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周朝崛起的秘密

泥土清香 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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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中到中原

　　据《史记·周本纪》说：周的始祖是后稷。他的母亲是有邰氏之女，名叫姜原。她是帝喾的元妃，因为在郊野踩了巨人的脚印而有孕，生下了后稷。认为不吉祥，曾一度抛弃，所以名叫弃。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干农活，长大后成为农艺专家，在尧舜时期都为朝廷主管农业，舜把他封在邰（音台），号曰后稷，【谷王】死后被尊奉为农业神。这个故事颇具神话性，如果说其中还有什么历史的影子的话，起码应该有两点：

　　1、周人的发祥地是邰，也就是今陕西武功。地处关中平原，是疏松肥沃的黄土地带，很适合农耕。

　　2、周是一个以农耕见长的部落。

　　根据《史记·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周的先公传十五世，就是：

　　后稷——不窋（同窟）——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太王）——季历——文王

　　这个世系是有问题的。相传后稷是唐虞时人，与大禹同时，从后稷到文王大约经过了一千一、二百年，却只有十五位先公，每人在位年数平均80年；而商人在这个时期里，共有先公十三人，先王三十人（太丁早卒不计），合计43人，每人在位年数大约平均三十年。因而古代学者对此颇有疑义，认为“失其代数”，有的代数失传了。（《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毛诗疏》）其实后稷是神话人物，本不足据，徐中舒先生认为：周之世系应从不窋算起，（徐中舒：《西周史论述》）甚有见地。这样，与商的世系相对应，不窋约在商王祖丁时。也就是说，周人的兴起，大约在商朝的后期。

　　不窋二传到公刘，居住在豳（音宾，今陕西旬邑县西）。公刘九传到古公亶父，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地区，这里北倚歧山，南临渭水，是一片肥沃的黄土高原，主要包括今陕西的凤翔，岐山，扶风，武功等县。古公亶父在此营造都邑，开垦土地，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建立了官僚机构和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打退了戎狄的侵犯，实力日益强大，初具了小国的规模。而这时殷商的国力日益衰微，正在走下坡路，古父亶父便萌生了角逐政权的念头，拉开了翦商事业的序幕。由于他对于周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被尊称为太王。古代诗人赞颂他说：

　　“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閟宫》）

　　（后稷的子孙，就是那太王；居住在岐山之阳，开始谋划灭商。）

　　古公死，儿子季历即位。商朝文丁四年，任命季历为“牧师”，就是西方的方伯（诸侯之长）。但由于季历攻灭了许多戎狄部落，扩张了领土，招致了文丁的忌恨，便杀了季历。其子姬昌继位，就是文王。文王继承了季历的“牧师”的职位，称为西伯，就是商王朝属下的西方诸侯之长。

　　文王在位五十年，由于他的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周的实力大为增强。他北逐玁狁（音险允），西伐混夷，又灭掉了泾水上游的许多小方国（或部落），又渡过渭水东进，灭掉了崇国（今陕西户县东），然后在沣水西岸兴建丰邑（今西安市西南），从周原迁到这里来，作为新的都城。这样，富饶的关中平原，便全部为周所有了。《诗经》歌颂这件事说：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文王承受天命，有这样赫赫武功。既已伐灭了崇，便兴建王都于丰。文王赢得了好名声。）

　　定都于丰后，周的势力迅速地向东扩展到河东地区（今山西省），并伸入到河南、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东达江淮、南江及汉，西南进入巴蜀；到文王时，周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论语·泰伯》）

　　文王在称王九年，迁都丰邑的第二年死去。在他的有生之年，已经为翦商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王死，其子姬发继位，就是武王。武王把都城从丰迁到镐（音号）京（今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积极准备灭商。

　　公元前1046年二月，武王兴兵伐纣，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之战中打败了纣王，灭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一个新的朝代，以崭新的面貌，在神州大地上出现了。

　　周朝从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起，到公元前256年赧（nǎn）王亡国止，共立国790年。其中西周275年（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周天子基本上保持了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又存在了五百多年。在东周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出现了大国争霸和兼并的局面，周天子权威衰落，已经不能号令诸侯。但由强到弱，由天下共主到形同列国之君，周朝毕竟存在了将近八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年限最长的朝代。

崛起原因之一：农业的优势

　　如今大国崛起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古代也有一个大国崛起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许对当今会有一些借鉴作用。

