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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溪藏》刊刻事项汇考 王传龙 王传龙，山东诸城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哲学。 内容摘要：关于《思溪藏》的刊刻因缘，包括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主要主持者等等，仍有许多被学者广泛接受的观点存在讹误。本文将证明思溪圆觉禅院并非《思溪圆觉藏》的雕刊地，而首任主持怀深虽然列名刊记之中，但对于经藏的雕刊工程几无贡献，真正的劝缘者是净梵和尚。《思溪圆觉藏》的开雕时间应当在大观四年（1110）之前，完工于绍兴二年（1132）四月，前后历时二十余年。《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即为《思溪藏》最初的入藏目录，元伟不仅是此目录的编集者，也是圆觉禅院实际的建立者。而《思溪资福藏》是一个伪命题，资福禅寺从未参与过《思溪藏》的补板与增刻。 关键字：思溪藏，圆觉禅院，圆觉藏，资福藏，怀深
清末杨守敬从日本购回一部虽有残缺但基本完整的《思溪藏》，从此该种宋刊《大藏经》正式进入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思溪藏》在中国已失传很久，仅有残篇断纸流传，但在日本各地仍留存有多部，而且对应目录也有《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以下简称《圆觉目录》）与《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以下简称《资福目录》）两种。《资福目录》比《圆觉目录》多出五十一函，而两者经卷形态又在若干处有所区别，故早期学者多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大藏经》，将前者称为《思溪资福藏》，后者称为《思溪圆觉藏》。经王国维、何梅、李际宁等若干学者的研究，证明两种不同目录的《大藏经》同出一源，“《思溪资福藏》确为《思溪圆觉藏》的补版，两藏原本一版，只是时间交替，寺院更名，经版亦经过多次补刊，然而整体只有原来的一副经版”。[1]此结论证据确凿，将《思溪藏》的相关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意味着已经厘清了该藏主要的刊印脉络。经笔者研究发现，关于《思溪藏》的刊刻因缘，包括刊刻时间、刊刻地点、主要主持者等等，仍有许多被学者广泛接受的观点存在讹误。笔者不揣浅漏，拟对《思溪藏》的相关问题加以考辨，尚祈各位方家予以斧正。 一、思溪圆觉禅院并非《思溪圆觉藏》的雕刊地 由于《圆觉目录》题为“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历来学者都想当然地认定《思溪圆觉藏》的雕刊地点在思溪圆觉禅院，而经卷中现存的刊记似乎更“坐实”了这一判断。据日本京都南禅寺所藏《长阿含经》卷二十二卷首刊记云： 大宋国两浙路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村居住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同妻恭人严氏，弟忠翊郎永锡、妻顾氏，侄武功郎冲允、妻卜氏，从义郎冲彦、妻陈氏，男迪功郎冲元、妻莫氏，保义郎冲和、妻吕氏，与家眷等，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利乐法界一切有情。谨发诚心，捐舍家财，开镂《大藏经板》总五百五十函，永远印造流通。绍兴二年四月日谨题。 雕经作头李孜、李敏； 印经作头密荣； 掌经沙门法己； 对经沙门仲谦、行坚； 干雕经沙门法但； 对经慈觉大师静仁、慧觉大师道融、赐紫修敏； 都对证湖州觉悟教院住持传天台祖教真悟大师宗鉴； 劝缘平江府大慈院住持管内掌法传天台教说法大师净梵、 劝缘住持圆觉禅院传法沙门怀深。 