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著作溯源署名姜太公的著作为数不少。但溯其源流，情况却很复杂。《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 《史记•苏秦列传》： “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 “《阴符》是太公之《兵符》也。” 元代学者吴师道认为：《史记索隐》所说的《兵符》，就是《太公兵法》。 另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未得志时，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的一座桥上，看到一位穿着粗布衣服的老人，老人故意把鞋子甩下来，让张良拾起来给他穿上，张良照办。老人说：“孺子可教矣。”约定五天后再到桥上来。届期张良不到半夜就来到桥上等候。过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见张良来得这么早，很满意。拿出一部书，赠给张良说：“读了这部书，可以成为王者之师。再过十年，你就可以出人头地。再过十五年，你在济北谷城山（在今山东东阿东北）下看见一块黄石头，那就是我。”说完，老人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张良打开书观看，乃是一部《太公兵法》。张良靠这部兵法的思想辅佐汉高祖刘邦，取得了天下。十三年之后，张良随高祖路过济北，果然看见谷城山下有一块黄石头，便拿回来供奉祭祀。张良死后，与黄石合葬。这就是有名的“圯桥纳履”的故事。 据说这位老人便是黄石公，还传下来一部兵书，称为《黄石公三略》。 但这个故事颇具神秘性。黄石公是人、是神、还是石妖，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不过，我们还是不必纠缠这些，我想要说的是：通过苏秦和张良的故事，我们知道从战国到汉代，《太公兵法》是一部很有名的书，甚至在传说中还把它说得很神奇。 在姜太公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六韬》。今本六卷，六十篇，两万多字，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是一部讲政治和军事权谋的书。而此书的来历，也有很多疑点。 《六韬》的书名，首先见于《庄子•徐元鬼》。说是有一位叫徐无鬼的隐士，在魏国大臣女（姓）商的引见下，去见魏武侯（公元前396-371），讲了一套顺乎自然、忘掉自我、返本归真的道理，魏武侯很高兴。事后女商问徐无鬼说： “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悦）若此乎？” （先生是用什么话劝说我的君主的？我劝说君主的时候，横着说引用《诗》、《书》、《礼》、《乐》；竖着说引用《金版》、《六弢》；……可是我的君主就没有开口笑过。现在先生用什么话劝说我的君主，使我的君主这么高兴呢？） 弢，就是古代的韬字。《六弢》，就是《六韬》，表明这个书名首先出现在战国时期。 现存最早的秘府书目（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汉书》作者班固自注： “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 就是说：这书的成书年代，班固也没有搞明白，他只提出了几种说法。或者是春秋初期的周惠王、周襄王之间；或者是战国中期周显王的时候；或者是春秋末期孔子向周朝太史发问的内容。 唐•颜师古认为：《周史六弢》，就是“今之《六弢》。”而清•沈涛则认为：《周史六弢》应该是《周史大弢》之误。大弢是人名。据《庄子•则阳》：孔子曾向周太史大弢发过问，所以班固才有“孔子问焉”的话。大约这就是大弢、或假托大弢的著作。梁启超肯定了这种说法。（《〈诸子略〉考释》） 本来班固自己也不认为《周史六弢》是姜太公所著，所以才提出了种种说法。而姜太公的著作，则被列入“道家”中。《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清•沈钦韩《汉书疏注》： “《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兵》者，即《太公兵法》。” 这就是说：《太公》是总名，其中又分《谋》、《言》、《兵》三部分。但按照沈钦韩的理解，这三部分内容并不包括《六韬》。而我认为：其中的《谋》或《兵》，必然有一个是《六韬》、《太公》洋洋二百余篇，怎能没有最重要的《六韬》在内？ 姜太公的《六韬》一书，在唐朝以前，实在是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它的明确的著录，始见于唐初成书的《隋书•经籍志》： “《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梁朝著录的是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 同时著录的还有： 《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三卷（梁朝著录有六卷，三卷两种本子。） 《太公阴符钤录》一卷。 《太公金匮》二卷。 《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 《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杂兵书》六卷。 《太公伏符阴阳谋》一卷。 《太公三宫兵法》一卷。 《太公书禁忌立成集》二卷。 《太公枕中记》一卷。 到了唐朝，忽然冒出了这么多当初《汉书•艺文志》未曾著录的书，显然这后出的书不可能是先秦古书。