　　与夏、商崛起于东方不同，周朝则崛起于西方的关中地区。它原先不过是一个不大的部落，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附属于商朝的小方国。而就是这样一个小方国，竟在从太王到武王的四代（太王、季历、文王、武王）中，逐渐强大起来，终于灭掉了号称“邦畿千里”的商朝，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周朝崛起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当然很复杂。讲大国崛起，离不开国际环境以及历史给它提供的机遇。周朝也是这样，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商朝腐败透顶，已经自行烂掉，这就给周人提供了崛起的机遇。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周人能够崛起，主要还是由于它自身的优势。一个大国的崛起，必须具备先进的生产力水平，而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就是较其它国家和地区更为发达的农业。正如恩格斯所说：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周人是一个古老的农业部落，从有关后稷的传说中，可以反映出周人的农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大雅·生民》赞颂后稷在农业方面的成就说：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音又）。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后稷种庄稼，有管理的诀窍。除去繁茂的野草，长出良好的禾苗。发出幼芽，逐渐含苞，原来矮小，逐渐拔高。拔节抽穗，颗粒坚硬，成色良好。禾穗下垂，粮食成熟，运回有邰家中储藏好。）

　　从那时的标准来衡量，周人的农业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是商人望尘莫及的。商人在盘庚以前，由于水患以及游牧经济等诸多原因，曾经居无定所，屡次迁徙。盘庚以后二百多年，虽然相对地安居下来，但农业生产并没有达到周人的水平。而且殷人酗酒成风，浪费了大量的粮食。从卜辞上所反映的在祭祀上用牲之多来看（多的一次可用三、四百头牛、羊、猪等），畜牧业在商人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现在常说：“无粮不稳”，古代在自然经济情况下，粮食能否自足更是国计民生天大的事情。可以这样说：从经济原因来分析，周胜殷是农业优势的胜利。

崛起原因之二：制度的优势

　　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说：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观堂集林》卷十）

　　周朝的制度很复杂，王国维所说的三大项，第一项是最主要、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就着重谈谈第一项中互相关联的几个问题。

　　先说立子立嫡之制。我国古代贵族盛行多妻制，妻子多，一般来说孩子就多。可是孩子多了，主要是男孩多了，事情就麻烦了，老子的地位（如天子、诸侯、大夫等世袭的身分）怎样继承？遗产怎样分割？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乱子。所以周人便建立起一套立子立嫡之制。

　　立子，就是在诸子中分清嫡庶。在贵族的许多夫人中，只有一个是正妻，其余的都是姬妾。只有正妻所生的儿子是嫡子，其他都是庶子。嫡子贵、庶子贱，二者在身分和权益方面都有所不同。立子的原则是：“立子以贵不以长”，不看年龄大小，就看他是哪个妻子生的。正妻所生的，年龄虽小，也是嫡子；姬妾所生的，年龄虽大也是庶子。

　　立嫡，就是在嫡子中确定一个作继承人，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作继承人必须是嫡子中的长子，也就是所谓“嫡长子继承制”。谁是嫡子中的长子谁做继承人，不管贤不贤，也就是不管素质好坏。如果嫡长子已死，便由嫡长孙来做继承人。关于一切权益特别是财产的分割，完全由继承人说了算，其他人只能服从，不许有争议。

　　这种确定继承人的办法，它的主要缺点是不能保证继承人的质量。不管这个继承人是聪明还是痴呆，是仁厚还是暴虐，但只要是嫡长子，便理所当然地作继承人，毫无选择的余地。一个痴呆或暴虐的人，当了天子或诸侯，就会给天下或一个诸侯国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利的后果。即或是一个最普通的贵族家庭，有一个不好的当家人，也是家庭的不幸。【掌舵人】但这种制度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成为继承人，完全由天生的条件决定，【天命】没引入竞争机制，排除任何优化条件，所以谁也不必产生什么争权夺位的野心，这就避免了宗族内部的倾轧，有利于内部的团结和整个政治形势的稳定。商朝共传十七代，三十王，在倒数第四个国王武乙之前，王位继承有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两种形式，而以兄终弟及为主，表明商朝王室没有周人那种严格的立子立嫡制度。正因为如此，商朝王族的内部，为了争夺王位而不断地发生内乱。《史记·殷本纪》说：

　　“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三国时，冀州牧袁绍想要废弃长子袁谭，立少子袁尚为继承人。谋士沮授认为这不合乎从古代传下来的制度，现在应该立嫡长子袁谭为继承人，以平息他们弟兄之间的争斗。他说：

　　“一个兔子在街上跑，许多人在后面追，这是因为兔子还没有归属于某个人所有。等到兔子被一个人抓到了，人们也就消除了对兔子的贪心，因为兔子已经有了归属。”（《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九州春秋》）【确定所有权的重要】

