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工部草堂诗笺》注文来源、改写、冒认与影响*曾祥波 内容提要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作为最著名、被后世利用最多的杜集宋注本之一，存在通行本编次淆乱、注文归属不明两大隐患。在找到并补全五十卷系统宋本、解决编次问题之后，可以用现存全部杜集宋注本为依据，逐一比对考辨《杜工部草堂诗笺》全部注文来源，复原被蔡梦弼删去的注家名，还原蔡梦弼改写注文的体例并评价其是非功过，同时判明真正属于蔡梦弼自注的内容，从而彻底厘清《杜工部草堂诗笺》的注文构成情况。在此基础上，后世一系列杜集注本（以宋、元之际署名刘辰翁批点、高崇兰编次《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为嚆矢）对此书的误用也将逐步得以厘清。 关键词 杜工部草堂诗笺 注家 注文 改写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 杜诗注释在历史上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宋人“千家注杜”，一次是清代“集大成”杜集注本出现。目前学界对杜注的整理与推进主要以清代“集大成”注本为出发点，虽也注意对宋注的利用[1]，但直接针对杜集宋注本进行整理研究仍然大有空间。杜集宋注本现存者计有十种（说详下）。其中八种杜集存世版本情况清楚，流传过程中未出现阙卷拼合、编次淆乱的情况，整理所用底本、校本都很明确，整理难度与工作量都不大。需要进行研究性文献整理者仅两种，即赵次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与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以下简称《草堂诗笺》）。前者已有林继中先生辑校本。后者成书、流传情况尤为复杂，整理难度大。原因有二：第一是版本问题。《草堂诗笺》为编年本，其编次代表着诗篇系年。宋代初刻五十卷在流传过程中卷帙阙失，元刻本为弥补阙失之迹，随意调整卷次与诗篇目次，形成了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的新版本系统，编次系年淆乱，不可为用，却流传最广（近代以元本为源头的“古逸丛书”本《草堂诗笺》是其代表）。宋本五十卷系统今存四十八卷，长期埋没，未得到合理使用[2]。笔者对各本传承线索作了研究调查，以五十卷宋本的四十八卷为底本，再寻访补配余下两卷（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上海图书馆）[3]，还原了最初的完整系年编次。第二是注文问题。蔡梦弼作集注会笺时将注家主名全部删去，使得实质是集注本的《草堂诗笺》在外貌上呈现为纯粹单注本形态，完全无法辨识注文的来源，也就无法辨识蔡梦弼对前人注文的改动，以及属于蔡梦弼自注的原创内容[4]。如图所示（国家图书馆藏宋刻五十卷本卷一第一叶）： 因此有必要恢复《草堂诗笺》全部注文的注家名，还原其本来的“集注”面貌。《杜工部草堂诗笺》经过这两方面的工作，才能恢复“编年”“集注”的最佳使用价值。 一、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在杜集宋注本谱系中的“坐标”对《草堂诗笺》注文还原工作有一个逻辑前提，如果判定《草堂诗笺》采用其他注家注文而删去注家名，那就意味着诸家注本注文产生于《草堂诗笺》成书之前，否则将意味着是其他注家采纳了蔡梦弼注。为了明确这一前提，在具有明确成书刊刻年代的杜集注本基础上，参考前人论述，证以笔者全面比对全部杜集宋注本注文的结果，略述现存全部杜集宋注本成书时序如下： （1）绍兴四年（1134）至十七年（1147），赵彦材《杜诗赵次公先后解》[5]。 （2）《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存卷一——卷六），《门类增广集注杜工部诗》（存卷八）。两书为孤本，仅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索书号为06989、06642）。据笔者比对，《门类增广集注杜工部诗》卷八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卷四内容完全相同，可知两书属于内容相同而卷帙划分有别的不同坊本。两书最显著特点为皆包含大量伪苏注。按，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主要优点之一为删去伪苏注，则此两种当早于《九家集注杜诗》[6]。 （3）托名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周采泉《杜集书录》判断此书早于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郭知达虽无籍籍名，但决非一般书贾，其辑此书全为针对东坡《老杜事实》以及《王状元集百家注》等伪书而作。”[7]又按，《杜陵诗史》既包含伪苏注，其伪苏注的数量比例又明显低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门类增广集注杜工部诗》，故置于两书之后、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之前。 （4）《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按，洪业《杜诗引得序》指出《分门集注》为《杜陵诗史》发展出来的支流。[8]笔者比对《杜陵诗史》与《分门集注》两书全部注文，《分门集注》注文一方面全不出《杜陵诗史》范围，另一方面又有删削减省，可证洪业之说确凿。 （5）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 （6）嘉泰四年（1204年），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 （7）嘉定九年（1216），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简称《补注杜诗》）。《补注杜诗》刊刻时间有明确记载，然需补充说明两点：第一，洪业认为《补注杜诗》与《分门集注》是《杜陵诗史》发展出来的两条支流。笔者比对《补注杜诗》与《分门集注》两书注文，几乎完全一致，这说明《补注杜诗》直接参考的是《分门集注》而非《杜陵诗史》。故应在洪业说上再进一步，“两条支流”说应修订为“一条支流、上游（《分门集注》）下游（《补注杜诗》）”说。