我们只能以《庄子》、《战国策》和《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为根据，认定《六韬》、《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和《太公兵法》为比较早期的著作。而到了现在，除了《六韬》之外，其它诸书都佚失了，只有《太公金匮》、《太公兵法》、《太公阴谋》，还能见到一些佚文。但在佚文中，几部书的内容，常常与《六韬》有雷同之处。有人认为：《太公兵法》就是《六韬》。但《隋书•经籍志》既然把二书分别列出，表明在唐初时，二书是各为一书而流传的。 由于《六韬》的内容涉及战国事物，同时文词浅易，不像是西周的风格，所以古今学者一直认为这部书不可能是姜太公所著，其它姜记各书也同样的道理。学者们多认为：这书是战国时代的兵家假托姜太公的名子写作的，其中可能追述了姜太公的一部分思想。但包括《六韬》在内的姜记各书内容很庞杂，包括了儒、道、法、兵，纵横各家学说的色彩。就因为姜记各书的这种“杂家”的倾向，所以姜太公被称为“百家宗师”。但《六韬》等书主要是谈论军事的，所以后来都被列入兵家著作中。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崔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出土了《六韬》的残简，表明《六韬》一书在西汉前期已经流传，它成书于战国的问题，基本上没有悬念了。1973年，在河北定州西汉晚期的中山怀王墓葬中，也发现了《六韬》的残简，表明《六韬》一书在整个西汉时期是流传很广的一部兵书。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被列入《武经七书》，是历代兵家必须要研读的经典著作。 姜太公思想是个品牌 如果若问：姜太公治国和治军的思想有哪些重要内容？如今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因为传世的所谓姜太公著作、佚文，多为后人的伪托；古籍上有关姜太公的言论，都是后人的记载；其形成年代，最早是在战国时期，距离姜太公的有生之年，已有六、七百年。其中可能追述了一部分姜太公的思想言论，但何者是真，何者是假，何者不失原意，何者是后人的伪托，已经难以甄别和筛选了。 但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流传到现在的姜太公著作及其思想，毕竟是一种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姜太公文化”。或“姜太公思想”。这种文化，，尽管未必都是姜太公创造的，却是一种以姜太公的名子为品牌的。它兼儒、道、杂法、兵，更混有纵横之言，颇具有杂家色彩，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古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创作，它闪烁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是我们民族之魂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更是我们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瑰丽多姿的一个见证。 “姜太公思想”博大精深，我们只能择其要点，介绍在下面。再说一遍，文中的“姜太公”并不完全代表姜太公本人，而是一种品牌符号。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六韬•文韬•文师》：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太公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和天下人的利益相同的，就能得到天下；垄断天下人的利益的，就要失去天下。天有天时，地有财富，能够和天下人共同享受的，就是仁；仁在哪里，人民便归附到哪里。使人民避免死亡，解救人民的痛苦，拯救人民的患难，赈济人民的危急，就是德；德在哪里，人民便归附到哪里。能够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就是义；义在哪里，人民便投奔到哪里。凡是人都不愿意死而愿意活，喜好德行而能给人民创造利益，就是道；道在哪里，天下人便归附到哪里。’） 天下属于人民，统治者只有能解救人民的苦难，为人民造福，才能与人民共有天下；这是古代的民本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有的官员还公开叫嚣：“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的官员，即或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何妨学一学“姜太公思想”？ 爱民、富民 《六韬•文韬•国务》：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请释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官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已物。此爱民之道也。’” （文王问太公说：‘愿意听你讲一讲治国的原则。要想使君主尊贵，人民安定，怎么办呢？’太公说：‘爱民而已。’文王问：‘怎么爱民？’太公说：给他们利益而不是加以伤害，让他们成功而不是失败，让他们活下去而不是加以杀害，给他们实惠而不是夺取，让他们快乐而不是痛苦，让他们欢喜而不是愤怒。文王说：‘请你具体解释一下。’太公说：‘百姓不失业就是对他们有利，农民不耽误农时就是让他们成功，减少刑罚就是让他们活下来，减轻赋税就是给他们实惠，少修建宫室台榭就是让他们快乐，官吏清廉不骚扰百姓就是让他们欢喜。