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貌不扬的“元圣”周公，姬姓，名旦，是文王的儿子。因为采邑在周原（今陕西岐山北），所以称为周公；和他的名连在一起，称为周公旦。谥号为周文公。 文王的儿子很多，传说“文王百子”，未必是事实，但儿子多却是真的。仅正妃太姒所生的嫡子就有十个人。那么，周公是老几呢？古书的记载颇有分岐。 《史记·管蔡世家》说他是老四。十子的顺序是：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这种说法出于先秦古书，如：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孟子·公孙丑下》） “以弟诛兄而非暴也。”（《荀子·儒效》） 杨树达笺：“谓杀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读〈荀子〉小笺》） “周公摄天子之政，……诛兄放弟”（《列子·杨朱》。 此外西汉刘向《列女传》和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以周公为老三，管叔为老四。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周公为老七。因为后两种说法是晚出的，而且缺乏较为原始的先秦资料的支持，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孟，荀支持的老四说。就是说：在文王的十个嫡子中，周公是老四，是武王和管叔的弟弟，蔡叔、霍叔、康叔的哥哥。 也许有人会问：周公是老几，这个问题重要吗？我们说：这在今天是不重要的，而在古代却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古代的宗法制和伦理道德问题。武王死后，按照宗法制，是否应该由周公摄政？周公诛管叔，是否是以弟诛兄？这涉及到古代对周公的评价。 周公被古代人所推崇，认为他是一位圣人，是儒家学派的先驱和源头。宋真宗（998-1022在位）封孔子为“至圣”，周公为“元圣”，就是因为他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尧、舜、禹、汤、文、武与儒家的道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周公却是这个链条中的最初的环节。 据古书记载，我们这位圣人的长相并不出色，而是其貌不扬。 《荀子·非相》：“文王长，周公短。” “周公之状如断葘（折断的枯树）。” 《论衡·骨相篇》：“周公背偻”（驼背）。 总起来就是：他的个子矮小，消瘦枯干，还驼着背。这就是那位彪炳于史册的“元圣”——圣人的祖师爷。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周公，不用说不可能留下录像与照片，连个画像也没传下来，谁又能知道他的真正的风采呢？ 周公与梦孔子非常崇拜周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周公的铁杆粉丝，或者可以称之为周公的信徒。他到了晚年，曾经发出慨叹说：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呀！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我没有再梦到周公！） 从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原来是经常在梦中与周公见面的。《吕氏春秋·博志》说： “盖闻孔子、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 这里又扯进了文王和墨子。说是孔子和墨子白天学习课业，晚上还要在梦里向文王和周公请教。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上的是“梦大学”。当然，这不过是不能证实的传闻，所以前面加了一个“盖”字。盖，大概如此，不能确信的意思。 因为孔子说过“梦周公”的话，所以这话也常常进入文章和诗词中。晋·刘琨《重赠卢堪》一诗，就有这样的句子： “吾衰久已夫，何其不梦周。” 苏轼（东坡）的《谒周公庙》说： “吾今那复梦周公，且喜秋来过故宫。” “梦周公“不仅是睡觉的代名词，还有缅怀先贤、励志进德的意思，代表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不仅此也，后来人们还把周公与梦联系在一起，认为周公能够解梦。现在各种解梦的书很多，多为近现代人参照古代的解梦书改编的：而有一种所谓原版的《周公解梦书》，相传为周公所作。但我们只要稍加考证，就会断定：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在我国现存最早的秘府（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中，收有占梦书两种；后来在《隋书·经籍志》中，收有占梦书七种；《旧唐书·经籍志》收有两种；都不是周公解梦的书，作者都是其他人。