第二，《补注杜诗》成书时间与《草堂诗笺》颇为接近，但从两书“原创性”注文内容（就《草堂诗笺》而言指所谓“（蔡）梦弼曰”，就黄氏《补注杜诗》而言指“（黄）希曰”“（黄）鹤曰”）不相交涉来看，属于互不知情，未相引用。 （8）《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存卷十四——卷二十）。按，据笔者考证此书实际上是以黄氏《补注杜诗》为底本，既保留每诗“题下系年”，又进一步以“体下再分体”方式编纂而成[9]。 （9）宋末元初，署名刘辰翁评点、高崇兰编次《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按，此书注文主要采纳了蔡梦弼《草堂诗笺》、黄氏《补注杜诗》，编次以蔡梦弼本为主干，同时又遵从黄鹤系年辨证作了较大规模调整[10]。 综上所述，排在《草堂诗笺》之前的五种杜集宋注本中注文，皆为蔡梦弼注来源。在《草堂诗笺》之后的两种黄氏《补注杜诗》、署名刘辰翁评点、高崇兰编次《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的注文，前者大量承袭《草堂诗笺》之前的注本（主要是《分门集注》），后者大量承袭《草堂诗笺》之前的注本与《草堂诗笺》注文，两书的“原创性”注文只有黄希、黄鹤补注与署名刘辰翁批点。因此，考察《草堂诗笺》注文来源可以以现存全部杜集宋注本为基础，只要排除黄希、黄鹤补注与署名刘辰翁批点即可。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看待注家时间先后问题。笔者全部通读杜集宋注，发现从“十家注”“九家注”到“百家注”“千家注”，注家数量尚有一定增加，但“百家注”与“千家注”之间的注家数量基本没有变化（第一个称“千家注”的是黄希、黄鹤的《黄氏补千家集注纪年杜工部诗史》，此书较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注文仅多出黄希、黄鹤补注内容）。换言之，“百家注”之后的各种杜集宋注本注文多为因袭传承，注本成书时间的先后实际上不影响注文内容的增加与否，而“百家注”成书公认在《草堂诗笺》之前。从这个角度审视杜集宋注本，“百家注”之后真正增加的原创性内容，也就只有蔡梦弼注（包括蔡氏自注与蔡氏对其他注家注文的改写两种情况，说详下）、黄希、黄鹤补注与署名刘辰翁批点三种而已，[11]后两种成书时间确凿无疑在《草堂诗笺》之后。也就是说，考察《草堂诗笺》注文来源只需排除黄希、黄鹤补注与署名刘辰翁批点，即可以现存全部杜集宋注本为参照系，这与上述通过各本成书时间推测得到的结论一致。 二、《杜工部草堂诗笺》对其他注家注文的不同改写方式以《杜工部草堂诗笺》宋刻五十卷为底本，按照上述原则将其书全部注文与现存全部杜集宋注进行比对，可以找到《草堂诗笺》超过95%以上注文的相应归属，据此注明注文来源与改动情况。现在可以判定，《草堂诗笺》全部注文的来源与改动有三种基本规律： 第一，蔡梦弼完全照搬其他注家注文，仅将注家主名删去。《草堂诗笺》至少有一半的注文属于此类，只需补出被蔡梦弼删去的注家名即可。此种情况简单明确，不必赘言。 第二，蔡梦弼以其他注家注文为材料，按照不同体例进行剪裁拼合，形成内容上与原注基本一致、外部形态不同的新注文。 第三，专门标明为“梦弼曰”（梦弼谓、梦弼按、梦弼详考、余谓、余按、余详味）的注文。这类注文经过核验之后呈现两种结果，或为其他注家注文而为蔡梦弼攫为己有，或确为蔡梦弼原创。 下面阐述第二种情况。具体而言，蔡梦弼《草堂诗笺》以其他注家注文为材料，按照不同体例进行剪裁拼合，形成内容上与原注相近、外部形态不同的新注文，有六种类型（限于篇幅，每种类型仅举一例）： 1.分割合并。杜集宋注各家注本往往自有注释体例，《草堂诗笺》自成一家之言，当然要对所引用的各家注文按照本书体例加以统一。 如伪王洙注、赵次公注往往在一联两句之后出注文，而《草堂诗笺》则每句之下出注文，若要使用伪王洙注、赵次公注，则不得不将原注割裂，分属两句之下。如《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銮舆驻凤翔，同谷为咽喉”一联，伪王洙注：“《地理志》：凤翔府，扶风郡，隋置凤栖，寻改为麟游郡。同谷郡，今成州，晋仇池郡，汉下辨县，旧名武街城。”《草堂诗笺》将原注分为两截，关于“凤翔府”的注文列在“銮舆驻凤翔”句下，将关于“同谷郡”的注文列在“同谷为咽喉”下。又如《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堂五首》其二“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云”一联，赵次公注：“畏人在于江北之草间，旅食在于瀼西之云里，此公之自叹也。”《草堂诗笺》分别系于两句之下，一作：“自叹其畏人，居于江北之草间也。”一作：“自愧其旅食，寓于瀼西之云里也。”分割改写妥帖。最为典型的是师古注，往往在篇末统说诗意，《草堂诗笺》不得不将其割裂分属每句之下，其例甚夥[12]。如《题省中院壁》，师古注：“甫自赋归谒肃宗，肃宗授左拾遗，得通籍禁省。退食迟回违寸心，言老年仕宦，非其本心。况无忠言以补天子，无以报君恩之重，故云许身愧比双南金。”《草堂诗笺》以其中第一句注“腐儒衰晚谬通籍”，第二句注“退食迟回违寸心”，第三句前半句注“衮职曾无一字补”，后半句注“许身愧比双南金”。偶尔也有反其道而用之的情况，如《无家别》一首，题下师古注：“甫言无家者，盖言离别不成家计尔。”篇末又有师古注：“昔宣王中兴，劳来还定安集之，而鸿雁之民获安其居。今肃宗中兴，使民无家，而至于生无以养、死无以葬，其视宣王之安民，不亦厚颜乎！观甫诗，时政之美恶，皆可得而知也。”《草堂诗笺》将两条合为一条，置于题下注。再如《八哀诗》，伪王洙注叙述每一篇传主生平经历，散见于该篇各句之下，《草堂诗笺》将其汇总连贯成文，统一置于篇题之下，有提纲挈领之功，甚便读者。 2.调整次序。有些次序调整出于统一注释体例的考虑。其他注本往往以注家年代先后、注本成书时间早晚等标准排列注文，如《课伐木》序“我有藩篱，是缺是补，载截篠簜”句，《杜陵诗史》《分门集注》《补注杜诗》注文皆为：“王洙曰：‘《禹贡》：扬州篠簜。’郑卬曰：‘篠，先子切，小竹也。簜，徒党切，大竹也。’”伪王洙注在前，郑卬注在后。《草堂诗笺》一般先注难字读音及意义，再注引文出处，即如俞成《校正草堂诗笺跋》所说“其始考异，其次音辨，又其次讲明作诗之义，又其次引援用事之所从出”，故将注文调整为郑卬注在前，伪王洙注在后，以统一体例，其例甚夥。 当然，《草堂诗笺》对原注次序的调整也有不恰当的时候。如《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周行独坐荣”，伪王洙注：“《诗》：置彼周行。笺云：周之列位也。