反之，百姓失业就是伤害他们，农民耽误农时就是让他们失败，无罪而罚就是杀害他们，赋税苛重就是剥夺他们，多修建宫室台榭使民力疲惫就会使他们痛苦，官吏腐败骚扰百姓就会激起他们的愤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管理百姓好像父母爱护子女，哥哥爱护弟弟，看见他们饥饿寒冷就替他们忧愁，看见他们受苦就替他们悲伤，赏罚好像加在自己身上，征收赋税好像取走自己的财物。这就是爱民之道啊！’） 介绍到这里，我对于当今的某些官员，实在是无话可说了。我只是对你提一个建议：少打官腔，少说套话，把老祖宗的这些箴言抄下来贴在墙上，每天早晨起来念一遍，睡觉前念一遍，如何？ 爱民在于富民。《说苑•政理篇》： “文王问于吕望曰：‘治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 （文王问姜太公说：‘怎样治理天下？’姜太公回答说：‘施行王道的国家百姓富足，称霸于诸侯的国家士兵富足，勉强生存的国家当官的富足，无道的国家仓库丰满。这叫上面肥得冒油，下面漏光了。’文王说：‘说得好！’姜太公说：‘知道好却压下不办，是不吉利的。’这一天，文王打开了仓库，赈济了鳏（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孤（幼而无父）、独（老而无子）等弱势群体。） 说得太好了！对于国家的政策，最好的检测办法是看你穷了什么人，富了什么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就是“上溢而下漏”吗？ 尊贤尚功 据《吕氏春秋•长见篇》记载：太公望封在齐国，周公旦封在鲁国，互相问：“怎么治国？”太公望说：“尊贤上（尚）功”（尊重贤能之人，重视功绩）。周公旦说：“亲亲上（尚）恩”（亲近自己的亲族，重视恩情）。太公望说：“鲁国从此要削弱了。”周公旦说：“鲁国虽然削弱，拥有齐国的也一定不是吕氏。” 二人的预见，后来果然都应验了。以后齐国日益强大，至于成为霸主，二十四代由田成子篡据。鲁国日益削弱，至于仅能勉强维持，三十四代便灭亡了。 齐太公的“尊贤上（尚）功”，与法家思想相符合，不论亲疏远近，注重的是才能和功绩（包括军功，政绩等）。这种用人政策，可以使国家强盛，但缺点是容易把军政大权集中到异姓大臣手中，到一定时期，权臣就要篡位窃国，丧失一家一姓的天下。“亲亲上（尚）恩”是儒家的政治理念，只注重亲族之间的团结，靠血缘关系和亲情维护统治；虽然在一定时期可以稳定政治秩序，但却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所以鲁国终于日渐削弱而趋于灭亡。 汉朝总结了周、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采用了“外儒内法”的统治政策，起到了优势互补的作用，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做法。当然，无论是儒家也好，法家也好，“亲亲上（尚）恩”也好，“尊贤上（尚）功”也好，都是专制政体的衍生物，并不能解决这种政体的基本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都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无怪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家族的“相砍书”。 不过，应该指出：在姜太公那个时代，法家思想还没有形成，儒家思想也仅仅在萌芽之中。《吕氏春秋》这个故事，不过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政治理念而已。 要想实现“尊贤上（尚）功”的国策，把人才推举上来并加以重用，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六韬•文韬•举贤》： “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夫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善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近，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未免于危也。’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也。’” （文王问太公说：‘君主致力于举用贤能之人，但却不能收到效果，世道愈来愈动乱，以至于国家陷入危亡的境地，这是为什么？’太公回答说：‘选拔出贤能之人而不能任用，这是徒有举贤之名而无举贤之实。’文王问：‘这样作有什么错？’太公说：‘错就错在君主好任用世俗所称赞的人，那就得不到真正的贤能之人。’文王问：‘为什么这样？’太公说：‘君主以世俗所称赞的人为贤能之人，以世俗所诋毁的人为不肖之人，那么党羽多的人就会被举用，党羽少的人就会被斥退；这样一来，那些邪恶之人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了贤能之人；贤能的忠臣就会死于无罪，奸臣就会以虚名取得爵位；所以世道愈来愈动乱，国家就不免于危亡。’文王问：‘应该怎样举贤呢？’太公说：‘将相的职务要分开①，根据各种官职的要求选拔人才。按照官员的职责考核政绩，选拔人才要考查他的能力，使其名实相符，官职和能力相当，这样就合乎举贤的原则了。’） 除了举贤，用贤之外，还要善于“别贤“——甄别人才。 敦煌残卷《六韬•别贤》： “文王问太公曰：‘别贤若何？’太公曰：‘试可乃已。二人变争则知其曲直，二人议论则知其道德，二人举重则知其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其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其先后，二人治官则知其贪廉。以此论人，别贤不肖之道已。’” （文王问太公说：‘怎样甄别人才？’太公回答说：‘考察他是否胜任罢了。