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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强 公众微信号zhq540605 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为青蒿素的提取获得2015年度年诺贝尔生医学奖，使得青蒿这棵“中医小草”备受关注。尽管有人认为诺奖不是中医发展的“鸡血”，但围绕着对中医药开发思维方式的反思，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是面临“大数据”对商业模式的冲击，固然不必为“云端”所惑，却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大数据”思维助推员工创客化的大实践。 中医药的朴素“大数据”思维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医药研究的思维方式就是所谓的阴阳五行，其实不尽然。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其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大数据思维。断定中医药是“伪科学”的依据，就是认为它没有建立在对分子因果关系的精确分析上。而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的观点则告诉我们，大数据要求人们改变对精确性的苛求，转而追求混杂性；要求人们改变对因果关系的追问，转而追求相关关系。与其说这种转变是革命性的，不如说是一种向历史的回归。 有大数据时代预言家之称，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个互联网研究重镇任教的维克托·尔耶·舍恩伯格教授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中指出：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取而代之关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种观点与其说可以用来驳斥中医药是“伪科学”的谬论，不如说恰恰揭示了中医药开发基础工作的思维特征。距今千余年前，东晋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所记载的“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17个字，虽然没有说清“为什么”，却给了屠呦呦研究员以灵感；古人虽然只是发现了青蒿与疟疾治疗的相关性，但其潜在的价值不应抹杀。 推而广之，我们不必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传统中医药所有草药的潜在价值。事实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任何时候都存在，在科技如此日新月异的今天，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数据如此之多固然是好事，然而也给对其进行梳理带来了困难。与其说“我们不再热衷于追求精确度”，不如说以当前能够普及的数据处理工具难以帮助我们立即跨越“数据鸿沟”。中医药的形成也是一样。现在我们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而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而葛洪却能够发现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能够将青蒿抗疟的相关性以特定“绞汁”的形态记载下来已属不易。 在屠呦呦研究员之前，国内其他科研人员已经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屠呦呦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开始，加上四处走访老中医，整理出一个640多种包括青蒿在内的草药《抗疟单验访集》，应当不失为大数据思维的结晶。由此可以看出，中医药这个伟大宝其实也只是一个数据库，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古人在建立不同历史阶段数据库时，一定要为我们交待出明晰的“因果性”？只要这个数据库相应的有利用价值就足够了。至于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在当时的数据库里发现“相关性”还是“因果性”，那反映的是后人的认识水平。在企业管理中也是一样，不能认为所谓的大数据思维就是对计算机里记录数据的把握，对“相关性”的发现同样可以出之于我们身边的实践。 在大实践中实现相关关系的扬弃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对于参与青蒿素的提取和临床试验的很多团队而言，如果他们的参与是在屠呦呦先生原创思路基础上的实践，那么屠呦呦先生对他们的参与在客观上起到了“领导”作用。屠呦呦先生作为中医研究院科技组的组长，同时又是一个管理者。反过来说，管理者在遭遇成长瓶颈，需要从中国制造升华为中国“智造”时，不妨借鉴中医药研究的“大数据”思维，从发现“相关性”中找到突破口。 管理者的“大数据”思维需要大实践支撑，在实践中全方位捕捉相关性。从理想的状态看，大数据是全数据，至少维度要全。同时，数据总是第二性的，人们的实践才是第一性的，真正的大数据需要大实践的支持。中医药与疾病疗效相关性的发现，正是来自于千百年来无数劳动人民的实践。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有人好食豆腐，因而中毒，医治不效。忽见卖豆腐人，说其妻误以萝卜汤倾入锅中，豆腐就制不成。