《后汉》：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时英乂为中丞。”由诗句“周行独坐荣”可以看出，伪王洙注是严格按照诗句语词的出现顺序进行注释，即《诗》对应“周行”，《后汉书》对应“独坐”，介绍郭英乂任职中丞对应“荣”。《草堂诗笺》调整为：“《诗·卷耳》：置彼周行。独坐，美英乂为御史中丞也。《后汉·宣秉传》：秉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草堂诗笺》将伪王洙注原来的三个意义段落，“1《诗》—2《后汉书》—3介绍郭英乂史实”，调整为“1—3—2”。这一调整打破了伪王洙注合理对应诗句语序的意义解释链条，毫无必要。 3.删削内容。对繁芜文字的删除，如果无损读者对诗歌文本的理解，是可取的。如《收京三首》其一“妖星带玉除”句，伪王洙注：“《晋·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棓，四曰地枪，五曰天搀，六曰蚩旗，七曰天冲，八曰国星，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欃彗，十二曰五残，十三曰六贼，十四曰狱汉，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锋，十七曰烛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长庚，二十曰四填，二十一曰地维。曹子建曰：凝霜依玉除。除，阶也。《说文》曰：除，殿阶也。《西都赋》曰：玉除彤庭。”《草堂诗笺》一言以蔽之：“《晋·天文志》：妖星二十有一。《说文》：除，殿阶也。”但是某些时候对注文删削幅度过大，会丧失可与诗歌文本进一步互动的历史细节，未必适当。如《同谷七歌》“扁舟欲往箭满眼”句，赵次公注：“《资治通鉴》载：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楚。九月，称南楚霸王。九月甲午，张嘉延袭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走。澧、朗、郢、峡、归等州官吏闻之，争潜窜山谷。按《通鉴目录》：是年八月甲午朔。则此九月当是甲子朔。其下又载戊辰事，则甲子乃初一日，而戊辰乃初五日，又岂误甲子为甲午邪？今《七歌》有曰枯树，有曰木叶黄落，则秋时之作，乃闻此荆南之乱矣。”时间考辨精确，有心的读者如果能与杜甫稍后出发经秦岭赴蜀的时间相联系，还可以发现两者吻合无间。而《草堂诗笺》仅保留：“按《资治通鉴》：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删削分寸颇可斟酌。 4.串讲发挥。《草堂诗笺》常在原注基础上做进一步串讲发挥。如《遣遇》“渔夺成逋逃”句，伪王洙注：“奸黠吏也。渔，如渔猎然。不以法也。逋逃，走窜也。”《草堂诗笺》将其串讲为：“渔夺，谓侵夺如渔猎然，不以法也，所以下户皆走窜也。”又如《鹿头山》“俯见千里豁”句，伪王洙注：“自秦入蜀，山岭重复，极为险阻。及下鹿头关，东望成都，沃野千里，葱郁之气乃若烟霞霭然。”《草堂诗笺》改写为：“甫望成都，如饥渴之欲饮食。及至鹿头山已断绝，下视成都，沃野千里，豁然舒怀，甚慰其饥渴之望也。”对杜甫写作时心态作了设身处地发挥。 5.拆散拼接，裁以己意。第一种方式是对多家注文简单拼合、略作裁剪。如《泛江》“方舟不用楫”句，赵次公曰：“方舟，并船也。字出《尔雅》。”大临曰：“随流也。”《草堂诗笺》合二注为一句：“谓并船而随流也。” 第二种方式，是在异文校勘或意义训释上择善而从。如《怀锦水居止二首》其二“万里桥西宅”句，伪王洙注：“甫之草堂在浣花万里桥之南，地有百花潭。”赵次公注：“旧本作‘桥南’，非是。公诗‘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北即沧浪’。”《草堂诗笺》征引伪王洙注的同时，也采纳了赵次公的校勘意见，将伪王洙注“南”改为“西”，最终呈现为：“西，一作南，误也。甫之草堂在浣花万里桥之西，地有百花潭。” 第三种方式，是以一家注文对另一家注文加以更深入的说明，类似为注作笺。如《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间道暂时人”句，《草堂诗笺》注：“言伺间隙之道而行。不敢保其性命也。《班超传》：从间道到疏勒。”第一句、第三句为伪王洙注，第二句为师古注。《草堂诗笺》将师古注“不敢保其性命也”置于伪王洙注“言伺间隙之道而行”之后，是为了说明何以“从间道归”即为“暂时人”，以师古注为伪王洙注之郑笺。又如《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六“宫闱不拟选才人”句，伪王洙注：“唐制：才人正二千石。”赵次公注：“此篇喜诸节度入朝。所谓节度者，河北之地也。既喜其入朝，却防其媚悦而献佳丽，故预以为戒。古诗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才人，宫中之爵号。”按照时序，伪王洙注在赵次公注之前，《杜陵诗史》《分门集注》《补注杜诗》皆遵循这一顺序。但《草堂诗笺》将赵次公注挪到王洙注之前，变为：“此篇喜诸节度入朝。所谓节度者，皆河北之地，既喜其入朝，却防其媚说而献佳丽，故预以为戒也。才人者，宫中之爵号也。唐制：才人正二千石。”这一调整使得伪王洙注在意绪上承接赵次公注，为赵次公注作了进一步的制度性补充说明，可谓顺承得法，帮助读者更好理解注文意义层次。比较复杂的情况，如《送樊二十三侍御汉中判官》“君行立谈际”句，《草堂诗笺》注：“汉中系荆湖南路伯长也。南伯，乃南方诸侯之长，即汉中主将是也；从事，乃幕府内之属官，指樊判官也。今主将、判官相投俱贤，此行谋事有成功，只在立谈之间，可收其効也。或曰，南伯与从事俱贤，相投只在立谈之间耳。”第一、第三句是师古注，第二句、第四句是赵次公注。蔡梦弼拆散二注加以交叉穿插，意图是以第二句赵次公注解释第一句师古注的“南路伯长”，再以第四句赵次公注说明第三句师古注的意见之外还有另一种理解。二家注文经过蔡梦弼剪裁，内容上相互补充，契合无间。 第四种方式，是对注文全部采纳，但其间插入蔡梦弼自己对注文的进一步解释，或对疏漏之处所作的辨正。前者如《北征》“宣光果明哲”句，鲁曰：“周宣王、汉光武也。”《草堂诗笺》增补说明为：“谓周宣王、汉光武皆中兴之主，以喻肃宗明断，再造唐室也。”语义更清楚。后者如《哀江头》“昭阳殿里第一人”句，《草堂诗笺》注：“李白诗有曰：汉宫谁第一，飞燕在昭阳。喻杨贵妃也。梦弼谓：昭阳本赵飞燕女弟，得幸为昭仪，居昭阳。今李太白以为飞燕居昭阳，误矣。《后汉·孝成赵皇后传》：飞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倢伃，贵倾后宫。乃立倢伃为皇后。