两个人吵嘴就知道他的曲直，两个人议论就知道他的道德水平，两个人举重就知道他的力气，两个人争斗就知道他勇敢还是怯懦，两个人外出办事，就知道他能力高低，两个人做官就知道他贪污还是廉洁。用这些方法考察人，就是区分贤能和不肖的原则。’） “姜太公”的举贤、用贤、别贤政策，是互相联系的几个环节。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事制度也颇有启示和借鉴作用。这和当前屡禁不止的买官卖官，用人惟亲，用人惟钱，搞小圈子，排斥异已等官场陋习，是泾渭分明的。 经济思想 1、因地制宜，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经济的策略。 《汉书•地理志下》： “太公以齐地负海舄（音细）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幅凑。” （姜太公因为齐地靠海土地盐碱，产粮少，人口不多，于是便鼓励人民从事女工（纺织、刺绣、缝纫等），发展鱼业盐业的优势，出现了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局面。） 2、农、工、商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六韬•文韬•六守》： “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 （太公说：‘农、工、商三大行业，叫做三宝。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他的乡里谷物就充足；把工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他的乡里器具便充足；把商人组织起来进行贸易，他的乡里财货便充足。让这三宝各安其业，老百姓的生活便没有忧虑了。’） 3、九府圜法。 《汉书•食货志下》：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 根据唐•颜师古的注释，《周礼》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等九个部门，都是掌管财政和货币的官府，称为九府。圜，是均衡流通的意思。这类似现代的金融、银行、造币等机构，是保证财货均衡流通的金融管理制度。 军事思想 在《六韬》、《太公金匮》、《太公兵法》中，有关军事思想的内容甚为丰富。因为篇幅关系，我们只能摘其要点加以介绍。 1、强调战争的正义性。 《说苑•指武》： “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道乎？’太公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之。’” （武王将要出兵伐纣，召见太公问道：‘我想不交战而知道胜利，不占卜就知道吉凶，有什么招数吗？’太公回答说：‘有招数。大王能取得众人之心，以图谋无道的纣王，那就会不战而知道胜利。以贤明征伐不肖，那就不用占卜就知道吉利。纣王残害他们，我救助他们，虽然不是我们的百姓，也可以由我们来役使。） 2、军事统帅的作用与素质。 《六韬•龙韬•论将》说：将有五材十过，就是五种优良品质，十种过错。五材就是勇、智、仁、信、忠。十过就是：“有勇而轻死者”（勇敢而轻易地去拼命），“有急而心速者”（急于求成），“有贪而好利者”（贪婪好利），“有仁而不忍者”（婆婆妈妈地，不忍心处罚违纪行为），“有智而心怯者”（聪明而怯懦），有信而喜信人者（诚信而轻易相信别人）、“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本身廉洁，对部下苛刻），“有智而心缓者”（聪明而优柔寡断），“有刚毅而自用者”（刚愎自用，骄傲武断），“有懦而喜任人者（懦弱而好依靠别人）。因而选择将帅至关重要。“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3、兵贵神速，出其不意。 在《六韬•文韬•兵道》中，太公说：“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作战取胜的方法在于周密地侦察敌情，抓住有利的战机，出其不意，迅速地予以打击）。《六韬•龙韬•军势》说：在进攻的时候，不能恐惧，不能犹豫，要像“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 4、瓦解和削弱敌人的谋略。 在《六韬•武韬•三疑》中，太公认为：对于强大的敌人，要“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养着他让他强大，宠着他让他张狂。他太强大了，必然要受挫折；太张狂了，必然要出现失误）。还要“淫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用女色来腐蚀他，用厚利来收买他，用美味来养他，用靡靡之音来娱乐他。） 这都是一些损招，但却非常行之有效。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用的不就是这些损招吗？广义地说：赖昌星拉干部下水，用的也是这些损着。这都是春秋战国时，在兼并战争中所用的一些策略，附加到姜太公的名下了。我们今天不必继承这些东西。 5、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 《六韬•龙韬•励军》：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令三军之众，攻城争先登，野战争先赴，闻金声而怒，闻鼓声而喜，为之奈何？”太公曰：‘将有三胜。’文王曰：‘愿闻其目。’太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为力将；将不身服力，无以知士卒之劳苦。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将不身赴止欲，无以知士卒之饥饱。