在元朝编写的《宋史·艺文志》中，才出现了《周公解梦书》三卷，这时距离周公在世已经两千多年了。另外在敦煌文献中，也发现了《周公解梦书》的残卷。估计这书的编著时间，最早不超过唐朝，甚至晚至两宋时期，与周公毫无关系。 古人占卜有三种方式：一是龟卜，烧灼龟甲，看龟甲上的裂纹卜占吉凶祸福。二是蓍（音施）占，用蓍草（俗称蚰蜒草或锯齿草）的茎来占卜。《周易》就是蓍占，或称占筮（音式）。三是梦占，就是根据梦境判断吉凶祸福。《尚书·周书》诸篇记载的周公占卜，用的都是龟卜，并没有梦占的记载。看来周公解梦的说法，纯属后人的附会。 开国元勋根据《史记》以及其他古书的记载来看，周公在文王时没有多少事迹可言，这大约是因为那时周公的年龄还小，即或开始从政，也不会有太高的职位。《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 这表明：周公在文王时，最突出的表现是恪尽孝道。《韩诗外传》引孔子的话说： “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然若将失之。可谓子矣。” （过去周公事奉文王，不独断独行，做事不任性。身板挺不起来，好像支撑不了衣服；说话轻声柔气，好像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端着食物奉献给文王，小心翼翼惟恐失手落地。可算是好儿子了。） 到了武王时，周公才崭露头角。《史记·鲁周公世家》又说： “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这表明周公已经成为武王手下的重臣，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武王说过：“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说文》：“乱，治也。”这里所说的“乱臣”，就是治世能臣的意思。据东汉学者马融的注释，这十个人就是文母（武王的母亲太姒）、周公、太公、召公、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这个字古同“括”，繁体字就这样写，不是简体字适当，适宜的“适”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公和周公。《史记·周本纪》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周王左右的近臣），师修文王绪业（贯彻文王路线，继承文王的事业）。” 师，是帝王的老师，也就是太师，地位最显赫。周公仅次于太公，为武王之辅，就是首辅，相当于宰相，今之国务院总理。所以《左传·定公四年》说：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 从《史记·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的记载来看，周公随从武王攻纣，起到了重要的谋画作用。大军到了牧野，誓师之辞《牧誓》就是周公作的。纣王自焚以后，武王率军进入了商都朝歌。在修治社祠（土地神的庙）和宫殿的开工仪式上，周公旦手持大钺（大斧）、毕公手持小钺（小斧），侍卫在武王两旁。军中的大钺，象征着生杀之权，周公持大钺，表明他在军中地位的显赫。 武王克殷之后，周公又辅佐武王兼并了许多方国。孟子说：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孟子·滕文公下》） （周公辅佐武王诛灭了纣王，又讨伐奄国（今山东曲阜）三年，杀了他的君主。（崔述《论语余说》认为：“伐奄乃成王时事，不得上承相武王言之。”但武王征服了奄，奄在成王时又随武庚叛乱，所以成王时再伐奄也是可能的。）把飞廉（飞廉：秦、赵的祖先，善走（跑得快），其子恶来力气大，父子俱事奉纣王。）驱逐到海滨而杀掉。被灭的国家有五十个，把虎、豹、犀牛、象驱赶到远方，天下百姓非常高兴。《书经》说：英明啊，文王的谋略！伟大啊，武王的功勋！帮助启迪我们后人，使我们走上正路而不迷失方向。） 武王灭殷后，册封功臣和同姓。封周公旦于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周公没有到封地上去，继续留下来辅佐武王。由他的儿子伯禽到鲁国去就封，称为鲁公。周公因此也有了鲁周公的称谓。 武王灭殷开国的许多事迹，少不了有周公的功劳。周公和姜太公一样，都是周朝的开国元勋。 风从东方来“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赠送给你一个方法解除怀疑，不用钻灼龟甲和用蓍草卜占凶吉。试验玉石要烧上三天整，辨别人才要等待七年之期。周公在恐惧流言的日子里，王莽谦恭下士在那未篡位之时。如果他们当初便死去，一生的忠奸真伪谁又能知？） 这是白居易诗《放言五首》中的一首，冯梦龙《警世通言》所引后四句稍有出入，“王莽谦恭未篡时”，作“王莽谦恭下士时”，现在流传较广的是后者，原诗反而湮没无闻了。诗中所说“周公恐惧流言日”，是一桩有名的历史公案。