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版】思溪寺：思溪大藏，圆觉资福（下）

韦力 芷蘭齋

从名称上说，《思溪藏》在称呼上最为复杂。李富华、何梅所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一书中，关于这部大藏，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圆觉藏》因刊板于南宋两浙道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归安县松亭乡思溪的圆觉禅院而得名；《资福藏》的由来则是在圆觉禅院升格为资福禅寺后，曾对《圆觉藏》的残损经板进行补刻后并继续印刷流通而获名。《圆觉藏》和《资福藏》又分别称《前思溪藏》、《后思溪藏》或统称《思溪藏》、《湖州藏》、《浙本大藏经》。”正因如此，在此藏的称呼上，始终难得到统一的意见，并且《圆觉藏》和《资福藏》在市面上流传稀少。一般而言，人们就把这两部大藏全称为《思溪藏》，因此，此文也以《思溪藏》对其称呼之。

进不到院内，只能拍照纯阳宫的外立面

这部大藏的刊刻，区别于历代大藏的唯一之处，是该藏全部是由一个家庭出资所刊刻者，并且刊刻这部大藏的圆觉禅寺也是同一族所建造者，这一族指的就是北宋末年的王永从家族。关于该藏为王永从家族刊刻的依据，基本上都是引用日本南禅寺所藏该藏中《观所缘缘论》后面的尾题，这段尾题很是重要，我还是节选前半部分抄录在这里：“大宋国两浙道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居住，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同妻恭人严氏，弟忠翊郎永锡，妻顾氏，侄武功郎冲允，妻卜氏，从义郎冲彦，妻陈氏，男迪功郎冲元，妻莫氏，保义郎冲和，妻吕氏并家眷等，捐舍家财，命工开镂大藏经板五百五十函，永远印造流通。所鸠善利，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利及一切有情。绍兴二年四月日谨题。”

这段话明确地写明了该部大藏的刊刻者，就是跟王永从一个家族所做者。那么王永从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靠家族的力量，既然建起一座寺庙，又刊刻出一部大藏来呢？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然而，这位王永从因为算不上什么大名人，所以在历史上，他的资料留下来的很少。但少并不等于没有，但是因为没有单独的传记在，使得王永从的事迹在历史的记载中，多有不确之处。华喆先生写了篇《〈思溪藏〉刊行者王永从事迹略考》，把一些历史上的误记之处，总算倒清楚了。

纯阳宫门前的烧纸塔

王永从这个人，以今天的市场眼光来看，其实他挺有头脑的。在北宋末年，他跟蔡攸走的很近。这位蔡攸是宋代大奸臣蔡京的长子。这样算来，蔡攸绝属“官二代”。王永从能跟蔡攸贴上，当然也很发达。在历史上，花石纲事件因为《水浒传》而广为人知，水泊梁山的那些英雄，就是因为这件事而被逼上了梁山。然而王永从就是跟着蔡攸做花石纲的生意。花石纲事件搞得人怨天怒。到了靖康元年，宋徽宗之子赵恒登基之后，开始清算蔡京父子。这件事当然也涉及到了王永从，《靖康要录》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十日诏：‘王永从、吴浒、杨邦直皆系骚扰东南之人，臣僚累有章疏。永从降授秉义郎（从八品）致仕，吴浒、杨邦直并除名勒停，送诸州编管，日下押出门。’”

这个指引牌让我猜测了一番

王永从的这个结果还算不错，只是让他退休回家，并未将其治罪，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他给朝廷捐献了大笔的银两，二是对这件事情，他也可能只是个从犯。但他被迫退休回到思溪之后的当年，就刊刻出了这么一部大藏，这样推论起来，王永从应当在经营花石纲的事情上，捞到了大笔的钱，他做这门垄断性的生意，将近有20年之久，但是他用赚来的钱建寺庙、刻大藏，不知道这种事情应当怎样评价才好。

但是王永从究竟刊刻了一部还是两部大藏，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因为靠个人之力，能够刊刻一部大藏，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中说：“此部大藏经与历代私版藏经的不同处，在于全藏五百余函经卷，乃独依王氏家族喜舍资财刊刻的，这在大藏经雕刻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之壮举。”这种争论的起因是，日本京都增上寺藏有的一部大藏经上印有“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然而人们觉得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可能跟思溪村的圆觉禅寺是两个寺，然而这两部大藏的刊刻人却都刻着“王永从”的字样。一个家族能刊刻一部大藏，已经被视之为壮举，刊刻两部大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这种推论，总要拿出证据来。