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审，而见劳苦之明也。” （武王问太公说：‘我想让三军的战士，攻城时争先登城，野战时争先冲锋，听到鸣金收兵就愤怒，听到前进的鼓声就兴奋，怎么办呢？’太公回答说：‘半帅有三个取胜的秘诀。’武王说：‘敢问有什么具体内容？’太公说：‘做将帅的，冬天不穿皮裘，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张伞盖，这叫做礼将；将帅不能亲自遵守礼法，就不知道士卒的冷暖。越过险要的关隘，走上泥泞道路，将帅一定要下车马步行，这叫做力将；将帅不身体力行，就不知道士卒的劳苦。军队宿营就绪，将帅才能住进自己的军帐；全军的饭菜都做熟了，将帅才开始进餐，军队不点火照明取暖，将帅也不点火；这叫做止欲将。将帅不身体力行和克制自己的欲望，就不知道士卒的饥饱。正因为将帅能和士卒同冷暖，劳苦，饥饱，所以三军的将士听到前进的鼓声就兴奋，听到鸣金收兵的声音就愤怒；攻打高城深池，就是箭石如雨，士卒也会抢先登城；白刃刚刚交手，士卒便争着冲锋。士卒并不是乐于死伤，是因为他们的将帅关心自己的冷暖饥饱，能够明察自己的劳苦啊。’） 6、严明法纪，励行赏罚。 《太平御览》六百三十三引《太公金匮》： “赏一人而天下喜者，赏二人而万人喜者，赏之。赏三人而三军劝（受到鼓励）者，赏之。” 《太平御览》六百四十七引《太公金匮》： “杀一人而千人恐者，杀之。杀二人而万人动者，杀之。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 《群书治要》引《六韬》：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治国之所贵。’太公曰：‘贵法令之必行。必行则治道通，通则民大利，大利则君德彰矣。’” 《六韬•文韬•赏罚》： “文王问太公曰：‘赏所以存劝（鼓励），罚所以示惩。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潜移默化）。’” 《六韬•龙韬•将威》： “武王问太公曰：‘将何以为威，何以为明？何以为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其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厮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武王问太公说：‘作将帅的怎样算是威，怎样算是明，怎样算是令行禁止？’太公回答说：‘将帅以诛杀大人物为威，以奖赏小人物为明，以严明的惩罚做到令行禁止。所以杀死一个人而能使全军震惊的，那就杀掉他；奖赏一个人能使全军高兴的，那就奖赏他。诛杀贵在诛杀大人物，奖赏贵在奖赏小人物。诛杀那些掌握大权地位高贵的大臣，是刑罚触及到最上层；能奖赏到牛倌、马夫、饲养员这些人，是奖赏贯彻到最下层。刑罚触及到最上层，奖赏贯彻到最下层，才能树立将帅的威信。’） 言之不尽 《六韬》的军事思想丰富多彩，实在是言之不尽。 《龙韬•王翼》讲军队统帅部的构成，组织。 《龙韬•立将》讲任用将帅的程序和仪式。 《龙韬•阴符》、《阴书》讲秘密通信的办法。 《龙韬•军势》讲指挥作战的原则。 《龙韬•奇兵》讲战争中出奇制胜的二十六种计策。 《龙韬•农器》讲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原则和方法。 《虎韬•军用》讲兵器、军用物资的种类、数量和配置、使用。 《虎韬•三阵》讲天、地、人三阵的布阵方法。 《虎韬•火战》讲火攻方法。 《豹韬•林战》讲在森林地带作战的方法。 《豹韬•鸟云山兵》讲山地防御的作战方法。 《豹韬•鸟云泽兵》讲在河川地带作战的方法。 《犬韬•教战》讲训练士卒的方法和步骤。 《犬韬•均兵》讲车兵、骑兵、步兵的不同作用和编制。 《犬韬》的《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诸篇，讲的是车、骑、步各兵种的选拔和作战方法。 遗产与代言 在“姜太公“名下留给我们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实在是太丰富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姜太公就是这笔文化遗产的代言人。这种代言，与今天不同的是： 第一，他是死后被人作为品牌而代言的，不是他本人在代言，而是他的名子在代言，用今天流行的话说，他“被代言“了。 第二，没有代言费，不和经济利益挂钩，因而也就不像现在的明星那样故意蒙人。 其实，不止姜太公这样，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多有这种情况：老子、孔子、李白、苏东坡……名下的轶事和言论，难道都是本人所做和所说的吗？从考据学的角度来说，应该要辨别真伪；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却都是真实的文化现象，是通过漫长的时间、由很多人约定俗成地创造出来的。它是真实的民族精神，文化遗产，对我们今人仍然是有用的，是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齐太公世家》 2、《六韬》 3、《汉书•艺文志》 4、《隋书•经籍志》 ①商、西周、春秋时期将相不分职，也就是没有文官，武官的严格界线。在朝廷内办公是相，领兵出去打仗便是将，这就是“出将入相“。而将相分职是在战国时期。这也可以证明《六韬》一书写于战国时期。 ②《群书治要》：唐•魏征、褚遂良等编辑，共五十卷，书成于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辑录了经、史、诸子有关治国安邦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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