我们综合《尚书·金滕》、《君奭》、《史记》的《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以及其它古书的有关记载，先把这件事的始末情由概述一下。 武王伐纣以后，回到了镐京。过了二年，便死去了。周公等重臣扶保武王的儿子诵即位，便是成王。这时商朝初灭，周朝初立，天下的形势非常复杂，成王还是一个小孩子，不能料理政事，便由身为叔父，又是国家宰辅、大权在握的周公旦摄理周王的事务。武王死时，成王有多大？《史记》说是“在强葆（襁褓）之中”，还是一个用尿布裹着的婴儿。但古书学者对这种说法颇有异议，认为根据其它相关的史实来推论，成王当时不会这么小。因而有六岁（《贾谊新书·修政篇》）、十岁（郑玄：《尚书·洛诰》及《诗经·豳风》正义）、十三岁（王肃：《孔子家语·冠颂》等不同说法。尽管这些说法都未必确凿，但成王当时是大一些的孩子而不是婴儿，应该合乎事实。周公代替成王摄政，引起了王室贵族管叔（周公之兄）、蔡叔（周公之弟）等人的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位”，“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连太公和召公也产生了怀疑。周公对他二人解释说： “我所以不能不摄政，是惟恐天下叛周，对于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不能交待。三位先王忧劳天下，夺取政权刚刚成功。武王早终，今王年少，他将要成就周朝的大业，所以我才这样做。” 周公又向召公举出了商朝伊尹相汤，伊陟、巫咸相太戊，巫贤相祖乙，甘盘相武丁的例子，说明大臣摄政，是一个历史传统，常常会使国运昌盛。太公、召公听了周公的话，才打消了疑虑。 但管叔和蔡叔却没有善罢甘休，他们联合了商朝的残余势力武庚和东方的淮夷（在今江苏、安徽一带）、徐（在今山东临沂一带）、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东北）等方国发动了叛乱，使建立不久的周朝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在这次叛乱中，最危险的敌人是企图乘机复辟的殷商残余势力。原来武王克殷后，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殷的王畿之地，让他继续管理商的遗民。具体的作法就是把原来殷商的王畿之地分为邶（音背，今河南汤阴一带），鄘（音庸，今河南卫辉一带）、卫（今河南淇县一带）三部分，以邶封武庚，以鄘封管叔，以卫封蔡叔，称为“三监”。（另有一种说法：以管、蔡、霍为“三监”。）现在管、蔡和武庚勾结在一起，又联合了东方和东南方的方国，声势非常浩大。周公为了挽救时局，亲自率兵东征，经过了二年（一说三年）的奋战，终于平定了这次叛乱，杀了武庚，管叔自经（一说被杀），流放了蔡叔，又征服了东方和东南诸国，扩大了周朝的有效统治范围。 洛阳双城记周朝兴起于西方，文王都丰，武王都镐，都在今陕西西安市一带。原来作为“西伯”（西部诸侯之长），都城算是适中。但灭商之后，要统治中原地区的殷商故地，就有鞭长莫及之感了。 据《逸周书·度邑》和《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后，回到镐京，彻夜不能入睡。周公旦来到武王的寝宫，询问不能安睡的原因。武王说：我们虽然战胜了殷朝，但我们的统治并不是那么巩固的。只有定都于中原，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我观察了一下中原的地形，从洛汭（洛水弯曲处）直到伊汭（伊水弯曲处）地势平坦，没有险阻，是过去夏人的旧居。我南望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伊水之北）、北望太行山、恒山、观看黄河、还仔细察看了洛水、伊水地区，这里称得起是“天室”（天然的地理形势最好的地方）。武王为了把都城放在天下之中，便和周公作出了营造洛邑的规划方案。近年在宝鸡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也证实了武王克殷后确有要在“中国”（中央地区）建都的想法。只是因为开国时期百废待兴，政务非常繁忙，还没有来得及着手营建；武王便离开了人世。《礼记·文王世子》说武王活了九十三岁，不可能是事实，估计顶多不超过六十岁。 周公东征取胜后，回到了伊、洛流域，按照武王的遗愿，并且奉了成王的诏命，在召公的协助下，开始营建东都洛邑。据《逸周书·作洛》记载，新建的洛邑城方圆一千七百二十丈，郭（外城）的方圆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北芒山）。”划分了都，鄙（都城与郊区），城内有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等五宫。当时周朝控制了许多“殷顽民”（主要是被俘的殷商贵族），他们是修建东都的主要劳动力。 新建的东都称为“新邑”、“新大邑”，还有洛邑、成周、王城等称呼。至于洛邑，成周和王城的关系，由于古书上的记载有模糊性，而且也存在着牴牾之处，因而古今学者的理解颇有分岐。 有的主张双城说，认为洛邑包括王城与成周两个城。 