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自后宫未尝有焉。”按，李白诗句与《后汉书·赵皇后传》皆为伪王洙注，《草堂诗笺》加入“梦弼谓：昭阳本赵飞燕女弟，得幸为昭仪，居昭阳。今李太白以为飞燕居昭阳，误矣”一句，以辨正李白诗对赵飞燕故事的误读。 6.覆核出处，补充原文。现存杜集宋注本多为坊本，基本以前人注本注文为唯一材料，很少有覆核原文出处的情况，这其实也是古代集注本的一般通例。但笔者发现《草堂诗笺》的集注会笺往往会覆核原文出处，较之他本更觉严谨。如《北征》“靡靡踰阡陌”句，伪王洙注：“靡靡，犹迟迟也。《诗》：行迈靡靡。”此条注文各本如《杜陵诗史》《分门集注》《补注杜诗》等皆同。《草堂诗笺》注：“《诗·黍离》：行迈靡靡。毛苌《传》：靡靡，犹迟迟也。”点明《诗》篇名与毛《传》来源。又如《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如渑之酒常快意”句，伪王洙注：“《左传》：有酒如渑。”《草堂诗笺》注更全面清楚：“《左氏传·昭公十一年》：晋侯以齐侯宴投壶，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杜预注：渑水出齐国。”《草堂诗笺》在覆核原文出处的基础上，还能修订他本注文的不确之处。如《秋兴八首》其三“日日江楼坐翠微”句，赵次公注：“山欲上，曰翠微。”《草堂诗笺》注：“山未及上，曰翠微。”按，《尔雅》原文正作：“山未及上，翠微。”蔡梦弼注较赵次公注更准确。 比较有趣的是，考辨注文出处还时能窥见蔡梦弼做注时覆核群书、左右逢源的情境。如《诸将五首》其四“越裳翡翠无消息”句，《草堂诗笺》注引《异物志》曰：“翠鸟形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覆核全部杜集宋注本，此句未见任何注家征引，当为蔡梦弼自注。那么蔡梦弼如何获得此条自注的文献来源呢？再看下句“南海明珠久寂寥”，《草堂诗笺》用伪王洙注：“交趾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按，此句注文源出《后汉·贾琮传》。覆按《后汉书》，《贾琮传》此句之后恰引《异物志》“翠鸟形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为注。可以推想，蔡梦弼是在覆核“南海明珠久寂寥”句伪王洙注所出之《后汉书》时，注意到《异物志》文句，遂将该文句用于注释“越裳翡翠无消息”句。也就是说，蔡梦弼之能引及《异物志》作为自注，乃因覆核伪王洙注文出处使然。 三、所谓“（蔡）梦弼曰”注文真相蔡梦弼对其他注家注文的承袭与改写，过去未能得到澄清，因此《草堂诗笺》的单注本外貌形态极易误导读者。第一个被误导的是宋元之际署名刘辰翁批点、高崇兰编次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此书作为误读“蔡梦弼注”的源头（误读的祸首当然应该归咎于《草堂诗笺》自身），又不幸在元、明两代成为最流行的杜集注本，谬种流传，往下影响到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等清人“集大成”注本，因此有必要予以廊清。 1.《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所引“（蔡）梦弼曰”真相。《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中的“（蔡）梦弼曰”近八百条。笔者将它们全部予以比对辨证，标识为四种情况：一，凡属蔡梦弼注，曰“是”[13]。二，非蔡梦弼注，曰“非”，并注明原注家主名。三，《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所引“梦弼曰”注文，常将“梦弼曰”与其他注家注文不加判别、交错为文，凡遇此类情况，则一一辨证，逐句标明是非。四，《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引作“梦弼曰”，而不见于《草堂诗笺》，曰“《草堂诗笺》无此注文”。限于篇幅，各举一例如下： 第一种情况，如《登兖州城楼》。梦弼曰：公父闲尝为兖州司马，公时省侍之，故云趋庭。是时张玠亦客兖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是。） 第二种情况，如《兵车行》。梦弼曰：《隋·西域传》：吐谷浑城在青海西四十里。（非。【王彦甫注】。）《唐·哥舒翰传》：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非。【（伪）王洙注】。） 第三种情况，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梦弼曰：廉颇，赵之良将，伐齐攻魏，皆破之。（是。）《襄四年传》：魏绛劝晋侯和戎有五利。（非。【（伪）王洙注】。）吐蕃本西羌属，散处河、湟、江、岷间。（非。【师古注】。）以翰兼河西节度使，欲其收复之。（非。【赵次公注】。） 第四种情况，如《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过字》。梦弼曰：白水县属左冯翊，同州舅氏崔十九翁时为白水县尉。（按，《草堂诗笺》未见此条注文。） 最终结果：完全属于蔡梦弼自注者，计三百四十三条。完全不属于蔡梦弼自注者，计一百九十七条。由蔡梦弼自注与其他注家注文参合而成者，计一百七十七条。标明蔡梦弼注却未见于宋本《草堂诗笺》者，[14]计六十四条。[15]清代一系列“集大成”杜集注本或间接通过《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影响[16]、或直接受到《草堂诗笺》影响，对“梦弼曰”的使用从未加以甄别，谬误流传，今后在使用这些注本时凡涉及“梦弼曰”注文，在三百四十三条之外者，皆属误用，这里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另外附带说明一个问题，《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成书于宋、元之际，从时间上推断，使用宋本五十卷系统《草堂诗笺》而非后来流行的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元本的可能性高。现在我们还可以用证据坐实这一判断。如元本、古逸丛书本《草堂诗笺》有题作《送许八拾遗归江宁》一诗，全诗无注文，而宋本题目作《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自题目到诗句皆有注文。《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诗题、注文全与宋本同。