由於五山版《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三卷本系統，版本複雜，不易辨識。那麼日本現存的這個版本系統中幾部較早的刊本，孰為室町初期版，孰為明應三年版，孰為阿佐井野版，不僅中國一些學者或者書目會誤判，日本有的圖書館也著錄不確。下面就我所見，略辨一二。

首先是《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所收《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的版本鑒定問題。該書《提要》云所影入者（圖-5）是“日本京都大學藏日本覆元刊本”。[30]經核對，此書所影印確為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之本（圖-6），但並非覆元刊本。因為在《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三卷本系統中，只有室町初期刊本才最有可能是覆元本。而卷一最後一頁刻有葉巢子跋、阿佐井野氏跋（圖-7），顯然不是明應本，更不是室町初期本。而且，經我將此本與國會圖書館藏本仔細比勘，發現此本是阿佐井野藏版的覆刻本。由圖-8（左為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本，右為國會圖書館藏本）、圖-9中兩本（左為國會圖書館藏本，右為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本）字體比較可見：京都大學藏本的字體雖然摹刻得惟妙惟肖，但“雨”、“容”、“世”、“學”、“之”等字的個別筆劃，還是與國會圖書館藏本存在較為明顯的區別，尤其“世”字一橫的右端頓筆、“之”字最後一捺的收筆尤其不同。相較而言，國會圖書館藏本運筆較自然；而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的字體則生硬造作，模仿痕跡濃重[31]。所以，《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影入的《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並非五山版，當為室町末期的覆阿佐井野版。

其次，金程宇《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所收《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的版本說明亦有問題。該書提要云，其所據之底本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五山版”[32]。不過，經過檢核，我發現其影印的底本實際上是國會圖書館“櫻山文庫”藏本（圖-10），卷一最後一頁刻有葉巢子跋、阿佐井野跋（圖-11），則此本顯為阿佐井野版。而金程宇在《提要》中也指出：

（《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日本刻本極多，自五山版至江戶刻本，流傳不歇。其中五山版藏大東急紀念文庫、東洋文庫（略後印）。另有覆無刊記本，存世較多。此外，則有明應版、阿佐井野版（另有覆刻本）以及諸多江戶刻本。

說明金程宇也知道阿佐井野版與五山版有別。所以嚴格說來，此版不能算作五山本，只能說是他提要中所云之阿佐井野版。

當然，增注本系統最典型的五山版，當屬明應版。此版現存岩瀨文庫藏本、東洋文庫本、安田文庫舊藏本（一誠堂書店）[33]。而在我所考見的版本中，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谷村文庫”藏（日光寺舊藏）本（圖-12、13、14、15）係室町初期刊無刊記版，可能是覆元刊本，在五山版中文獻價值更高。

注釋：

[1]村上哲見，《三體詩·解說》，東京：朝日新聞社，1966，16-25頁。

[2]陳斐，《〈三體唐詩〉版本考》，《齊魯學刊》2010年第2期，115-120頁。

[3]如李國强《元本〈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琐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93-96页）、久保尾俊郎《阿佐井野版〈三体詩〉について》（《早稲田大学図書館紀要》第53卷，2006年3月，59-72页）。

[4]如早川光三郎《三体詩と国文学》（《斯文》第56卷，1969年5月，9-13页）、堀川贵司《〈三体詩〉注釈の世界》（《日本漢學研究》第2卷，1998年11月，1-14页）、《日本中世禅林における三体詩の受容--二つの注をめぐって》（《駒沢大学禅研究所年報》第17卷，2006年3月，19-29页）等。

[5]周弼，字伯弜，後人常誤作周弜。

[6]查屏球，《周弼〈唐詩三體家法序〉輯考》，《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4期，83-88頁。

[7]村上哲見，《三體詩·解說》，5頁。

[8]陳斐，《〈三體唐詩〉版本考》，115-116頁。

[9]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1349-1350頁。

[10]“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第三冊，臺北：“國家圖書館”1999，456至457頁。

[11]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集部七，北京：中華書局，1983，1515頁。

[12]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華書局，2007，1877頁。

[13]本文作者未能寓目，此據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引述。

[14]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609冊，“元明清詩文總集”，《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海南出版社，2000，1-83頁。

[15]陳斐，《〈三體唐詩〉版本考》，117頁。

[16]《故宮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93-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