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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姜太公事迹辨正

 泥土清香 2020-10-27

渭滨传奇

  姜太公是怎么遇见文王的?司马迁也没能搞清楚。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提出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我们上面已经谈过。文王在打猎前占了一卦。卦辞上说:“所获得的猎物非龙非螭(独角龙)、非虎非罴(熊的一种),乃是霸王之辅(辅佐君主称霸的人才)。”文王在渭水之阳(北)打猎,遇见姜太公在那里钓鱼,和他交谈之后,高兴地说:“你就是我家太公盼望已久的人。”便赐号为“太公望”,用车载之而归,立为太师。

  这种说法,可以称之为“渭水访贤说”。

  第二种说法。太公博学多才,曾经事奉纣王为臣。因为纣王无道,便离开了。游说诸侯,没有遇到明主,终于归附了西伯文王。

  这种说法,可以称之为“去殷适周说”。

  第三种说法。太公原为处士(不做官的士人,隐居在海滨。文王被纣王囚禁在羑里,文王的臣子散宜生,闳夭素知姜太公有谋略,便请出太公共同设法解救。三个人筹备了美女奇物,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

  这个说法,可以称之为“羑里救主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说法,是司马迁没有写入《史记》的。

  《楚辞·离骚》: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吕望操刀宰牛啊,遇到周文王而被举用。)

  《楚辞·天问》:

  “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

  (太师吕望当初在市场上,文王姬昌是怎么认识他的?操刀卖肉,高谈阔论,文王为什么赏识他?)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

  “言吕望鼓刀在列肆(市场),文王亲往问之。对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

  (下等的屠夫杀牛,上等的屠夫屠灭国家。指灭亡商朝。)

  这个说法,可以称之为“鼓刀扬声说”。

  晋·卢无忌《齐太公吕望表》说:《汲冡书·周志》记载:文王梦见天帝对他说:“昌,把吕望赐给你。”这时吕望就站在文王的后边,文王和太公都对天帝叩头礼拜。这天晚上,太公也做了同样的梦。以后文王看见太公,问他说:“你的名子叫望吗?”太公回答说:“是的,我叫望。”文王说:“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你?”太公便谈到做梦的事。文王说:“有的!有的!”于是便把太公带回去,任为卿士。

  这个说法,可以称之为“飞熊入梦说”。在传说中,姜太公一号飞熊。

       在诸多说法中,姜太公钓鱼,文王访贤之说最为通行,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元代成书的《武王伐纣平话》说:

  “姜尚因命守时,直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铒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不要命的)上钓来!”

  《封神演义》中,也写了姜太公直钩钓鱼的故事。有一个叫作武吉的樵夫,告诉他钓鱼应该用弯钩,香铒。他回答说:“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鱼)设,只钓王与侯。”

  据民间传说,文王原来是派儿子姬发(武王)去请太公的。姬发来到渭水边上,只听姜太公一边钓鱼,一边念念有词:“钓钓钓,钓钓钓,大鱼不到小鱼到,来个虾米瞎胡闹。”姬发一听,这是嫌自己身分太低,不配请他,便回去禀告文王。文王只好亲自前去,请太公出山辅佐周室。太公说:“大王若有诚意,就请扶我上辇,拉我进京。”文王拉了一程,累得不行,就不再往前拉了。姜太公伸出手指说:“你一共拉了我八百零八步,我保你周室江山八百零八年。”文王一听,要拼命再拉一程,太公说:“来不及了,说破就不灵了。”

  文王请太公的许多故事,包括古籍记载,演义小说以及民间传说,内容很丰富。尽管未必都是史实,但其主题和基本框架是君主卑身求贤,对后人颇具启示和借鉴意义。

  古代有关文王渭水访贤的诗歌很多。唐·白居易《渭水偶钓》:

  “昔有白发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

  唐·胡曾《咏渭滨》: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钓钩。当时未必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