另一则刊记见于《观所缘缘论》卷尾，与此文字大致相同，仅印经作头、掌经沙门人名分别为金绍、觉清，而最末一行作“都劝缘主持圆觉禅院传法慈受禅师怀深”。这两则刊记最末的都劝缘（劝缘）均为圆觉禅院的住持怀深，与《圆觉目录》的题名可相互印证，而且由于现存《思溪圆觉藏》经卷上方偶有“圆觉藏司自纸版”的戳记，部分学者从而推论圆觉禅院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圆觉藏司”，以便营办雕刊《大藏经》之事，亦即上述刊记中“全套班子的总称是圆觉藏司”。[2]概言之，《思溪圆觉藏》的主要捐资者为王永从，雕刊地点为圆觉禅院，实际总揽其事者为怀深，这些都是被学者们（譬如李际宁、何梅等）所普遍认定的事实。何梅还对怀深的行迹进行了考证，并得出结论：“怀深成为圆觉禅院的第一任住持，亦是《圆觉藏》开雕的都劝缘者，……由于怀深禅师于建炎元年七月底才离开慧林禅寺，故禅师来至圆觉禅院并筹备开雕《圆觉藏》一事。”[3]但若细读刊记文字，其中并未言明刊刻地点为圆觉禅院，而其他劝缘、对经、都对证等人也并非圆觉禅院僧人。前辈学者既预先认定《圆觉目录》题名中的“思溪圆觉禅院”为雕刻之地，于是在解读相关材料之时就出现了谬误，由此产生的推论越多，相去事实也就越远。据笔者考证，思溪圆觉禅院并非《思溪圆觉藏》的雕刻之地，而只是经板的收藏之地，而怀深虽然列名刊记之中，但对于《思溪圆觉藏》的雕刊工程几无贡献，仅仅是挂名而已，真正的劝缘者另有其人。 何梅等学者之所以会认定怀深是雕刊《思溪圆觉藏》的主持者，主要是受以下两条记载所干扰：其一，民国《吴兴丛书》本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三云：“圆觉禅院在思溪，宣和中土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弟崇信军承宣使永锡创建，赐额为慈爱和尚道场。寺有塔十一层，及有藏经五千四百八十卷，印板作印经坊。”[4]何梅、李际宁在引用此条材料时皆将“土人”径改为“士人”，但后文既有“密州观察使”等官衔，自然不必重复注明“士人”。实则因王永从居住于归安县松亭乡思村，即思溪当地人，故谓之“土人”。其二，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云：“宋崇信军承宣使王公永从，宣和间仕于朝。慈受深禅师时住慧林，永从暇日数与之游，而咨决心要。间语及有为因果，禅师言：‘起塔之功德最胜。盖舍利所在，则为有佛也。’永从既谢事而归，则舍家造寺建塔，迎禅师为之开山。其后永从子孙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而寺遂废。”[5]两条材料相互印证，则“慈爱和尚”当即“慈受和尚”之讹，亦即慈受怀深禅师。民国《吴兴丛书》本《（嘉泰）吴兴志》所据底本为清人自《永乐大典》所辑之传抄本，笔者复核《永乐大典》，此条原文正作“慈受”而非“慈爱”。[6]怀深禅师既是圆觉禅院的开山祖师，该寺又被赐额为“慈受和尚道场”，兼之“印板作印经坊”等语，故而形成一种貌似怀深主持开雕《思溪藏》的印象。但据笔者复查《（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七所引谈钥《（嘉泰）吴兴志》，原文作：“圆觉院在府城东南思溪，宋宣和中郡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崇信军承宣使永锡创，赐额法宝寺。《县志》：有塔十一层及藏经五千四十八卷，印板作经坊。”[7]两相对照，可知民国《吴兴丛书》本《（嘉泰）吴兴志》错讹多处：首先，圆觉院赐额“法宝寺”，与历代方志记载相符，[8]而凡史料所提及或谓“思溪圆觉”，或谓“思溪法宝”，并无“慈受和尚道场”之名，且赐额从来无此体式，应当是后人的注释文字混作正文。其次，“藏经五千四十八卷，印板作经坊”等语，是《县志》中语，与前文“宣和中”云云并不紧密连贯，亦未必为同时之事。再次，怀深和尚劝王永从起塔，以此为功德最胜，并未牵扯雕造《大藏经》之事。笔者又查《嘉泰普灯录》所载《东京慧林慈受怀深禅师》传记，可考知怀深靖康元年（1126）秋自东京慧林辞归，“径之天台石桥，寻徙灵岩。久之，敕补蒋山。未数月，退居洞庭之包山。复应王氏请，为圆觉第一祖”。