此人从中悟出萝卜汤治豆腐之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实践，当然不是指历史长河中偶然事件的累积，而是当前有目的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或许不能立即催生出世界一流企业，却可以为一流企业对核心竞争力的把握提供最广泛的实践基础。 “大数据”思维不需要包装，应当聚焦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相关性。有研究者告诉我们，计算机从未提供过明确的因果关系给人类。到目前为止以及在可见的未来，计算机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结论都是相关性。既然如此，正如青蒿素的发现那样，我们不必过于迷信所谓的“云”，没有理由拒绝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中对相关性的发现。相比较而言，在一种浮躁的氛围中，快速思维模式容易占据上风，总会有人臆想出一些因果关系，用SCI、影响因子、引用率等等数据加以包装，最终导致人们对世界的误解。这对管理者提出的一个要求是，企业创新所需要的“大数据”思维不能为其所误，需要像李时珍从萝卜“治豆腐积”故事的偶然启示中体悟出“物理之妙”那样，在消除短板方面能够慧眼独具。 “大数据”思维需要管理者具有前沿意识，助推相关性提升到对因果性的认识。屠呦呦先生在获奖后指出，“中医是宝库，但拿来就用还不够。”这并不是说中医药不科学，而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古人揭示的相关性的认识水平上；历史的进步不允许我们死守着老祖宗的宝贝，固步自封。当然，即使在今天的信息技术基础上所形成的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也不是最终答案，据此进行决策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加工处理。在企业管理中也是一样，通过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进行自下而上的探索，并不是看着谁的好就推广谁的做法那样简单，走出成长瓶颈离不开顶层设计的引领。否则，在“大数据”思维中，只看相关性而不看因果性也得不出什么新的结论，在经济转型中难以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管理者在“大数据时代”的担当 大数据时代从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到需要关注相关关系的“革命性”转变，无疑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历经十余个世纪，但是对于今天的管理者来说，却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果说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企业迷茫期，管理者对下一步应当怎么办感到迷茫，那么这恰恰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在“大数据时代”对相关关系的探索中，使得“小草”结出硕果，需要有更多的担当。 首先，在“大数据”思维中多元包容，为顺利转型提供更可靠的选项。以屠呦呦先生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对青蒿素的成功合成告诉我们，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对于医学规律的认识都远未到完善的程度，为了更好地为人类的生存质量服务，需要彼此包容。实际上，中医药在自身的发展中，对“草”于“药”相关关系的收集不避粗陋。李时珍修本草，不但十分重视继承历代本草及医家著述，还从经史百家、稗官野史、民间歌谣中博引广收，以考证药物性能，甚至可以在神话故事中钩沉索隐，以丰富发展本草知识。当然，多元包容不是没有原则，一定要以发现事物的相关性为标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也是一样，“双创”的创意或许不够成熟，然而只要能够进行供需之间相关性的努力，都应当予以肯定。 其次，在“大数据”思维中努力实现资源共享，超越体制藩篱。所谓“大数据”，一般是指能够搜集到的“全量”；但如果据此产生在一个系统之内没有遗漏的数据，尽在掌握之中，那也是一种错觉。无论一个系统的数据收集能力如何强大，它收集到的数据总是有限的，需要更多系统的支持。这也是中医药的研究者们之所以不论流派兼收并蓄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认为，屠呦呦先生作为一个落选院士而获得诺奖，是对现行院士体制的讽刺。其实那是后来的事；她在1969年参加“五二三项目”时，那可是一个全体制的概念。在民营企业中虽然没有体制之说，但在册与不在册、正式工与劳务工、创业元老与空降部队的界限还是存在的，容易使“大数据”思维碎片化。这就需要打破相应的边界，公平分配资源。 再次，在“大数据”思维中善于进行问题导向，在聚焦“会战”中提升核心竞争力。“大数据”、大实践，由一线听得见炮火的人呼唤炮火将成为常态；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管理者听风就是雨；四处起火、八方冒烟，会导致资源分散。屠呦呦先生对青蒿素的创见之所以被纳入举国体制，一方面是管理层对一线研究者对相关关系发现的尊重，另一方面是在坚持问题导向。毫无疑问，中医药与抗虐的相关性被世界所承认，是先有“五二三项目”的立项，后有青蒿素的研制。推而广之，中医药的价值无不是在解决病痛中被人们所认可的。企业管理中的“大数据”思维也应当一样，管理者并非只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随波逐流，需要围围绕着消费需求的变化与提示，及时聚焦，以便在核心竞争力方面形成攻坚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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