       姜太公怎样遇文王,在上面列举的许多说法中,渭滨访贤的说法最近情理,也有先秦古书的支持。

  说它最近情理,是因为姜太公是西方人,周、姜两个族群住地邻近,又世代通婚,文王与姜太公的遇合,发生在渭水流域,当然是最合乎情理的了。

  说先秦古籍的支持,例证是很多的。

  周原甲骨文:

  “王其囗……兹用……既吉渭渔。”

  (周原甲骨H11:48)

  有的学者认为:与太公在渭滨鱼钓而遇文王有关。

  《荀子·君道》:

  “夫文王……倜(超)然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

  《韩诗外传》引此“州人”作“舟人”。俞樾说:'州人’当从《外传》作'舟人’。太公身为渔父而钓于渭滨,故言舟人也。(《荀子诗说》)

  《战国策·秦三》:

  “臣(范睢)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

  《韩非子·喻老》:

  “文王举太公于渭滨者,贵之也。”

  《六韬》一书,相传为姜太公所作,而学者认为应该是战国时的作品。其中有一段太公遇文王的故事:

  “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斋三日,文王乃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文王将要出去狩猎,太史编灼龟占卜,卦兆说:'在渭水之阳狩猎,要有重大的收获。获得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不是罴,是获得公侯的兆头,上天派他当你的老师……。于是文王便斋戒三日,坐上狩猎的车、套上狩猎的马,在渭水之阳狩猎,终于遇到了太公,他正坐在草上钓鱼。……于是把太公请上车,拉回朝廷,立为太师。)

  这和上引《史记》的第一种说法相同,《史记》大约是取材于《六韬》。

  《庄子·田子方》写了一个故事。由于引文过长,我们只把译文揭示在下面:

  “文王在臧地视察,见到一位老者钓鱼。但他像是钓鱼却不是钓鱼,不是那种手持钓竿钓鱼的样子,只是马马虎虎地钓钓罢了。周文王想要提拔他管理国政,又怕大臣和父兄们不服;想要放弃他,又不忍心让百姓失去一位值得敬仰的好官员。于是在早朝时对大夫们说:'昨天晚上我梦见一位贤人,黑色的胡须,骑着杂色的马,那马一边的蹄子是红的,命令我说:把你的国政交给臧地的老人,也许百姓的疾苦就会解除了。’诸大夫吃惊地说:'你梦到的贤人就是先君啊!’文王说:'那么就来卜占一下。’诸大夫说:'既然是先君的命令,大王就不必有别的想法,又何必占卜呢?’于是便迎来了臧地的老人,把国政交给他管理。这老人不改变国家的制度法令,也没发布什么特别的法令。过了三年,文王在国内视察,见士人们都解散了自己的小集团,官员们不再追求自己的政绩,各国不同的量器也不敢进入国内。士人们解散了自己的小集团,大家的政见就一致了;官员不再追求自己的政绩,办事便顾全大局了;各国不同的量器不敢进入国内,诸侯就没有二心了。于是文王便以臧地老人为太师,让老人面南而坐,自己则面朝北,问道:'我们的政令可以推行到天下吗?’臧地老人一听这话就装起胡涂来,含糊地推辞了。早晨听到文王的命令,晚上便偷偷地逃跑了。终身再没有消息。”

  唐·成玄英《南华真经疏》:

  “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于太公也。”

  成说甚是。庄子的这个寓言,是以姜太公渭水垂钓,文王访贤的故事为原型的,但却对故事做了修改,宣扬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理念,不但治理国家是“无为而治”,连钓鱼也是“无为而钓”,结果是不愿意为统一天下而操心,竟偷偷地跑掉了。正因为庄子所宣扬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与姜太公不同,所以没有提出来姜太公的名子,只以模糊的“臧丈人”来代替。但这却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和“飞熊入梦”等传说的源头所在。

太公年寿议

  姜太公遇合文王时,年龄是多大?在古籍中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荀子•君道》:

  “夫文王……举太公于州(舟)人而用之,岂私之也哉!以为亲耶?则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为故耶?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好丽耶?则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齳然而齿堕矣。”