[9]怀深居灵岩时，维照“自太湖泛舟，登灵岩，谒慈受叟怀深求记其事”，怀深应请而作《圆通殿记》，落款为“殿作于靖康二年之二月，落成于建炎改元之七月，作记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10]按此，则建炎元年（1127）十月，怀深尚在灵岩，与传记所载行迹吻合。怀深在出任思溪圆觉禅院开山主持之前，乃驻锡于包山禅院，彼时该寺荒废已久，至怀深而重修一新。王铚《包山禅院记》即叙述怀深重振禅院之事，其中所叙行迹亦与传记相符，落款云：“其如院废兴岁月，与师居此本心，以待其徒传永远而无穷者，亦不可以不记者，于是乎书。绍兴二年正月戊寅记。”[11]由此可知，直至绍兴二年（1132）正月，怀深仍居于包山禅院。又据怀深传记，“绍兴二年四月望，为众小参。僧问末后句，师良久曰：‘后五日看。’至二十日，果示微疾，竟尔告终，寿五十六。……分灵骨塔于包山之显庆、思溪之圆觉”。[12]包山禅院曾更名显庆寺，至怀深驻锡后赐复旧名，故云“包山之显庆”。怀深绍兴二年正月仍在包山禅院，四月二十日即去世，则其改任圆觉禅院主持最长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释氏稽古略》亦记载慈受禅师怀深“高宗绍兴二年入寂”，[13]可知其去世年份为确定无疑之事。因此笔者主张，怀深虽然挂名于绍兴二年四月的《思溪圆觉藏》刊记之中，但甫任主持即已去世，实际并未主持雕刻经藏之事。此外，怀深在包山禅院时还作有《吊王观察》诗两首，其一谓：“去年公到包山寺，林底相逢笑不休。今日我来公已去，石羊石虎替人愁。”[14]李际宁、小川贯弌、华喆等人，均将此诗视为怀深吊唁王永从之诗。[15]从常理推断，在包山禅院遇到另外一位王观察，而且两人还是旧相识，这种几率的确不大，王观察极有可能就是曾任密州观察的王永从。按此，则怀深主持包山寺时，王永从已先一步去世，他出现在《思溪圆觉藏》刊记中亦只是追述挂名而已，终成其事者当为其弟王永锡一行。 绍兴二年怀深甫任圆觉禅院的开山主持，同年四月的刊记已记载《思溪圆觉藏》总五百五十函雕造完工（详见下文），故而《思溪圆觉藏》根本不可能在圆觉禅院内雕造经板。若再退一步讲，是否有可能怀深在担任他寺主持的同时遥领此事，亦即圆觉禅院在尚无主持的情况下雕刊经藏？据笔者考证，这种情况仍然不可能存在，因为圆觉禅院在绍兴初年尚未建造完毕，经坊之类更是尚未开工。 日本高野山宝寿院所藏宋本《思溪目录》，卷末署“嘉禾比丘慧明敬书、比丘元伟编集”。何梅等人推断此目录并非圆觉禅院所刊之目录，而是后人所编纂，[16]实因未能考证元伟生平之故。而据笔者考证，《圆觉目录》即为《思溪圆觉藏》最初的入藏目录，而元伟不仅是目录的编集者，也是圆觉禅院实际的建立者。支持笔者上述结论的关键史料，来自《（至元）嘉禾志》卷第二十《延恩寺律师行业记》一文：“律师讳元伟，俗姓陈，建溪官族也。……乃于绍兴甲寅即嘉兴之华亭县西，访得接待旧址，建屋数楹。……霅川思溪王氏，以好施名，师尝谒之。王亦喜闻其戒行，且识其营建塔庙悉有条理，遂设清净供，留连数月，就所居旁以缘事属之。师云：‘此吾志也。’欣然领略。于是楼阁翚飞，丹垩焕烂，阅岁而就，过者叹仰，咸谓龙天化成曽不是过，即今圆觉寺及经坊、浮图是也。”[17]霅川即霅溪，湖州之水名，古人多用作吴兴之别称。按此，则圆觉寺（圆觉禅院）的一切实际规划，包括“印板作经坊”之“经坊”在内，均出元伟和尚之手。今考元伟营建圆觉寺“阅岁而就”，则圆觉寺的最终建成时间不早于绍兴甲寅之次年，亦即绍兴五年（1135）。即使“绍兴甲寅”之“甲寅”可能属于误记，但圆觉寺建成于绍兴初年当无疑问。按此，则怀深在绍兴二年主持圆觉禅院之时，寺庙仍处于草创阶段，经坊、浮图一概尚未成立，充任雕造经藏之场所更是无从谈起。同样，圆觉寺经坊的实际建立者既为元伟和尚，则其所编集之《圆觉目录》自然是最早的《思溪圆觉藏》入藏目录。而元伟之所以编订此目录，显然是经坊建成之后，已雕造完工的经板储存此处，开始印刷流通售卖，故而所谓“圆觉藏司自纸版”云云，只是刷印时使用的专门纸张。 前辈学者既未能详考怀深前后行履，又未能考证元伟建寺之事，而贸然相信《吴兴志》宣和中创立圆觉禅院之说，是以所论多不确。盖宣和中王永从尚仕于朝，靖康元年才被勒令致仕，[18]“永从既谢事而归，则舍家造寺建塔，迎禅师为之开山”，然则建造圆觉禅院当在其致仕之后。而从时间上推算，真正完成建寺并迎怀深开山者亦应为王永锡，因为王永从已先故去。“宣和”云云实述该寺之缘起，因彼时怀深劝王永从起塔功德最胜，故方志省略言之。