有的主张一城说，认为周公只建了一个城，就是洛邑，也称为成周，后来也称为王城。 由于近年考古工作的进展，青铜器铭文的增多，再结合古书的记载，主张一城说的学者多了起来。笔者综合各家的观点，并结合个人的愚见，大体上得出了下面的一些看法。 周公修建的洛邑，就是成周，在洛水之北，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在成周东三十里的地方，今洛阳东郊白马寺东，有一个成周的下都（附属于成周的居民点），是安置和监管“殷顽民”的地方，并不具备都城的规模。但因为这个地方人口众多，又驻有军队，设有官府，逐渐发展为大的都邑。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成周），以后洛邑也称为王城。就是说：直到春秋初期，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的东都，兼有洛邑、成周、王城三个名子，今洛阳东郊白马寺东，仍然是一个下都。 春秋中叶，西周王室发生了王子朝争位之乱，成周（王城）被王子朝之党所控制。周敬王为了避乱，迁到下都去。公元前510年，晋定公率诸侯在下都为周天子修城，由晋大夫士弥牟定设计方案。《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说： “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餱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韩简子临之，以为成命。” （士弥牟制订了工程的设计方案，计算长度，估计高度，度量厚薄，预算沟渠的深度，计算土方，研讨运输的远近，预计完工的日期，计算人工，考虑用料，记载口粮，以命令诸侯服役。分摊劳役和工程地段，记录下来交给各诸侯国领工的大夫，而汇总起来送到刘文公那里。韩简子监工，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 这是一个很全面和细致的设计方案，在中国的工程设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建城的工程从下一年（公元前509）春天动工，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从此以后，这里便成为周朝的都城，才称为成周，出现了成周（今白马寺东）与王城（今王城公园）两个城。也就是说：在周敬王十一年（公元前509）以前洛邑，成周，王城，都指今王城公园一带，那是周朝的东都；而在这以后，周天子迁到今白马寺东，这里修了城成为都城，随着也就有了成周之名；而今王城公园一带，则称为王城。洛阳的双城，到这里才真正形成了。从敬王以后，经过元王，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慎靓王共十王，都城都在这里；而到了赧（音nǎn）王（公元前314-256）时，则迁到了王城。但这已是战国末期，又过了六十年，周朝便在秦的统一风暴中灭亡了。 营造东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周朝的军事、政治力量偏在西方的局面，加强了对中原地区殷商故地的统治，巩固了东征的成果，对周朝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左传·宣公三年》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音夹辱）。” 郏鄏，在洛邑西。这是说：成王把九鼎迁到了洛邑。《史记·周本纪》也说：洛邑建成后，“居九鼎焉。”古代定都称“定鼎”。但从整个西周的历史来看，西周各王都是以镐京为首都，以洛邑为陪都的。镐京称为宗周，洛邑称为成周。直到公元前770年，西周被犬戎所灭，平王才迁到洛邑（成周）。在这里，历史又给我们提出一连串值得深思的问题：周朝为什么不早日把国都迁到洛邑来？重宗周，轻成周的策略是对还是错？如果早日迁到洛邑来，历史会怎样改写？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希望专家学者，特别是专门研究中国古都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的历史爱好者能关注这些问题并展开讨论。 顺便谈谈洛邑的“洛”字。本来是水旁，因洛水而得名。战国时期，洛邑（今白马寺东），改称洛阳。山南水北为阳，洛阳因为在洛水之北而得名。到了汉朝，根据五行观念，自以为是火德，火忌水，所以去“水”而加“隹”，写成“雒阳”、“雒邑”。到了三国曹魏，自以为是土德，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所以去“隹”加“水”，写成“洛阳”，“洛邑”，沿袭至今。 “礼仪之邦”从这里起步平定叛乱，营建东都之后，周公又着手制礼作乐。 在古代，礼是一切制度、习俗、仪式、行为的准则，是国家、社会的规范与秩序。在这以前，周的礼制并不是那么完备的。从王位继承方面来说，情况有些混乱。