  (文王……在渔人中推举太公而任用,难道有私心吗?因为是亲族吗?那么周是姬姓,而他是姜姓。因为有故交吗?那么他们却素不相识。因为他年轻英俊吗?那么这个人已经七十二岁,牙齿全掉了。)

  《尉缭子•武议》: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人人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

  《史记•渭稽列传》:

  “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

  《说苑•尊贤》:

  “太公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

  李白《梁甫吟》: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楚辞•九辩》:

  “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

  《韩诗外传》卷七、第六章:

  “吕尚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为天子师,则遇文王也。”(《说苑•杂言》同)

  以上的各种说法,或曰七十,或曰七十二,或曰七十余,或曰八十,或曰九十,说法虽异,却有一个共同点:姜太公遇文王时,已经是一位古稀以上的老人了。

  顾颉刚先生在《太公望年寿》中认为:太公遇文王时还年轻,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年八十岁左右。但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有些学者作了专门的考证,基本上都认为太公遇文王时已经是老年人。至于享年,则有110岁,113岁、138岁、139岁等不同的说法。

那么,太公遇文王时,年龄究竟有多大?他享年多少?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确立了几条原则:

  第一,宜粗不宜细。 

  有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参照文王、武王、邑姜等人的年寿,再与一些古书记载相对应,得出了太公享年的绝对数据,而仔细推敲起来,都是很难圆通的。就是再争论100年,如果没有新的考古资料支持,也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原因很简单:根据现在已有的资料(包括传世古籍和考古发现的地下典册和彝器铭文、甲骨文等),文王、武王、邑姜等人的生卒年代已不可考,这个参照系本身就是不精确的。参照系不精确,太公本人的年岁又众说纷纭,你考证出来的绝对年龄怎能靠得住?中国几千年历史,你想让每个历史细节都精确,那怎么可能?谁知道孙膑叫什么名子?(膑,是受了膑刑,被砍掉了膝盖骨。孙膑是外号,意为“孙瘸子”)谁知道刘邦的父母叫什么名子?《史记•高祖本纪》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太公”意为“老太爷”,“刘媪”意为“刘老太太”,都不是名子,而且刘邦的母亲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在历史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只能抱着“疑者阙之”的态度,知道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第二,注重资料的原始性。

  第三,定性而不定数。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定一下性质(太公遇文王时,是青年、壮年、还是老年),大致的范围(大约是哪个年龄段)。

  基于上述三原则,我认为姜太公遇文王是在老年。比较原始的资料,可以支持这种看法。

  《诗经•大雅•大明》称姜太公为“师尚父”。《逸周书•克殷》也称姜太公为“尚父”。师是太师,官名;“尚父”则是尊号。尚,上也,“尚父”有年高,父辈的含意。

  这两个例子,是战国以前的资料。至于战国时期的资料,就更丰富一些了。

  《孟子•离娄上》:

  “伯夷辟(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

  (伯夷躲避纣王,居住在北海的海滨。听说文王兴起了,奋然而起说:“何不去归附他!我听说西伯是善于赡养老人的人。”太公躲避纣王,居住在东海的海滨。听说文王兴起了,奋然而起说:“何不去归附他,我听说西伯是善于赡养老人的人。”他们二位老人,是天下最有声望的老人,却归附了西伯,这是天下的父亲都归附西伯了。天下的父亲都归附了,他们的儿子还有哪里可去呢?)

  《荀子》说太公归附文王,已经七十二岁,老掉牙了。庄子说他是“丈夫”、|丈人“。丈,通杖,杖夫,杖人,指柱着拐杖的老人。

  从战国及其以前的资料来看,说太公是在老年归周,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至于具体有多大年龄,还很难说,享年多少,就更难说了。

  《古本竹书纪年》说太公卒于康王六年(约为前1015年)。晋•卢无忌《姜太公吕望表》说太公享年“盖百一十余岁“,与当代一些人的考证大体符合。但这是不太可靠的。考证姜太公的年龄,一般都以文王、武王的在位年数为参照系的,而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这个参照系本身就不可靠。

  《史记•周本纪》说:

  “文王盖即位五十年。”

  这是来源于《尚书•周书•无逸》: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今文尚书》的《周书》比较可靠。但就算文王享国五十年,他何时当政,何时遇姜太公,何时死亡,我们仍然不知道。姜太公遇文王那年年纪有多大,他什么时候去世,我们也不能确知。《荀子》、《竹书纪年》等战国典籍,距姜太公那个年代已经七、八百年,战国人谈殷周,犹如我们现代谈宋元一样,所谈的大轮廓虽然比汉、唐以后更有利用或参考价值,而细节就未必完全可靠了。真像《荀子》所说:太公遇文王是七十二岁,而不是五、六十岁吗?真像《竹书纪年》所说,姜太公死于康王六年,而不是成王时期吗?《尚书•周书•顾命》所记成王临终时的顾命大臣有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等六位,而没有太公。是不是太公在这以前就死了?据郑玄说:太公封于齐,仍然留在朝中任职。如果郑说是实,而太公此时没有死,顾命大臣不可能没有他。总之,我还是那两句话,在历史研究中,有的事宜粗不宜细,疑者阙之。我们已经知道姜太公在年老时遇见文王,他是一个长寿的人,这就够了。

  现代科学家认为:人的生命极限是120岁,现在从全世界范围看,很难超过120岁。古人比现代人的寿命短,活到一百一十多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至于活到138-9,将近140岁,那简相是不可思议了。

明师良帅

  周公、太公和召公,是西周初年的三大名臣,也都是开国元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三驾马车。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在文、武之世,太公的地位似乎高于周公,功劳也比周公大: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周本纪》)

  师,是太师;辅,是冡宰,太宰,就是后来的宰相。除了国王之外,在臣僚中“师”是第一把手,“辅”是第二把手。

  “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周本纪》)

  首封,是因为他功劳大,地位高。

  太公头衔上的“师”字,既是官名,也是帝王之师的意思。《吕氏春秋•尊师》:

  “文王师吕望。”

  《史记•齐太公世家》:

  “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吕尚怎样归附周朝的说法虽然不同,但重要的是: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的老师。)

  所谓“文武师”,也就是文王,武王的智囊。文王、武王治国和征战的重要决策,都是他参与制定的。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周文王从羑里脱身回来,和吕尚推行德政以便推翻商朝政权,其内容多为用兵的权谋与奇计,所以后世谈论用兵和周朝的隐秘权术的,都取法于太公原来的那些权谋。)

  司马迁关于文王与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说法,遭到古代一些学者的质疑。宋代学者王应麟说:

  “文王之德之纯,岂心与貌异乎?”

  (《困学纪闻》卷二)

  清代学者梁玉绳说:

  “夫德非倾人之事,亦非阴谋所能为,若果如是,又何以为文王,太公?”(《史记志疑》卷二《殷本纪》)

  另一清代学者崔述说:

  “则太公者,乃述尧舜禹汤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况太公王者之佐而反为此权谋术数之言乎?”(《丰镐考信录》卷八。)

  这些学者在其当代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们都是醇儒,就是正统的儒家学派。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以及对古代圣贤的粉丝情结,总认为像文王和太公这样的圣贤,是不会搞“阴谋”,也不会有颠覆商朝的想法的。孔子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在服事殷朝,他们对此坚信不疑,成为立论的出发点。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大错特错的。与其说他们迂腐,还不如说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什么叫政治斗争。阴谋,现代是贬义词,指阴谋诡计;而《史记》在这里所说的“阴谋”,乃是策略和秘密规划的意思。个人有隐私,国家有机密,这是很正常的事。《诗经•鲁颂•閟宫》:

  “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这是说:周人的“翦商”事业,也就是推翻商朝的宏图大计,从文王的祖父太王(古父亶父)时就开始规划了。难道文王和太公都是吃素的?他们真的不想“倾商政”?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就不必多说了。

如果说:在文王时代,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完成“翦商”的历史使命;那么到了武王时,条件成熟了,太公就和周公、召公等重臣一起,辅佐武王完成了翦商事业。《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武王时)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与天下人创造一个新局面),师尚父谋居多。”

  在伐纣战争中,姜太公的地位相当于总司令,兵马大元帅。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九年,武王率兵东进到孟津。出发时,姜太公左手拄着黄钺,右手握着白旄(用牦牛尾作装饰的白旗,指挥军队用)誓师说:

  “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

  (“苍兕!苍兕!统领你的众兵和船只,迟到的斩首!”)