其他篇章如《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留花门》《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偪仄行》《题郑十八著作丈》《端午日赐衣》《夏日叹》《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注文，皆同此例。这些诗例有力地证明了《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所用底本为宋本五十卷系统《草堂诗笺》。 2.《草堂诗笺》所谓“（蔡）梦弼曰”真相。如果说，《草堂诗笺》貌似单注本的形态是导致《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无意“误认”的原因，《草堂诗笺》《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双方都还有各自无辜地表明“没想到会这样”“没想到是这样”的余地。那么，还有一批《草堂诗笺》特地标明“梦弼曰（梦弼谓、梦弼按、梦弼详考、余谓、余按、余详味）”注文，经过比对，可以确定它们属于确凿无疑的蔡梦弼“冒认”。换言之，《草堂诗笺》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注文完全承袭前人注文而删去注家主名；但同时毕竟尚有接近一半的注文，蔡梦弼基于“集注会笺”体例作出了改写，这部分注文删去注家主名有一定合理性；这两部分注文合为一书，为统一体例计，故皆不录注家主名，似乎尚可自圆其说。那么对于新发现的这一批直接承袭前人注文、并未作出改写的注文，《草堂诗笺》专门拈出署明“梦弼曰”，以强调它们的原创性，恐怕不甚合适。这批注文被后世注家引用，从未引起怀疑，将它们拈出并判定归属，有利于对《草堂诗笺》的合理利用。“冒认”主要集中针对赵次公、师古两家注文，可能因为这两家注文较多发挥个人读解心得，而这些心得颇为蔡梦弼所认同欣赏，故攫为己有。 对赵次公注的冒认。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行歌非隐沦”句，《草堂诗笺》注：“梦弼按：《列子·天瑞篇》：林类年且百岁，行歌拾穗。张湛注：古之隐者也。”又如《曲江对雨》“何时诏此金钱会”，《草堂诗笺》注：“余按：《剧谈录》载：开元中，都人游赏曲江，盛于中和、上巳节。即锡宴臣寮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推此则谓赐金钱为宴也。”其实这两条都是赵次公注，蔡梦弼加上“梦弼按”“余按”，攫为己有。再如《收京三首》其一“聊飞燕将书”句，赵次公注：“言京师不劳兵战而车驾可复止，若鲁仲连飞书而聊城自下耳，所以见收复之易也。”蔡梦弼改为：“余谓此以言京师不劳兵战而车驾可复有，若鲁仲连之飞书于燕将而聊城自下也。”如《陈拾遗故宅》“彦昭超玉价”句，赵次公曰：“赵彦昭以权幸进，然必有才智者，故以‘超玉价’言之。”蔡梦弼改为：“余谓彦昭既以权幸进，然必有才智者，故诗以‘超玉价’言之也。”两条皆略作改动，未变原义，却用“余谓”二字化为己出。又如《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舍人先世掌丝纶》，题下赵次公注：“贾至，曾之子。曾于睿宗末年及开元初再为中书舍人，后与苏晋同掌制诰，皆以文辞称，时号苏、贾焉。玄宗幸蜀，时至拜起居舍人。帝曰：‘昔先帝诰命，乃父为之辞，今兹命册，又尔为之。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谓继美矣。’故云。”蔡梦弼抹去赵次公之名，写作“考诸史氏”，似乎自己有勾稽考证两《唐书》及唐代史籍之功，其实并无。《观薛稷少保书画壁》“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句，赵次公注：“稷所书慧普寺碑上三字，字方径三尺许，笔画雄劲。然公于《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龙盘弩肉倔强’，是言八分及草书之缠纠，然后可言有蛟龙之势也。然稷三大字乃眞书，其势岂若蛟龙耶？余尝到庆寿寺观之，三字之傍有贔屭缠捧，乃龙蛇岌相缠也。诗人道实事，为壮观之句耳。”《草堂诗笺》作：“稷所书惠普寺碑三字，字方径三尺许，笔画雄劲，今在通泉县庆寿寺聚古堂，观其所书三字之傍，有贔贔缠捧，乃龙蛇岌相缠也。”蔡梦弼很细心地将“余尝到庆寿寺观之”一句删去，以灭赵次公注之痕迹。他如《遣愤》“雷霆可震威”句注、《杜鹃诗》“重是古帝魂”句注、《寄董卿嘉荣十韵》“自是一嫖姚”注、《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历块匪辕驹”句注、《水宿遣兴奉呈群公》“登桥柱必题”句注、《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枪垒失储胥”句注、《哭李常侍峄二首》其一“寒山落桂林”句注、《忆昔行》“辛苦不见华盖君”句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逓呈苏涣侍御》“入怀本倚崑山玉”句注、《别董頲》“南适小长安”句注，所谓“梦弼谓”、 “梦弼详考”“梦弼按”“余按”“余谓”“余详味此诗”云云，实际皆为赵次公注。 对师古注的冒认。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王翰愿卜隣”句，《草堂诗笺》注：“梦弼谓：唐李邕有才名，后进想慕，求识其面，以至道途聚观，传其眉目有异。唐王翰，文士也，杜华尝与游从。华母崔氏云：‘吾闻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为邻。’盖爱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当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也。”[17]《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草堂诗笺》有题下注：“梦弼谓：时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为东府。窦公以御史出检校诸州军储器械，得以便宜入奏，甫作此以赠之。”《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听曲低昂如有求”句，《草堂诗笺》注：“梦弼谓：自此己上既陈宴乐之兴，故下章遂有警戒之辞。