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杀机这次王子之乱，过程错综复杂，许多真相今已暧昧难明，从而在学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解和争议。我们先梳理一下基本的史实，然后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 周景王原来立王子寿为太子，而短命的王子寿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15年，公元前527）死去。景王最宠爱王子朝，打算立他为太子，与子朝的傅（辅导员）宾起多次密谋此事。但朝中的卿士刘献公（刘挚）和单穆公（单旗）对此却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宾起为人邪恶，王子朝有祸乱之心，打算除掉这两个人。而景王和宾起则密谋要除掉刘、单二人。 景王二十五年（鲁昭公22年，前520）4月，景王到北山（洛阳北芒山）去狩猎，相当于一次军事演习，命公卿都跟随前去。他打算乘狩猎之机，把刘、单二人杀掉。不料景王在狩猎的过程中，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便死在大夫荣锜氏家里。死因是“心疾”，就是心脏病。过了三天，刘献公（刘挚）也死去了。刘献公的儿子伯蚠（音坟）原为单旗的下属，单旗帮助刘蚠作了刘氏的继承人。 景王死后，单、刘二人拥立王子猛继承了王位，就是周悼王。五月，刘、单二人拜见了悼王，领了诏命，然后起兵进攻宾起，把他杀掉。又把诸王子集合在单旗家中，让他们盟誓拥护新王。 这件事情很蹊跷，人们一定会想到：景王之死，是否被单、刘所杀害？不然为什么死得这么突然？但《左传》说是“有心疾”（因心脏病而死），《史记•周本纪》说是“会崩”（正好景王逝世），都没说被杀害而死。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王子朝失败逃奔到楚国，发表一个声明，遍告诸侯，把刘、单二人痛骂了一番，但没有提到他们杀害景王，如果真有这事，是王子朝起兵的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岂能不提？因而可以说，景王之死只是一个巧合，与刘、单并没有什么关系。 王子朝起兵与失败 6月，景王入葬。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帅郊、要、饯之甲以逐刘子”（《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就是说：王子朝起兵所倚靠的力量，是丧失职务、俸禄的旧有的官员和工匠，灵王、景王的家族以及郊、要、饯三地（大约都离洛阳不远）的甲士。起兵后，击败了王师，刘、单二人逃亡在外。不久，单旗杀了回来，子朝逃奔到京（洛阳西南）。 7月，因为京师太乱，单旗护送悼王逃奔到皇（今河南巩义市西南）。单旗同时向晋国告急。10月，晋大夫籍谈、荀跞率军救周，护送悼王回王城。11月，悼王死①，其弟王子匄（丐）继位，就是敬王。 周敬王元年（鲁昭公23年，公元前519），6月，在单旗和刘蚠的攻击下，王子朝逃奔到尹（大约在今河南洛宁一带）。单、刘二人攻尹失利，保护敬王避居刘邑（今河南偃师西南）。王子朝进入王城，尹氏立王子朝为周王，出现了两个天子并立的局面。 周敬王三年（鲁昭公25年，公元前517）夏，晋国召集鲁、宋、卫、郑、曹、邾、滕、薛、小邾各国的诸侯或大夫在黄父（今山西沁水西北）会盟，谋划安定王室的办法。晋卿赵简子（赵鞅）要求各诸侯国向周天子输送粮食，派遣戍卒，并决定来年出兵讨伐王子朝，护送天子回京师。 周敬王四年（鲁昭公26年，公元前516），七月，晋荀跞、赵鞅率军入周，与刘、单之师共同进攻王子朝及其同党。王子朝一伙战败，与其同党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音银）等带着周的典籍逃奔到楚国。那时没有印刷术，书写条件很差，文化典籍稀少而珍贵。这是一起重大的文化南移事件，对楚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十多年之后，到了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5年，公元前505）的春天，王子朝在楚国为周人所杀。这大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锄奸”、“斩首行动”。 第二年，王子朝的余党在儋（音丹）翩（周简王之后）的带领下，与郑国联合，又发动了叛乱，敬王又逃亡在外。单武公、刘桓公（单旗、刘蚠的后裔）又请来了晋军共同平叛，直到敬王十八年（鲁定公8年，公元前502），才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局势。 