  苍兕(音似),犀牛。一说:传说中的九头怪兽。东汉•马融注:“苍兕,主舟楫官名。”大约船上拄着苍兕图案的旗帜,所以船长也称为“苍兕”。

  到了孟津,不期而会的有八百诸侯。但武王认为伐纣的时机没到,退了兵。过了二年,武王出兵伐纣,事先用龟甲和蓍草占卜,卦兆不吉,又赶上暴风雨大作,众臣都非常恐惧,只有太公力主照常出兵。除了《史记•齐太公世家》之外,《论衡•卜筮篇》也记载了这件事:

  “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耆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周武王伐纣,用龟甲和蓍草占卜,卦兆不吉,占辞是“大凶”。太公推开蓍草、践踏龟甲说:“枯骨和死草知道什么凶不凶?”)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姜太公有反对迷信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反映了他在伐纣战争中的重要决策作用。

  武王和诸侯的军队到了牧野,纣王出动大军迎击。《史记•周本纪》说纣王的大军有七十万,这个数字虽然不可能属实;但《诗经•大雅•大明》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看来兵力是不少的。《史记•周本纪》接下来说:

  “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

  就是先派姜太公率领一百名勇士突入敌阵挑战。看来姜太公不仅是军事统帅,还是敢死队的队长。《诗经•大雅•大明》这样歌颂战场上的姜太公: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马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牧野的战场宏大宽广,檀木的战车耀眼明亮,四匹红马多么强壮。太师尚父,像雄鹰在飞翔。辅佐那武王,讨伐大商。清晨取胜,天下明朗。)

  多么矫健勇敢的老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姜太公实在是老当益壮、老有所用的千古典范!写到这里,我不禁要向全国的老人(包括我自己)发问:你有姜太公那种“致师”(挑战新课题,改革创新)的勇气吗?你有姜太公那种“鹰扬”的气魄吗?

  武王克商后,姜太公以首功被封在齐国(今山东北部)。以后他是继续留在朝廷任职,还是到封地上去做诸侯,我们就说不清了。《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太公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而根据《史记》的说法,太公是回到封地上治理齐国了。《齐太公世家》说: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太公到了齐国,修明政治,顺应当地的习俗,简化其礼仪,开放工商之业,发展渔业、盐业的优势,因而人民多归附齐国,齐成为大国。到了周成王年少即位时,管蔡作乱,淮夷背叛周朝。成王派召公命令太公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今湖北麻城北),北到无棣(今河北卢龙一带),五侯九伯各级诸侯,你都有征伐之权。”齐国因此可以征伐各国,成为大国。定都在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

  姜太公不仅是周朝的开国功臣,也是齐国的开国之君,被齐国称为太公。齐国是在东方藩卫王室的大国,春秋时期成为五霸当中的第一个霸主。战国时,齐为七个军事大国——七雄之一。直到公元前379年,第三十二王齐康公卒而绝祀,齐国归于田氏,姜齐变成了田齐。姜姓的齐国,共立国700余年。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论赞中说:

  “太史公曰:吾适齐,至泰山属之琅玡,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太史公说:我到齐国,那里西起泰山,东连琅玡,北靠大海,沃土两千里。他的人民心胸开扩豁达而又稳健多智谋,这是他们的天性。由于太公的圣明,打下了立国的基础;加上桓公的盛德,施行善政,与诸侯会盟,成为霸主,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气势磅礴呀,不愧是大国的风范啊!)

  唐隶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加封昭烈武成王。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周本纪》

  2、《史记•齐太公世家》

  3、《史记•鲁周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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