　　这就是立子立嫡制度能够缓解内部矛盾的原因。

　　与立子立嫡有密切联系的是宗法制。宗法制就是宗族之法。同一祖先所繁衍的后代子孙，都属于同一个宗族。简单地说：宗法制度就是处理宗族内部成员间的亲疏、等级、利益分配和名位世袭、遗产分割的制度。【所有儿子的利益都要考虑】

　　区分大宗和小宗，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嫡长子为大宗，其余为小宗，小宗下面的分支还有小佘。小宗对上是小宗，对下又是大宗。例如：周天子是大宗，他的兄弟子侄被封为诸侯是小宗，但这位诸侯的儿子除嫡长子可以继承爵位，在诸侯国中为大宗之外，其余的儿子便是小宗。诸侯及其嫡长子对下是大宗，对天子又是小宗。大宗和小宗在亲疏关系，权力分配，义务承担，服制（带孝的制度），庙制（立祖庙和祭祀祖庙的制度）等许多方面都不相同，在礼制方面有许多烦琐的规定。

　　宗法制度既是一种亲疏制度，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大宗和小宗又是一种等级从属关系。大宗可以向小宗发号施令，小宗受大宗的约束和支配。

　　宗法制又产生了分封制。嫡长子为大宗，有继承权。但大宗也不能把一切都独吞，也要把一部分权益分割出去，让兄弟子侄们共享。用今天的俗话说，别人也得有碗粥喝。这就产生了权益的再分配制度。在天子和诸侯的宗族中，便是分封制。

　　这个制度便是：天子死后，嫡长子继承了王位，作了天下的共主，为大宗，要把王畿（天子的直辖领地）以外的土地，按照亲疏的不同等级，分封给各小宗，小宗分得土地和人民后，便成为大大小小的诸侯。但诸侯还要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小宗卿大夫，都是这样一层一层地分得了土地和人民，形成为大宗和小宗的关系。

　　据《荀子·儒效》说：周朝兼并天下，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天子的宗族姬姓就有五十三国。但据清代学者姚彦渠《春秋会要》，见于《春秋》、《左传》上的大小封国就有141个，其中大国有鲁、晋、齐、秦、楚、宋、卫、郑、陈、蔡、吴、越等，这么多的封国，主要是周天子的宗族和亲戚，也有一部分是原来的古国或部落，或古圣先贤的后人，由周天子册封或承认的。周天子和各封国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臣属与联合，各封国要向天子进贡，天子对外发动战争，各封国要出兵，天子有难，各诸侯国要进行救助。天子也有保护各诸侯国的义务。除此以外，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相对的独立性。

　　周朝的分封制，在古代称为封建制，封建，是封邦建国的意思。但这仅仅是一个政治体制，和现代所讲的社会发展史上的封建社会，并不是一个概念。后者涉及到中国古代史上的分期问题，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来划分的。这个问题很复杂，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篇幅关系，现在先不涉及，将在最后谈一谈这个问题。

　　周朝的分封制，是一种宗法性的军事殖民制度。周朝通过血统和亲戚关系，扩大了疆土，在外围建立了保护王室的屏障，是古代的一个殖民大帝国，也是一个联邦制的大帝国。周天子和各封国的关系，有些像现在的托拉斯的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托拉斯利用这种运营方式，可以用少量的资本控制大量的资本，周天子的运作方式，是用较小的王畿之地控制广袤的土地，开垦了荒漠之地，为日后秦汉大帝国的形成，奠定了疆域的基础。【都要面临控制更大资源的问题，用什么方法？】

　　上述的各种制度，都属于礼制的范围。礼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礼，是各种典章制度、规范化的社会习俗，以及典礼，礼仪、礼节的总称；狭义的礼，则指典礼、礼仪和礼节。后者主要有五种，称为五礼，就是吉礼（祭祀），凶礼（丧、葬、救灾）、宾礼（天子、诸侯以及各诸侯国之间往来的礼仪），军礼（军事）、嘉礼（婚、冠、宴、射），简称吉、凶、宾、军、嘉。礼仪往往与一定的音乐舞蹈相配合，所以又称礼乐制度。

　　礼的作用在于规范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它的缺点是繁文缛节，搞形式主义，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今天看来，不能搞太多的形式主义，但在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礼仪、礼貌还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无礼的民族，绝不是文明的民族。【先进于礼乐野人也】

　　中国古代的汉族政权，由于受周围少数民族的入侵，特别是辽、夏、金、元、清在部分或全国地区改朝换代，使汉族的传统礼制多有丧失，而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朝鲜等，仍然保存了一部分中国古代的传统礼制，称得起是活化石。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就是礼制在城市失传了，可以到乡村去寻求；而明人许次纾在《然明茶疏》（《然明茶疏》，收入明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笈》，普集第四，上海文明书局，1922年刊行。）中说：”礼失求诸野，今求之夷矣。”不知这话对于我们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具有警示作用？