盖乐极则继之以悲也。乐不可过，诗人戒之。”考《杜陵诗史》《分门集注》《补注杜诗》，以上三例皆为师古注。又如《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更洒杨朱泣”句，师古注：“甫遭穷途，至于东西南北，了无定居，安能免其挥泪乎！”蔡梦弼于句首加“余谓”二字，化为己出。如《奉赠王中允维》“一病缘明主”句，师古曰：“甫自言得肺疾只缘思君也。”《草堂诗笺》注：“鲁訔云：维在贼时，以药下痢，阳瘖。予谓非也，盖甫自言其因思君之故而得肺渴之疾也。”蔡梦弼加上 “予谓非也”，似乎接下来的反驳意见出于自己原创，其实是来自师古注。他如《述古三首》其二“市人日中集”篇末注、《伤春五首》其三“星辰屡合围”句注、《登楼》“玉垒浮云变古今”句注、《春日江村五首》其五“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两句注、《宴忠州张使君侄宅》“自须游阮舍”句注、《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其三“挥金应物理”句注、《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无心云母屏”句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服食刘安德业尊”句注，所谓 “梦弼曰”“梦弼谓”“余按”云云，其实皆为师古注。 对其他注家注文的冒认情况很少。如《奉待高常侍》“汶上相逢年颇多”句注，所谓 “予按”者，以及《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酒忆郫筒不用沽”句注，所谓“梦弼谓”者，据《杜陵诗史》《分门集注》《补注杜诗》引作“（杜）修可曰”，而所谓杜修可注（又或称杜时可注），研究者公认即杜田《补遗》注文的异称。 3.真正“蔡梦弼注”的价值。其他注家注文归属既明，蔡梦弼自注的真实面目也就显露。以下试举数例，以说明其价值。 蔡梦弼自注或能取证广博，考论细密，最便理解。如《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注：“良家子，谓陕西民户团结精于驰射者，非召募之兵也。”此以宋代情况揆之唐时而论，甚便当时读者。又如《送裴二虬作尉永嘉》题下注：“此篇当次于天宝之初。考之裴虬以天宝干戈前尉永嘉，蒋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铭，乃永泰元年李阳冰篆，李莒八分书，而裴虬作铭。铭曰：峥嵘怡亭，盘薄江汀。势厌西塞，气涵东溟。风云自生，日月所经。众木成幄，群山作屏。故予逃世，于此忘形。’诗人刘长卿《过虬郊园诗》曰：郊原春欲暮，桃李落缤纷。何处寻芳草，留家寄白云。又浯溪观唐贤题名有：河东裴虬，字深原。大历四年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甫流落楚蜀时，虬为道州刺史。按集其在长沙有《得裴道州手札诗》，又有《裴二端公虬旋凯道州诗》是也。”考证细致，并引及本朝人论点，超出了一般性注本仅就前人注文辗转传钞的水准。再如《万丈潭》“削然根虚无”句，注：“却立，谓退则阻石，而两山壁立相对如削成然，而攒乎清虚也。时甫寓同谷不盈月。按郑鸿尝有咏公同谷茅茨曰：‘工部栖迟后，邻家太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继，全生此地孤。孤云飞鸟付，空勤旧山隅。’鸿曰：‘万丈潭在公宅西，洪涛苍石，山径岸壁如目见之。’”提供实地考察的文献，引证亲切，如在目前。 又或能纠正他家注本之误。如《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严八使君两阁阁老五十韵》“苍茫城七十，流落剑三千”一句，《草堂诗笺》注：“苍茫城七十，谓禄山反，河北十余郡皆弃城而走也。剑指蜀之剑阁，言玄宗幸蜀流落，有三千里之远也。或引《庄子》赵孝文王有剑客三千余人，误矣。”按，诸家皆引《庄子》“剑客三千”，蔡梦弼注独异众说，并指出诸家注皆误，最为有见。又如《万丈潭》“清溪含冥漠”，注：“按，唐咸通十四载，西康州刺史赵鸿刻公万丈潭诗曰：‘清溪含冥漠，倒影垂澹濧。出入巨爪碍，何当暑天过。’今本写讹，当以赵本为证。”用石刻资料正误，尤为难得。 又或独得妙解，启发后来注家。如《示从孙济》“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注：“竹以喻父，萱以喻母。男正位于外，故堂前父之所居，女正位于内，故堂后母之所居。萱草已死，言杜济之母已丧矣。竹枝不蕃，兄弟譬则连枝，言杜济之父所存者独甫，兄弟无人，此序济已丧父母，惟叔父甫在为至亲也。无以数来为嫌，盖讥同姓之恩刻薄，于至亲者尚然，况疏者乎？”按，浦起龙《读杜心解》称：“济或年少孤孑。”或受蔡梦弼此注启发。又如《徒步归行》“白头拾遗徒步归”，注：“甫贫甚，官卑只衣绿袍，是时马贵不能办，是以徒步归家也。”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引钱谦益笺曰：“旧书：至德二载二月，上幸凤翔，议大举收复两京，尽括公私马以助军。时当括马之后，故云‘不复能轻肥’也。”此后研究者对杜甫还家羌村之际徒步、借马事亦多有讨论，蔡梦弼注已导夫先路。 四、结论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是最著名、被后世利用最多的杜集宋注本之一，此书优点明显，一方面既是杜集宋注中最晚出的两种集成性注本之一（另一种是黄氏《补注杜诗》），另一方面又因其“编年本”属性可以视为杜集宋注的最佳读本。但对它的利用具有两大隐患，即《草堂诗笺》流行的四十卷加“补遗”十卷本编次紊乱，注文直接承袭或改写前人注文而抹去注家主名。如果要消除使用《草堂诗笺》的隐患，发挥其“编年”“会笺”优势，在选择并恢复宋刻五十卷系统为底本之外，还必须将它的全部注文置于现存全部杜集宋注进行逐句比对考辨，此书掩去注文来源、改写甚至个别“冒认”注文等情况对后世杜集注本的影响也就得到厘清。现在可以对《草堂诗笺》注文的基本情况作如下结论：第一，至少有一半的注文完全承袭前人注。第二，接近一半的注文是以前人注文为材料、基于某些体例进行改写，大部分改写没有增加新的实质内容，但也有相当部分改写有覆核原文出处、删汰繁芜、裁断发挥之功。第三，少数标明“梦弼曰”的注文属于冒认前人注文，这部分“冒认”已经全部载于本文。第四，上述三种情况之外的其他注文基本可以归属为蔡梦弼自注，这部分注文约占全部注文10%以内[18]，真正的蔡注自有其价值与影响。 