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呼唤“正当神”

创新经济呼唤“正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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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转型需要扶持创新、需要相关产业政策落地、需要经济学家奉献智慧的时候，经济学界却忙于相关产业政策是否应当废止的争论。有专家认为产业政策的存在就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只能阻碍创新，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且不管这是否属于一个伪命题，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警示：不能就创新谈创新；相关产业政策落地的社会环境的净化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创新经济呼唤“正当神”！

创新驱动需要“正当神”

在过去所谓野蛮式增长中，不少企业在经营中习惯于利用政策套利。这即使不是在刻意钻政策空子，也是在利用政策的“倾斜”占据资源优势；受到诟病的则是在按潜规则办事。在野蛮式增长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套利模式向创新模式转型，前提则应当是正当经营。潜规则不除，任何好的产业政策也会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创新就难以摆脱劣币驱除良币的逆选择冲击；为了震慑歪嘴和尚的，就需要“正当神”。

从资本的逐利性来看，企业经营者原本不乏创新动力。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唯一重要的工作应当是创新。这当然不是说资本生来就会创新，而是说资本具有套利与创新的两面性；究竟表现出套利中邪恶的一面，还是表现出创新的自发性，那取决于现实的可能选择。如果说套利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套利更能满足资本逐利的贪婪时，创新的一面就会被大大忽略。相反，当套利的财路被堵塞时，资本为了获得比平均利润更多的财富，而创新确实能为其带来竞争优势时，当然就会将其创新的潜能激发出来。创新虽然有风险，但是如果有“正当神”的存在，使其套利的成本更高，资本经过企业家的权衡，就会做出理智的选择，趋于创新。

当代所谓“正当神”，指的是市场经济中健康有效的监管机制。它的基础是造福于社会和环境友好的价值导向，应当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绝对不允许一切向钱看。这无疑需要有严格的制度保证，但我们这里更想强调其精神支柱和信仰的作用。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看，“正当神”应当为创新经济的财神。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计划经济时代一度绝迹的各路财神的香火又重新旺了起来，尤其是关公备受顶礼膜拜。从渊源上看，财神有正财神与偏财神之分，正财神，尤其是关公并非仅仅管发财。他们主要是正义的化身。佛家认为，关公与发财毫不相干，关夫子是忠义的典型、忠义的表率。这里强调创新驱动需要“正当神”，就是为了校正这种误区，同时表明“正当神”并非与市场经营不相干。

正如财神不管发财一样，“正当神”的确立也不能代替创新的现实努力；其基本的作用是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惯性，以激发资本创新潜能，产生创新的原动力。“正当神”的确立有助于企业家产生敬畏之心。既然套利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套利受限后只能破釜沉舟搞创新。“正当神”可以使企业在创新受挫后受到鼓舞，产生再接再厉的驱动力。产业政策对创新的驱动是外在动力，往往是锦上添花，容易助长形式主义，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下很难雪中送炭；而来自对“正当神”的确信所产生的驱动力则是内生的，不会自欺欺人，而且坚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正当神”成为保护神，当然需要现实中的社会公正机制作后盾，现实版的“正当神”必不可少。

贵在济世精神的传承

“正当神”或许需要一定的图腾、偶像符号，但绝非仅仅是口号与标签，主要体现为核心价值观或者经营理念，对自己体现出一种自律精神；对外部而言，则是提高顾客的消费体验，可以成为合作者的财神。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一种文化自信与较真，“正当神”的确立应当是对传统商道中济世精神的传承。

在传统文化中，不乏以商道济世的商圣。比如儒商、道商鼻祖范蠡，他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手下大臣，助勾践兴越灭吴功成身退后改名陶朱公隐逸江湖，经商作贾，十九年间前后三次聚财巨万，又数次散尽其财救济贫困及亲朋好友。在这些商圣身上体现的商魂，则是义为利本。孙皓晖先生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第四部：阳谋春秋》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写：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吕不韦在天计寓里设置一个利本堂，时刻告诫自己“义为商根”。这是吕不韦在初出茅庐时受到齐国商旅大士田单的祖训启示所设。田单寓所正厅之后的大庭院有一座巍然石亭，亭下青石大碑上刻有八个大字——商德唯信，利末义本！以义取利，是为正当。斯文与作为在商界的有机结合，就是“正当神”之魂。