太王（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太王偏爱季历的儿子、自己的非嫡孙姬昌（文王），说是有人看见赤鸟衔丹书（红色的鸟衔着红色的典册）落在姬昌的房子上，这是“圣瑞”（神圣的兆头），姬昌可以兴周；决定把王位传给少子季历（王季），以便日后由季历传给姬昌。这是废长立幼，不符合嫡长子继承的原则。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听到了这个消息，两个人便逃到吴地去了，与当地土著结合，建立了吴国。文王的嫡子有十个人，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武王）、三子姬鲜（管叔）、四子周公旦。文王把嫡长子伯邑考送到商朝去服侍纣王，被纣王杀害，由老二姬发作了太子，然后继位为周王。这件事情表明：文王原先并没有由伯邑考作继承人的意思，否则不会把他送到纣王那里去作人质，以至于丧了命。这也是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精神的。再有，管叔姬鲜为什么发动叛乱？也和王位继承问题有关。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如果国家需要立长君，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他这个老三应该继位为君，而老四周公旦却以“摄政”的名义代理行使君权，他当然是非常失意和恼火，所以带头发动了叛乱。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为了国家的常治久安，为了避免在王族中不再发生互相残杀的争位之乱，必须确立以嫡长子为核心的王位继承制度，与此相关联的宗法制，分封制，庙寝制，服制等等，也必须创立和完善起来。除此以外，其它的一切礼制，如爵位制、井田制、官制、婚制、冠制、军法、祭礼、朝仪、丧葬……以及其它一切制度、习俗、仪节等等，都需要规范或创制。古代礼的内容很多，大体上归纳为五礼：吉礼（祭祀）、凶礼（对丧葬和天灾人祸的处理与哀悼）、军礼（军事编制、战争、田猎）、宾礼（天子接见诸侯和诸侯国之间聘问、会盟等）、嘉礼（婚、冠、饮食、射箭、宴会、庆贺等）。礼仪往往与乐舞相结合，所以称为礼乐制度。《礼记·乐记》： “德音之谓乐。众庶知音而不知乐。” 这是说：并不是用乐器弄出的所有声音都可以称之为乐，只有那些“德音”（合乎道德标准的高雅的声音）才算是乐；其它只能算是音，老百姓只能知音（流行音乐），而不知乐（高雅音乐）。《孝经》说：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近年来有的学者否定了周公制礼作乐之说，认为周初形势复杂，国事繁忙，周公不可能有时间坐下来制礼作乐。再说周礼源于殷礼，也不可能是周公创制的。 但周公制礼作乐，古书上是言之凿凿的。 《左传·文公十八年》引太史克的话说：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礼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先君周公制订的《周礼》说：'礼制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置事务、事务用来衡量功绩，功绩用来享用百姓的贡赋。’） 这里所说的《周礼》，不是伪《古文尚书》中的《周官》，也不是《十三经》中的《周礼》，那都不是周公的原作；这个《周礼》应该是周公所著的篇名或书名，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左传·昭公二年》说：晋大夫韩宣子（韩起）出使鲁国，在太史那里查阅文献档案，看见了《易》（《周易》）、《象》（鲁国历代的礼制，政令）与《鲁春秋》（《春秋经》），感叹地说： “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周礼都保存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成就王业的原因了。） 另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鲁国执政大夫季孙氏要实行新的田赋制度，按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二向百姓征收租赋，比原来的“什一之税”增加了一倍。当时孔子弟子冉有（冉求）作“季氏宰”（季孙氏的大管家），季孙派他向孔子征求意见。孔子反对这种作法，没有正面回答，私下里对冉有说： “……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而且季孙先生如果要根据法度办事，那么周公的典章就放在那里；如果要苟且而行，又征求什么意见呢？） 在《国语·鲁语》里也有类似的内容，“周公之典”写作“周公之籍”。典、籍的意思相同。 从以上所征引的较早的资料来看，周公确曾制礼作乐，在古代士大夫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春秋时还有周公所传下来的典籍存在，怎么能没有根据地怀疑呢？ 