像是某个景区的招牌制式

前几年，国家图书馆的佛经版本专家李济宁先生写了篇《入藏思溪〈大般若波罗密经〉的经过及其文物版本价值》，他在此文中将国图原藏的《思溪圆觉藏》本的卷131与本次购入的资福寺本的该经卷131做了比较，比较的结果是，除了国图原藏本有“圆觉藏司自纸版”的墨印外，其他的行格字体，甚至细微之处都完全一样，于是李济宁先生得出了结论：“由此，也为我们就《思溪藏》两版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资料，即‘思溪资福藏’应该是在‘思溪圆觉藏’基础上的补刊经板而成。”

《思溪藏》流传至今，很是稀见，到目前为止，仅有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但该部也有残缺。尤为难得者，是市面上所见的零本，基本上都是国图所藏的那一部所缺的卷数。这样推论起来，很有可能就是一部大藏，因为历史上不可知的原因，而被拉散者。即使如此，国图的那一部也极其的珍贵。那么，国图这一部是怎么来的呢？冀淑英先生在《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一书中有相关的论述，此书的第八讲为“快云堂分馆与杨守敬藏书”，此文的前半部分讲述了快雪堂的历史沿革，其中有一段说：“松坡图书馆开始买了杨守敬的一批书做为基础，后来又添了一些新书，成立了松坡图书馆。松图书馆一直到抗日战争时还存在。后因没有经费，由北京图书馆接收了，叫快雪堂分馆。”

水乡

对于《思溪藏》，冀先生还有这样的论述：“杨守敬卖给松坡图书馆的书，不是特别好的，好的成批的都卖给故宫了。但剩下这批里面也有好书。其中一部是《思溪藏》，全名应叫《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传世的《思溪藏》有两部，一部是《安吉州思溪圆觉禅寺大藏经》，一部是《思溪资福禅寺大藏经》。这两部大藏经我们国内都有零本流传，没有全的。”冀先生认为，杨守敬旧藏的好书大多都卖给故宫了，而剩余部分，最好的就是这部《思溪藏》了，但国图得到的珍宝实在太多，以冀先生的眼光看，其实她并没有认为这部大藏跟其他书比起来，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她知道又过了几十年，竟然该部大藏所缺的部分又配上了不少，估计她就不会这样认定了吧，我猜想。

拆掉宋代石拱桥后，新建起的悬锁桥

杨守敬旧藏的这部大藏得自日本，当时我以为他买到了这部大藏应当是欢喜若狂，后来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才明白了杨守敬得到这部大藏的本末。这段文字虽然有点长，但却有个完整的故事，我还是决定把它抄录在这里：“宋安吉州资福寺大藏经，全部缺六百余卷，间有钞补，亦据宋拓本。旧藏日本山城国天安寺。余在日本，有书估为言，欲求售之。状适黎星使，方购佛书，即嘱余与议之。价三千元，以七百元作定金，立约期三月付书。及逾期而书不至，星使不能待，以千元购定日本翻明本。久之书至，星使以过期不受，欲索还定金。书估狡赖，不肯退书，难以口舌争。星使又不欲以购书事起公牍，嘱余受之，而先支薪俸以偿。余以此书宋刻，中土久无传本，明刊南、北藏本，兵燹后亦十不存一，况明本鲁鱼豕亥不可枚举，得此以订讹鉏谬，不可谓非鸿宝，乃忍痛受之。缺卷非无别本钞补，以费繁而止，且此书之可贵，以宋刻故也。书至六七千卷，时至六七百年，安能保其毫无残阙。此在真知笃好者，固不必狥俗人之见，以不全为恨也。光绪癸末二月宜都杨守敬记。”

宋版《思溪藏》

读完这段话，我才知道这部大藏原本是黎庶昌所买，付了定金之后，日本书商却过了期限也没有把书送来，因为黎庶昌急着使用，就另外又买了一部翻刻本。但买完之后，书商又把那部宋刻本送来了。这样就起了纠纷。那个书商就是不退定金，而黎庶昌是日本公使，他当然不好意思为买书之事而打起官司。于是他就说服杨守敬，让杨买下。而黎是杨的领导，领导让他买，他只能接受，后来转念一想，这种难得之物虽然有些残缺，经过了六、七百年，也就用不着计较了。

正因为这个偶然的事件，才使得中国又回归了这么一部大藏，而这部大藏其中有两册在我的书斋中，这其中的故事我已在其他的文章中提到了，这里也就不啰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