　　以上的各种主要制度都是父家长制的产物，基本的原则是“亲亲”和“尊尊”。所谓“亲亲”，就是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的纱幕；所谓“尊尊”，就是严格区分嫡庶、贵贱，以嫡贵为尊；是一种以亲情为掩盖的等级制度。这些制度的内容，在过去几千年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但其基本精神，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始终像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而且直到现在，在民间也有某些孑遗。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步，这些制度早已成为落后的事物，成为社会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但在商周之际和西周时期，却是一些进步的制度，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社会稳定、宗族团结的要求和国家崛起的政治需要。在商王朝腐化透顶，社会矛盾非常激化的背景下，周人倚靠了这些制度，发展了生产，团结了内部，提高了经济和军事实力，扩大了疆土，终于灭亡了商朝，建立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王朝。

　　可以说，周胜殷是有序战胜无序，团结战胜分散，稳定战胜动乱。

崛起原因之三：道德的优势

　　商人是鬼治主义，“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爵而不亲”（《礼记·表记》。商人迷信、少礼、重刑罚、亲情淡漠，本来就是一个缺乏道德规范的族群；加以到了末世，从朝廷到社会腐化成风，更没有多少道德观念了。而周人在兴起之际，却很重视道德规范的建设，提出了“保民”和“明德”的观念，形成了西周时期统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孟子说：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音葛）矣富人，哀此茕独。”（《孟子·梁惠王下》）

　　（过去文王治理岐山一带，对农民抽取九分之一的税，对做官的人世代给予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收税，在河流湖泊扑鱼，不加以禁止，对罪犯不株连子女。老而无妻的叫鳏，老而无夫的叫寡，老而无子的叫独，幼而无父的叫孤。这四种人是天下穷苦无告的人，文王施行仁政，必然要先考虑到他们。诗经说：“富人是好过的，怜悯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吧。”）

　　这就是“保民”，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政”。

　　据《史记·周本纪》和《集解》：虞、芮两个小国（在今山西芮城境内）的国君争夺边境上的田地，久而难决。他们听说西伯文王为人公正，便来到周国，请文王裁断。二人一进国界，见周人礼让成风，耕田的能互相让地界，年轻的都能善待年长的。这两个人都非常惭愧，互相商量说：“我们所争的，是周人引以为耻的，还是不要去见西伯吧，那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于是二人便原路返回，不仅不再争地，而是互相让地了。诸侯们听到这件事，都说：“西伯大概是受命之君啊！”

　　尽管这个故事未免太理想化了，但周人以“德”而闻名，当是事实。

　　篆文的“德”字从直从心，原是正直，不欺诈，不亏心的意思，后来包括了各种德行。在三千年以前，周人的“保民”，“明德”思想，是当时最先进、最有生命力的思潮。

　　所以说：周胜殷是保民胜残民，有德胜缺德。

崛起原因之四：勤政、廉政的优势

　　《尚书·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话。他要成王知道小人“穑稼之艰难”，不要贪图安逸。提到文王，他说：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干过卑贱的工作，从事过开垦荒地和耕田的劳动。他善良、仁慈、谦恭，心中想的是保护老百姓，爱护无倚无靠的鳏夫，寡妇。从早晨到中午，一直到太阳偏西，忙碌得顾不上吃饭，目的是创建一个万民和谐的社会。文王不敢沉湎于游乐和田猎，不敢用各邦国的进贡供自己享乐。）

　　不仅文王如此，周初的周公、召公等名臣，也都是勤政、廉政的典范，因而受到人民的热爱。

　　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成王时，陕原（今河南陕县西南）以西，由召公管理；陕原以东，由周公管理；也就是划分了两个大行政区。召公勤政爱民，深受人民拥护。他巡行地方上的乡邑，有一棵棠树（今称棠梨树），召公常常在下面办公，处理诉讼案件或休息。召公死后，人民怀念召公的善政，不忍心砍伐这棵树，作《甘棠》之诗说：

　　“茂盛的棠梨树啊，不要翦除，不要砍伐；茂盛的棠梨树啊，不要翦除，不要毁坏；这是召公休息过的地方。茂盛的棠梨树啊，不要翦除，不要拔掉，这是召公停车解马的地方。”（《诗经·召南·甘棠》）

　　我们从《尚书·周书》的各篇可以看到：勤政和廉政问题是周初的政治家经常提到的问题，看来这是当时的政治风气，周公和召公不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已。

　　可以说：周胜殷，是廉洁战胜腐败，勤政战胜荒政。有忧患意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是周初统治者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