二、《思溪圆觉藏》的刊刻时间与实际劝缘者 《思溪圆觉藏》中的题记很少，导致目前学界对刊刻起止时间仍然众说纷纭，未能形成一致的认识。今所见最早之刊记，为日本增上寺所藏《解脱道论》卷一末尾题记：“丙午靖康元年（1126）二月旦，修武郎、合门祗候王冲允亲书此经开板，结《大藏》之因缘。”另一则位于《菩提行经》卷一末尾：“崇敬三宝，我王永从，志诚书写，《菩提行经》。此第一卷，所褒妙利，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愿与法界，一切含识，速证菩提，如诸佛等。时大宗号，靖康元年，七月望日，谨立斯志。”李际宁等学者将此两条刊记视为《思溪圆觉藏》的开雕时间，而将绍兴二年四月的刊记视为完工时间，称“到绍兴二年，总数有550函的大藏经全部刊版完毕”。[19]但自靖康元年至绍兴二年，不过区区六年左右的时间，《大藏经》断无如此迅速完工的道理。历代大藏经，即使由中央朝廷出资者，亦无一不经过十几年至数十年之久。其他学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矛盾，因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日本学者小野玄妙等即将绍兴二年刊记中的“开镂《大藏经板》总五百五十函”理解为经藏开工时间，称“题记确定于绍兴二年四月，则绍兴二年应为大藏着手开板之年月，而经典个别雕造，则在其后。”[20]何梅则独出心裁，因绍兴二年刊记所在的经卷约处于《圆觉目录》的中部位置，故称“《圆觉藏》的雕版伟业，时至绍兴二年已功成近半。若自建炎元年下半年始刻至绍兴二年四月，已费时近六年计算，如无意外发生，再用六年，至绍兴八年或稍迟一些，全藏刊刻竣工将是可望可及的。依此推算，《圆觉藏》的雕刻前后用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21] 何梅的判断置刊记原文于不顾，纯属一种企图弥合矛盾的臆测，而且由于事先默认怀深为《思溪圆觉藏》的负责人，又未能准确考证怀深行程，故而推断建炎元年时怀深已出任圆觉禅院主持，并开启了《大藏经》的雕刻工作。实则如笔者前文所考证，建炎元年（1127）十月时怀深尚在灵岩，“久之，敕补蒋山。未数月，退居洞庭之包山”，至圆觉禅院时已晚至绍兴初年。至于何梅对于两条刊记出现位置的疑问，其实另有缘故。小野玄妙将“开镂《大藏经板》总五百五十函”理解为开工时间，实际是对“开镂”的一种歧义误读。《大藏经》在开工雕刻之前，虽然可能会提前编有相关目录，但经卷装函时仍要根据实际的厚度进行调整。“开镂”后既然带有具体的函数，显然应当是完工时的刊记。笔者还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来佐证己说： 其一，靖康元年王冲允书写《解脱道论》、王永从书写《菩提行经》，所谓“亲书此经开板”云云，显然是此二经开雕前的写样行动。雕版前需要先将文字进行写样，使用特殊纸张，行款、间距要大致与板片相合，要求无讹字、涂抹。写样完毕，会将纸张反贴于板片上，以供刻工进行雕刻。虽然特殊情况下，写样时间也可能与开雕时间相隔很久，但自靖康元年二月至绍兴二年四月相去六年之久，在《大藏经》工程顺利进行的情况下，显然无推迟至六年后才着手开雕的道理。 其二，《慈受深和尚广录》在《吊王观察》诗之后，紧随收录《谢王七舍人施手写〈华严经〉，并〈大藏〉等经，及弥陀像》一诗，其中有“每日睹佛殊胜相，还如溪上见公时”等句，[22]但此诗并未引起学者注意。唐制，通事舍人隶中书省，如抽赴合门供职，则称合门祗候。宋代元丰改制后，合门祗候成为职事官。据《宋史·职官志六》：“东上合门、西上合门使各三人，副使各二人，宣赞舍人十人（旧名通事舍人，政和中改），祗候十二人。”[23]前述写样刊记之落款“修武郎、合门祗候王冲允”，官职与此正合，且此诗系于《吊王观察》诗之下，又云“溪上见公”，显然王七舍人即王冲允。按此，则怀深主持包山禅院时，王冲允已有捐助“《大藏》等经”的举动，可知此时《大藏经》不仅早已开雕，而且已刷印了若干种佛经。据王铚《包山禅院记》记载，怀深驻锡包山禅院时，该寺已然毁弃，怀深于是募资重建，王冲允的捐助正是雪中送炭之举。 