说当时时间仓卒，那的确是事实。周公制礼作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突击完成。我们认为：说周公在平叛后制礼作乐，只是工程的开始，以后必然要有一个长期的修订过程，甚至在周公逝世之后，也有人在补充与完善。以时间仓卒来否定周公制礼作乐的史实，是说不通的。 至于说周礼源于殷礼，并不是周公所制订，那也是站不住脚的。在《论语·八佾》中，确实载有孔子的一段话：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朝的典章制度借鉴了夏、商两代，多么丰富多彩呀！我遵从周朝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延续性，有继承关系，周公制礼作乐，借鉴了夏、商两代，这是很正常的。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据，应该包括这么几部分： 第一，周人原来的制度与习俗； 第二，借鉴于夏、商的； 第三，创制的部分。 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统一的规划所形成的新的礼乐制度，便是周公之礼，它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和创新，还有融合。历史上所有的文化传承，都是这样的。 孔子还说过：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夏礼，我能说出来，他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殷礼，我能说出来，他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明；这是文献不足的原故。如果文献充足，我就可以引用作证明了。） 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时代，夏礼和殷礼虽然还有传承，但已经没有文献证明，有些问题已经难辨真伪了。他没有谈周礼，因为还有周公的典籍存在，是可以证明的。不过遗憾的是：这些周公的典籍，到现在早已遗失，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在宋代集结成书的《十三经注疏》中，收有“三礼”。就是： 《周礼》，亦称《周官》，讲周代官制的书，相传为周公所作，近人经过考证，定为成书于战国时期。 《仪礼》（又称《礼经》、《士礼》），旧说周公作或孔子修订，实为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仪制度的汇编。 《礼记》（又称《小戴礼记》）。西汉戴圣编。是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制思想和礼仪制度的文章选集，也有一部分是秦汉儒生所撰写的。 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礼制，“三礼”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它们虽然不是周公的原著，但周公所制定的礼制的内容，经过历代相传，必然会有一部分保留在其中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风雨宝匣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已经长大，大约是20岁左右，周公结束了摄政，还政于成王。《韩诗外传》说： “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请然后行，无伐矜之色，可谓臣矣。” （成王长大，周公还政，北面而事奉成王，（古代君王在朝堂上坐北朝南，称为“南面”；臣子面见君王百朝北，称为“北面”。所以“北面”表示臣子的身分。）政事经过请示才能实行，没有居功自傲的颜色。） 但尽管事隔数年，对周公的流言并没有结束。周公还政于成王后，仍然有人在成王面前说周公想要作乱，蓄谋已久，若是不加戒备，必受大害。成王大怒，对周公又产生了疑心。周公见形势严峻，只好辞去三公的职位，避居到东方（一说奔楚）。他在外面作了一首诗，名曰《鸱鸮》（音痴消），命人送到成王处。诗云： “一、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二、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予？三、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四、予羽谯谯，予尾修修。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经·豳风·鸱鸮》） （一、猫头鹰啊猫头鹰！你已经抢走了我的孩子，不要再毁坏我的家！我是那么殷勤，爱护着我的幼子。二、趁着天还没有下雨，准备桑树枝和泥土，修补好门窗。你们下面的人，还敢伤害我？三、我的手不能活动自如，我撸着芦苇花，我积攒着干草，我的嘴因为劳累而上火。