从义利结合的角度讲，创新就是“正当神”。然而当经济转型、套利受限时，一些过去靠“机会”致富的所谓成功人士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惯性思维中，总感到“不创新是等死创新是找死”，于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兴起了大师热、风水热。看起来他们对财神的膜拜十分虔诚，实际上把套利情结从现实投射到“虚拟”空间，衍化为祈求财神对自己特有的青睐、倾斜与眷念，希望能够得到持续不断的幸运。当一个颇有影响的伪大师的江湖骗术曝光后，马云的一断辩白颇具有代表性：我只不过是利用他的场合、他的说法以及相关契机思考我自己的问题。从电商对传统产业“颠覆”的正当性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马云此言不虚；但也可以看出，那些确有“原罪”而又希望得到神灵庇护的想法实在靠不住。

需要指出的是，将创新作为“正当神”，主要指的是其中的过程，即取之以道；而并非仅仅是结果，否则就成了取之以术。“山寨”藉重的也是创新成果，只不过那涉嫌对别人知识产权的侵犯。正因为如此，“正当神”又比创新高一个层次，足以成为创新之“神”。尽管创新的内容多种多样，对于实业而言，需要以技术成果为依托；但技术无论如何推陈出新或者变革，义利结合的价值理性和思维方式则应当一脉相承。现代化的努力固然需要变革，改革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如果将变革变成价值理性和思维方式的割裂，使得传统和现代完全隔离，就会形成一种误区。依靠套利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要想走出误区，理应皈依“正当神”而改弦更张。

紧盯创新引领的灯塔

毋庸讳言，创新驱动“正当神”的确立靠强制力是做不到的，靠的是企业家和经营者的良知；不仅要信，更需要在“正当神”的引领下前行。按照佛教的说法，“正当神”的存在不是在彼岸，而是在此岸；正所谓处处皆是佛，一切众生人人皆是佛，“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尽管在创新经济或者智能时代豆腐还是豆腐、汽车还是汽车，也一定要通过创新把豆腐或者汽车做得更好，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体验。

校正价值导向，从崇尚科学到崇尚正当。将“管理科学”作为企业改制的一个圭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必要的，那有助于改变效率低下的沉疾；但是由此忽视管理正当的诉求则不足取。实际上，管理无论怎样科学，还是为了基本问题，需要保持自己的本真。只要管用，是采用科学的概念还是朴素的语言，是采用高科技还是老方法，要从实际出发。究竟做出怎样的选择。那是企业家、经营者的事；从管理的社会属性来看，要求是必须正当，必须尊重相关利益主体也没有获得感。对不正当管理进行科学包装，更值得警惕。

较真经常性监督，“唱黑脸”不惧影响发展。企业的效率需要通过团队或者员工的绩效来实现，然而对于那些以不正当方式获得的绩效是否照单全收，对企业家或者经营者是个严峻的考验。在绩效压力中要敢于“唱黑脸”，对绩效的获得途径明察秋毫而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在创新的领域也不能伪科学或者创新的异用所误。否则就会像阿里集团被开除的“小二”那样，为了冲高业绩记录，明知是骗子客户也可以代表公司与其签约。创新推进到哪里，监督、督察就跟进到哪里。

建立追溯机制，拔出萝卜一定要带出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讲的是不规范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必然性而言。在套利行为中如果存在不规范、不正当的行为，即使当时被屏蔽，也终将会暴露出自己的软肋或者破绽。这同时说明，套利行为可能会得计于一时，对其中不规范、不正当行为的惩处注定是事后追溯。如果“正当神”总是搞既往不咎那一套，那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实践中出现的拔出萝卜带不出泥的情况，造成的是整个风气的糟糕；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套利的侥幸心理，必须使侵占知识产权的老虎与苍蝇都无处藏身。

游戏规则的制定要尊重监督“天敌”的话语权，以规则正当体现机会公平。资本的逐利性虽然有创新的本能，但是创新却需要劳动者来实现，必须以人为本；而后者又是对资本价值一定程度的否定。鼓励创新、抑制套利的游戏规则如果由资本主导，难免会给自己留有后门。因此以人为本、提高劳动者收入保障的相关规则就不能由资本单方面说了算，应当提升其监督“天敌”的话语权。比如在对《劳动法》的修订中，不能摄于资本的压力降低劳动保障的水平，否则就不利于劳动者享有更多的尊严和自由，不利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