其三，《直斋书录解题》于“《五代史纂误》五卷、《杂录》一卷”条下云：“宇文时中守吴兴，以郡庠有二史板，遂取二书刻之，后皆取入国子监。初，郡人思溪王氏刻《藏经》，有余板以刊二史，置郡庠。中兴，监书多阙，遂取其板以往，今监本是也。”[24]按，宇文时中所刊二书即《五代史纂误》与前一种《唐书纠谬》，作者均为吴缜。而宇文氏之所以要刊此二书，是因郡庠中已有思溪王氏利用《大藏经》余板所刊的《唐书》《五代史》二史板片，故可相得益彰。今考宇文时中守吴兴，时在绍兴六年至绍兴八年之间。[25]然则最迟至此时，《思溪圆觉藏》不仅已刊刻完毕，余板还雕成了两种大部头的史书。从时间上推算，则绍兴二年四月之刊记，确定为《思溪圆觉藏》的完工刊记无疑。也正因如此，元伟才需要在绍兴四年着手营造圆觉禅院及经坊等建筑，以储存经板并刷印流通。 那么，《思溪圆觉藏》的两条完工刊记，为何会处于《大藏经》的中部位置呢？今考《圆觉目录》分上下两卷，而《观所缘缘论》、《长阿含经》分别位于卷上末尾（倒数第二函最末一种）、卷下开端，然则完工题记为何置于此二书的疑惑也可以顺利得到解决。盖《思溪圆觉藏》开雕时是从首、尾向中间分两批同时作业，也正因此才会出现两则题记中唯有印经作头、掌经沙门互不相同的结果。 李际宁等学者将绍兴二年四月的刊记直接视为完工刊记，无疑是正确的观点，尽管并未提出有力证据，但误将靖康元年的写样刊记视为经藏的开雕时间，结论则显然有误。写样之刊记，只能说明《解脱道论》《菩提行经》两经的雕刊时间很可能位于此年，并不能论证所有的经卷皆于此年开雕。庞大复杂的《大藏经》写样工作，主要仍是由工匠所完成，王氏兄弟只是偶然捡取一种或一卷佛典写样结缘，并不意味着会承担所有的写样工作。另外，也是学者之所以不能达成共识的关键一点，《思溪圆觉藏》的开雕时间不可能仅有六年左右。笔者在排除了怀深主持其事、刊刻地为圆觉禅院的错误认识之后，尝试寻找《思溪圆觉藏》真正的开雕时间及劝缘者，最终也有所发现。 据《释门正统》所载净梵传记云：“元丰中，年三十，住新市西庵，迁苏州大慈无量寿，以音声言辞为佛事。……得法弟子遍于吴中，檀施禀戒，满于城邑。勉思溪王氏建塔造寺，刊大藏版，流传江浙。大观庚寅三月，集三七僧，连修法华期。”[26]按此记载，则最初劝缘王家雕造《大藏经》者当为净梵，而净梵也正是刊记中列在怀深之前的一位劝缘者。净梵传记全文按年编排，则其事最迟亦在大观四年庚寅（1110）之前。自大观四年至绍兴二年，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这也符合一部私刻《大藏经》从劝缘到完工的正常耗时。此前部分注意到这条材料的学者（譬如小川贯弌等人）均未能放弃怀深主持刊经的观点，因而在解读材料时出现了问题，皆未能由此确定出《大藏经》的开工时间下限。 在肯定了净梵为《思溪圆觉藏》真正的劝缘者之后，我们还必须面临一个疑问：既然怀深在最后时刻才加入，为何得以挂名完工刊记，甚至超越净梵而被列为都劝缘呢？笔者认为，王家进行这种处理可能有三种原因：其一，根据净梵传记，他于建炎戊申（1128）十月四日去世，此时距离《大藏经》全部完工尚有三年半的时间，逻辑上需要一位新的都劝缘（劝缘）；其二，《思溪圆觉藏》雕版完成之后，拟在新建的圆觉禅院构建印经坊存储刷印，而怀深作为圆觉禅院开山主持，又是继净梵之后另一位劝王永从建塔积德的高僧，挂名经藏于理亦允。其三，可能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王家需要借助怀深的威望与名气。怀深入京时，诏住大相国寺慧林禅院，待遇甚优；六年后怀深辞行，“优诏不许，命大丞相喻旨，所以留师者靡不尽也”；[27]怀深再次辞行，获允后首驻灵岩，“敕补蒋山”；怀深重建显庆废寺，“诏复赐旧名”包山禅院。[28]凡此种种，皆可见怀深颇受两代宋帝赏识，足可上达天听。靖康元年四月，王永从因花石纲之事而被贬官并勒令致仕，此后王家仍不甘落寞，一直企图东山再起，而且还曾主动请求向朝廷捐献巨额钱财以佐国用。王永从于贬官的同年七月写样佛经并保留刊记，王家又在绍兴二年的完工刊记中注明“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显然不无向朝廷献纳《大藏经》之意。延纳怀深为圆觉禅院主持，在刊记中挂名怀深为都劝缘（劝缘），并由其出面进呈朝廷，无疑是王家所能寻觅到的最佳途径。然而怀深甫任主持、挂名经藏，随即去世，献经之事遂未能果行。