因为我没有安定的住处。四、我的羽毛枯黄，我的尾巴秃光，我的窝巢好险好高，在风雨中飘摇。我只有惊慌号叫。） 这是一首寓言诗。鸱鸮（猫头鹰）比喻武庚，子比喻管蔡、鬻子（幼子）比作成王，把自己比作第一称的成鸟，“室家”（窝巢）比喻国家。武庚与管蔡联合发动叛乱，好像是猫头鹰抢走了自己的孩子，毁了自己的家园。自己要未雨绸缪，修补好窝巢（国家），保护好幼子（成王）。但因为受流言所伤害，自己已经无家可归，处境狼狈。 成王看过诗之后，就不再责备周公了。但怀疑之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那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发现。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还没有收割，忽然天气大变，刮起了大风，雷雨交加，庄稼全部倒伏在地里，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朝廷和百姓都非常恐慌。根据古代的迷信观念，认为天灾是上天发怒的表现。所以成王和大夫们都穿上礼服，到府库中去察看卜兆之书，以便弄清灾异的原因。打开收藏卜兆之书的金滕之匮（用铜丝捆着的匣子），发现了周公多年前的一篇祷词。成王询问史官和管事之人，有人知道这事，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在克殷以后二年，武王得了病，太公和召公主张向上天卜问吉凶，周公却认为不如向太王、王季、文王三位先王祷告求福。于是设坛祭祀，周公立在坛上向先王宣读祷词。大意是： “你们的长孙发（武王），正遭受恶疾的折磨。如果先王听说上帝需要他上天去服役，那就不如由旦（周公自称）去代替他的身子。我柔顺乖巧，多材多艺，善于事奉鬼神。何况发已经从上天接受了使命，正在治理着天下四方，能使你们的子孙在人间过着安定的生活，四方的百姓没有不敬畏他的。” 周公在祷词中还表示：请上天通过神龟给个答复，自己将听命于神龟。于是下坛去看钻龟占卜，共有三块龟版同时钻灼，得到的都是吉兆。周公说：“根据卜兆，王的病没有危险了。”第二天，武王的病便好了。事后周公把这祷告之词的简册存放在金滕之匮里，并关照知情者保密，谁也不许提起这件事。（这件事原载于《尚书·周书·金滕》，本来只有周公愿代武王死一件事；而《史记·鲁周公世家》又多出了愿代成王死一件事，二者内容基本相同。古代注家多认为这是同一件事在传说中的分化。所以本文只采用愿代武王死一件事。） 尽管周公向先王和上天表示要替代武王去死，但事后武王病好了，周公也没有归天。不过这件事却表现了周公对君主、对国家的赤胆忠心。像这样的人，怎么会图谋不轨呢？成王面对着金滕之书，不禁涕泪横流，知道自己是冤枉了这位多年来兢兢业业，劳苦功高的好叔父，好老师，好臣僚。 成王马上派人把周公请了回来。周公回朝后，继续担当着师保的重任，写作了《无逸》、《立政》等训词，告诫成王力戒淫佚，“保施小民，不侮鳏寡”（保护和施惠于小民，善待鳏寡无助之人）。 周公摄政七年。这七年间的大事，古书上的记载颇为混乱，不同的古书互有抵触。《史记》的《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也没有讲清楚，二篇也有分歧。比较起来，相传为汉初伏生所作的《尚书大传》，对这七年大事所排列的顺序比较合乎情理，为古今多数学者所认可。这个顺序就是： 一年救乱。就是武庚、管、蔡及徐、淮、奄等发动了叛乱，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在内部平息父兄的怀疑，在外部安抚各诸侯国），为平叛创造舆论条件，并出兵东方平叛。 二年克殷。就是平定了武庚，管蔡的叛乱。 三年践奄。就是征服奄、徐、淮夷等国。 四年建侯卫。就是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等，对殷商故地的分封重新洗了牌。据《荀子·儒效》：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二人”。又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公所封姬姓诸侯，就有二十多国。 五年营成周。 六年制礼作乐。 七年致政（还政于成王）。 据2000年9月公布的《夏商周年表》认定：成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042-1021，共22年。 周公大约死在成王中期，葬在毕原（今陕西咸阳北）文王墓附近。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周本纪》 2、《史记·鲁周公世家》 3、《史记·管蔡世家》 4、《史记·燕召公世家》 5、《尚书·周书》：《金滕》、《召诰》、《洛诰》 6、《逸周书》：《度邑》、《武儆》、《五权》、《作洛》 7、《尚书大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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