以宋刻五十卷系统为底本，经过上述注文斠证工作，最终完成的《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刊）使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从此可以正常使用，对杜诗宋注的利用将因此更进一步。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研究品牌计划”项目“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校证”（项目编号17XNI00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最新的代表著述是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统审《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与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2]参见曾祥波《蔡梦弼〈草堂诗笺〉整理刍议——兼议最早两种宋人杜诗编年集注本之优劣》（《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按，五十卷系统宋本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合并两馆所藏，影印出版《草堂诗笺》两函十七册四十八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所引《草堂诗笺》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3] 2018年5月末上海图书馆清点本部未编古籍书库，发现了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一册，为卷二〇、卷二一，从钤印“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看为清初藏书家季振宜所藏，与“中华再造善本”所据之国家图书馆藏本正是同一部。按，此二卷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所藏含有同样两卷的宋本属同一版本系统，两本皆为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五字，四周双边，间有左右双边，行款格式及内容一致。 [4]参见洪业撰，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附录二《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5]成书年代判断，参见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修订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册，第1－3页。 [6]按，《九家集注杜诗》零星遗存的“伪苏注”属于郭知达删除之后的遗漏，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门类增广集注杜工部诗》及《杜陵诗史》中“伪苏注”大量存在、相当显著的情况不同，故洪业《杜诗引得序》以此为判断诸书先后形成年代的证据，最为合理。笔者同意洪业说。 [7]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二“（郭知达）《新刊校正集注杜诗》三十六卷”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8]参见《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附录二《杜诗引得序》，第270页。 [9]《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仅有题下系年小字注文，注文简单，格式统一，如“《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大历五年”，此皆为承袭《补注杜诗》黄鹤系年注。详细情况，参见曾祥波《杜集宋本编次源流考论——兼论〈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成书渊源及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4期）。 [10]参见曾祥波《论宋代以降杜集编次谱系——以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编次的承启为转折》，《国学学刊》2016年第1期。 [11]《九家集注杜诗》中有一部分“新添”注，过去认为可能出自郭知达、属于“百家注”之后增加的原创性内容。这部分注文笔者也与《杜工部草堂诗笺》以及其他现存宋注本注文进行过比对，它们多属于有明确注家名的注文，并非郭知达原创。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如《绝句》“高楼鼓角悲”注：“唐李绰《岁时记》：三月上巳，始有锡宴群臣于曲江。倾都人物于江头禊饮踏青。”这条注文，《九家集注杜诗》标作“新添”，《门类增广十注杜诗》引作“杜云”，《杜陵诗史》《分门集注》《补注杜诗》引作“修可曰”。换言之，此注属于杜田《补遗》（杜修可、杜时可是杜田的讹称），而杜田注是《九家集注杜诗》据为来源的“九家”之一。这条注文显然不属于郭知达原创。另外，标明“新添”字样的注文，最早已经见于《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门类增广集注杜工部诗》，为数不少，而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出自《增广十注》（即《门类增广十注》的前身），这一点自洪业提出后基本为学界公认，所以《九家集注杜诗》中的“新添”注文出于郭知达原创，这一说法应被谨慎对待。 [12]因有助于师古注辑佚，列于此以便读者：《入奏行》《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㯶拂子》《阆州东楼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县》《述古三首》其二、《登楼》《喜雨》“春旱天地昏”、《破船》《赠别贺兰銛》《自平》《西阁曝日》《忆昔二首》其二、《晚登瀼上堂》《李潮八分小篆歌》《写怀二首》《可叹》《送高司直寻封阆州》《锦树行》《赤霄行》《寄裴施州》《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王兵马使二角鹰》《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哭韦大夫之晋》《醉歌行赠公安顔少府请顾八题壁》《忆昔行》《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解忧》《宿凿石浦》《早行》《次空灵岸》《宿花石戍》《早发》《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奉酬寇十侍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寄李十四员外布十二韵新除司议郎万州别驾虽尚伏枕已闻理装》《长沙送李十一衔》《奉赠卢五丈参谋琚》《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奉赠李八丈判官曛》《奉寄河南韦尹丈人甫弊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别董頲》《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别张十三建封湖南观察使韦之进辟参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湘南亲友》《幽人》《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侧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肩舆江浦忽访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内余请诵近诗肯吟数首才力素壮词句动人接对眀日忆其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赋八韵记异亦记老夫倾倒于苏至矣》《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咏怀二首》《酬郭十五判官》《白鳬行》《朱凤行》《衡州送李大夫赴广州》《清明》《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等。 [13]考辨《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所引“梦弼曰”是否属于蔡梦弼注之辨证，重在其是否为《杜工部草堂诗笺》删去注家主名所误导。因是之故，凡其他注家只言片语之注，虽出处早于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然蔡氏进而有考核原书、张大其文、便于阐说之功，并认定为“梦弼曰”。如王洙注仅曰“事见《禹贡》”，而《杜工部草堂诗笺》注文作“《尚书·禹贡》曰云云。孔颖达《正义》曰云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引作“梦弼曰：《尚书·禹贡》曰云云。孔颖达《正义》曰云云”，则判定为“是”。 [14]不见于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之注文，有极个别见于元本及“古逸丛书”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后者有改动孱入情况，故不计入。 [15]《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中“（蔡）梦弼曰”近八百条的全部比对考辨结果，参见笔者撰《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附录一《署名刘辰翁批点、高崇兰编次〈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引“梦弼曰”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刊）。 [16]洪业《杜诗引得序》认为：“朱（鹤龄）固未尝有蔡（梦弼）本也。彼昔殆误认《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如明昜山人本者之流，因其中有蔡氏跋，又载‘梦弼曰’甚多，遂以为是蔡氏书耳。……朱本次诗乃依违于《集千家注》本与钱（谦益）本之间。”（《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附录二《杜诗引得序》，332－333页）洪业此说有理，笔者曾逐一比对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编次，其书虽号称采用《草堂诗笺》的鲁訔编次，然凡有《草堂诗笺》编次与《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编次不同者，朱鹤龄基本遵从后者编次，足见其实际使用的底本正是《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参见曾祥波《论宋代以降杜集编次谱系——以高崇兰编、刘辰翁评点〈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编次的承启为转折》，《国学学刊》2016年第1期）。 [17]署名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此条引作“（王彦）辅曰”。按，成书于政和三年（1113）的王得臣（彦辅）《杜工部诗增注》是最早的宋人杜注之一，而师古注常有源于更早注家注文的情况，此条很可能最初出于王彦辅注，后为师古注吸收。 [18]有少部分从体例、辞气、上下文连属关系等角度看，明显属于其他注家注文，但由于这些注文未见于其他杜集宋注本的明确标识，故暂阙注家名，如《草堂诗笺》全书第一首《游龙门奉先寺》“欲觉闻晨钟”句，《草堂诗笺》注：“觉，居效切，寤也。”据《杜陵诗史》《分门集注》《补注杜诗》皆可知此条为“郑卬曰”。同诗下一句“令人发深省”，《草堂诗笺》注：“省，悉井切，悟也。”此条同为“郑卬曰”的可能性极大，但现存全部杜集宋注本中没有此条注文及其注家归属，故只能存疑不加标识。 注：本文发表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20年第2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曾祥波老师授权发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