三、《资福目录》与并不存在的《思溪资福藏》 由于《资福目录》比《圆觉目录》多出五十一函，而且标题有明显不同，所以即使在已肯定其主体是同一副经板的前提下，学者们仍然相信《思溪资福藏》是在《思溪圆觉藏》基础上的大幅度补雕与增刻。经笔者考证，这一看似明确的结论亦有商榷之必要。 南宋宝庆元年（1225）改湖州为安吉州，而圆觉禅院后来改名法宝寺，此皆为凿凿确定之事。何梅、李际宁等学者在确定《思溪藏》主体只有一副经板之后，几乎又都同时认定《资福目录》中的“法宝资福禅寺”即圆觉禅院所改名之“法宝寺”，但笔者却对此有所怀疑。笔者检索历代方志，凡提及该寺名称，或称为“思溪圆觉”、“圆觉禅院”，或称为“思溪法宝”、“法宝寺”，从无增加“资福”二字者，而“思溪法宝资福禅寺”的称呼方式也不符合通常的习惯。譬如《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所收《大方广佛华严经谈玄决择》卷四末，即有“大宋咸淳第七（辛未）岁春中月下七日，于宋朝湖州思溪法宝禅寺借得行在南山高丽教寺之秘本，谨以写留之毕”的题记，[29]咸淳七年（1271）距离湖州改名安吉州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僧人仍习惯沿用旧称，也并无“资福禅寺”之名。又，《金华黄先生文集》称“永从子孙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而寺遂废”，则圆觉禅院并未存在很长时间。今考《思溪资福藏》凤字函《妙法莲华经》嘉熙三年（1239）二月补刊题记中尚称“思溪圆觉禅院”，此时距离绍兴二年（1132）经藏完工已一百余年，很难相信此寺院会继续存世很久。笔者推测，所谓圆觉禅院改名法宝寺云云，很可能是在废寺基础上的重修，而补板行为则主要发生于圆觉禅院期间。又考元版《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卷末尾题记，其中称“切见湖州路思溪法宝寺大藏经板泯于兵火，只字不存”，[30]由此可知，直至元代《思溪藏》经板毁于兵火，世人仍无称之为“思溪法宝资福禅寺”者。 学者之所以主张资福禅寺曾有一次大规模补刻《思溪藏》的活动，主要是因为《资福目录》比元伟所编《圆觉目录》多出五十一函。但据何梅考证，此五十一函除最后一函《资福目录》外，全部照抄日本庆安元年（1648）刊行的《日本武州江户东睿山宽永寺一切经新刊印目录》，且迄今为止未发现任何宋代佛经实物。因为《资福目录》盲目照抄宽永寺《大藏经》（又名《天海藏》）目录，还导致多次出现了前后佛经重出的弊病。另，元代《普宁藏》照《思溪藏》目录重刻，[31]但也仅自行增加了十函，数量上仍比《资福目录》缺少四十一函，而所增补内容亦不一致，可见元人亦未见《思溪资福藏》这批增补之经。日本学者上杉智英对现存的《资福目录》进行了核验，发现它们的底本均出自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刊本，而底本的题签及后五十一函目录均属后世日本所补写之内容，并非刊本原件所有。[32]遗憾的是，上杉智英仅是提出了疑问，但未能深究幕后之成因。实际上，上杉智英的发现不但佐证了何梅关于《资福目录》抄袭《天海藏》目录的结论，也为笔者的判断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资福目录》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其所收经目应当与《圆觉目录》相符，但由于后世日本僧人率意补题签名，又杂抄了后五十一函目录，因而造成了存在两种《思溪藏》目录的假象。由于学界方便易得之《资福目录》，或为近代排印本，或为再抄本的影印件，故而泯灭了底本真伪掺杂、刊本与补抄兼有的关键特征。《思溪资福藏》与《思溪圆觉藏》并非源出同一副经板，而是自始至终都只有一种大藏经，即使后来修补经板也是在圆觉禅院内完成，从未牵扯到所谓的“法宝资福禅寺”。 在作出以上结论之后，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后世日本僧人会将《圆觉目录》改题为《资福目录》呢？据笔者推测，大致有两种可能：其一，从补抄《天海藏》目录而误添五十一函的行为判断，行事者似乎对经藏有所钻研涉猎，但学力不足，以至于所补之经名与刊本原件重出亦在所不顾。其人注意到经卷有大量的补刊痕迹，于是认定为后世补刻本，因而改湖州为安吉州，又由于怀深曾驻锡于资福禅寺（今《慈受深和尚广录》尚收录“资福禅寺语录”），因而误在“思溪法宝”之后追题“资福禅寺”。实则此资福禅寺位于福建仪真，后已改作道观神宵宫，且怀深居此亦为其早年之事。其二，《资福目录》中的“资福禅寺”既非经藏的刊刻之地，亦非刷印之地，而是收藏之地。由于圆觉禅院的经坊印售《思溪藏》，因而其他各地寺院也会前往购买收藏。彼时名为资福禅寺的寺院所在多有，此目录或本为该寺收藏之目录，故而历代相沿。日本僧人补抄签题时只是延续了旧题，并未擅自改动，但目录既已残缺，故又据《天海藏》目录补抄，因而误增了五十一函目录。相较而言，第二种可能性或许更大。 [1]李际宁：《近三十年新发现的佛教大藏经及其价值》，《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集》，佛光大学，2009年，第102页。 [2]何梅：《南宋〈圆觉藏〉、〈资福藏〉探究》，《世界佛教研究》1997年第4期，第59页。 [3]何梅：《南宋〈圆觉藏〉、〈资福藏〉探究》，第59页。 [4]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三，民国《吴兴丛书》本，第34页。 [5]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二续稿九，元钞本，第9页。 [6]解缙：《永乐大典》卷二二八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926页。 [7]宗源瀚：《（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七，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第27页。 [8]譬如《（成化）湖州府志》云：“法宝禅院，在县南三十里思溪，宋宣和中土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其弟崇信军承宣使永锡建。旧名圆觉禅院，后改法宝。”明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弘治补刊本，第12页。 [9]正受：《嘉泰普灯录卷》第九《东京慧林慈受怀深禅师》，《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9册，No.1559。 [10]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第三十四《僧怀深〈圆通殿记〉》，民国《择是居丛书》景宋刻本，第4页。 [11]牛若麟：《（崇祯）吴县志》卷第二十六《王铚〈包山禅院记〉》，明崇祯刻本，第7页。 [12]正受：《嘉泰普灯录卷》第九《东京慧林慈受怀深禅师》，No.1559。 [13]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No.2037。 [14]怀深：《慈受深和尚广录》卷二《吊王观察》，《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3册，No.1451。 [15]李际宁《佛经版本》：“王永从去世后，怀深和尚专门写了《吊王观察》诗以志怀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8页。华喆《〈思溪藏〉刊行者王永从事迹略考》：“《慈受禅师怀深广录》卷二中有七绝《呈王观察》一首云：‘去年公到包山寺，林底相逢笑不休。今日我来公已去，石羊石虎替人愁。’这一‘王观察’即王永从。小川贯弌据末二句认为，慈受禅师应邀至圆觉禅院担任主持时，王永从已经过世，这一推测大致不差。”按，华喆诗题误“吊”为“呈”。《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3期，第59页。 [16]类似的错误观点，譬如何梅《南宋〈思溪藏〉、〈资福藏〉研究》云：“因为至今未发现南宋初年圆觉禅院刊刻的《圆觉藏目录》，以及淳祐年间资福禅寺雕印的《资福藏目录》，故可认为现存的这两部目录均是后人编集的。”《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第64页。 [17]单庆：《（至元）嘉禾志》卷第二十《延恩寺律师行业记》，清道光刻本，第4-6页。 [18]佚名：《靖康要录》卷五：“王永从、吴浒、杨邦直皆系骚扰东南之人，臣僚累有章疏。永从降授秉义郎，致仕；吴浒、杨邦直并除名，勒停送诸州编管，日下押出门。”清十万卷楼丛书本，第7页。 [19]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20]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年，第774页。 [21]何梅：《南宋〈圆觉藏〉、〈资福藏〉探究》，第60页。 [22]怀深：《慈受深和尚广录》卷二《谢王七舍人施手写〈华严经〉，并〈大藏〉等经，及弥陀像》，《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3册，No.1451。 [23]脱脱：《宋史》卷一百六十六《职官志》第一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3936页。 [2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15页。 [25]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四：“宇文时中，绍兴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左中奉大夫直宝文阁到任，至绍兴八年四月初二日，差知建宁府。”民国《吴兴丛书》本，第45页。 [26]宗鉴：《释门正统》第六《净梵》，《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5册，No.1513。 [27]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第三十四《王铚记》，民国《择是居丛书》景宋刻本，第2页。 [28]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第三十四，第1页。 [29]鲜演：《华严经谈玄抉择》卷四，《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8册，No.235。 [30]《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末尾题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册，No.293。 [31]如莹《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目录序》：“今思溪浙本，是本寺所刊目录，照思溪式行于世。考之闽本，则小异焉。”《大正新修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No.26。按，此段文字本意谓《普宁藏》据《思溪藏》所收经目刊刻。何梅误读此条材料，据此认定“大普宁寺曾刊有《思溪藏目录》，并流传世间”。 [32]上杉智英：《后思溪藏版大藏经目录研究——现存文本及其相互内在关系之考证》，《佛教文化研究》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25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0年第4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传龙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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