以上的过程，《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根据《左传》梳理出来的。《史记》的记载与《左传》有出入，《左传》与《春秋经》也有出入，而且《左传》记载的过程很复杂，这里只是撮取要点。 对于这次王子之乱，高士奇也有一番议论。其主要论点有三个方面： 第一，子朝之乱始于景王之宠，是宾起促成的。 第二，许多贵族、大臣都帮助王子朝作乱，只有单旗和刘蚠是忠臣： “独一刘蚠，单旗拥弱主，崎岖于奔北播迁之中。不幸王猛短世，又改立敬王。出万死一生，卒定其位，岂不诚忠臣哉？” 第三，祸乱的长期延续，是由于诸侯的救援不力。东方诸侯束手不管，郑国还帮助子朝的余孽。只有晋国肯出兵相救，但力度不大，行动迟缓。他总结东周的几次王子之乱说： “历观东周王室之乱凡四见，无不始于庶孽（庶子），成于嬖宠（受宠爱的王后）。” （见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四《王室庶孽之祸》） 高士奇的论点，只是传统的看法。但这次王子之乱，过程错综复杂，背景深广，许多史实今已暧昧难明，在学术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解读与争议，是需要深入探讨的。 从王振今现象说起 黑龙江省卫生学校的退休教师王振今，曾写过关于老子哲学的莫名其妙的书。从2000年以来，他在网络上发表过许多哲学、历史的莫名其妙的文章。概括起来，他的治学（如果也可以称为治学的话），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逆向思维，好做翻案文章。当然，这么做的本身并不算错，搞学问就应该这样。问题在于： 第二，提出的论点，只是凭主观想象便下结论，并没有经过详细考订的资料的支持。 第三，望词生义，妄作解释，把古代文献解释得一塌胡涂。例如：“王朝交鲁”的提法，见于清人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意思是周王朝和鲁国的交往。他却把“王朝”附会为王子朝，实在可笑。退一步说，就算“王朝”指王子朝，那么“交鲁”又作何解？王子朝是怎么“交鲁”的？类似这种乱作解释的例子还很多。 第四，想法怪诞，逻辑混乱。 在网络上，王振今有关王子朝之乱的文章已经断断续续地出现了10年。打着学术的旗号，散布许多奇谈怪论。有人说他是学术界的疯子。其实他的文章根本与学术无关，只是玷污了学术，混乱了视听。他这些文章，本来不值得一驳；但考虑到其对学术的影响，我们还是择其要害澄清一下。当然，下面的讨论，并不仅仅是针对王振今的，也针对其它学者的某些类似的意见，目的是要把一些关键问题搞明白了。 是维权，还是叛乱？ 王振今认为王子朝不是叛乱。他本来应该继承王位，因为被别人篡了权，才起兵维权的。所谓“王子朝之乱”是个冤案，应该予以平反。除了王振今之外，也有其它学者如此主张。 事情真是这样吗？ 根据《左传》和《史记•周本纪》记载：景王原来所立的太子寿，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15年，公元前527）死去。周景王是否又立了太子呢？《左传》和《史记》都语焉不详。《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说： “王子朝……有宠于景王，王……欲立之。” 只说景王有立王子朝为太子的想法，并没说是否已经立了太子。《史记》的说法基本相同。 《国语•周语下》韦昭（三国人）注： “景王无嫡子。既立子猛，又许宾孟立王子朝，未立而王崩。” 《左传》杜注： “太子寿卒，立王子猛，后复欲立子朝而未定。” 韦昭和杜预的说法基本相同，都说已经立了子猛，后来又想废掉子猛，改立子朝。 但韦昭说“景王无嫡子”，并不准确。古代所说的“嫡子”，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嫡长子，就是王后所生儿子中的老大；另一种含义是：王后所生的诸子，不管年龄大小，相对于其它姬妾所生的庶子来说，都是嫡子。周王死后，应由嫡长子继位。没有嫡长子，由其它嫡子中的年长者继位。《左传》杜注说王子猛是“次正”，表明他是仅次于嫡长子的嫡子，子寿死后应该由他来继承王位。而子匄（敬王）是子猛的母弟（一母所生的弟弟），所以子猛死后由子匄继位也是合乎礼制的。 《左传》杜注说：子朝是景王的“长庶子”。按照礼制，如果嫡子中还有人，还轮不到他。在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王子朝失败逃到楚国，在告诸侯书中声称自己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昔先王之命也：‘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均）以德，德钧（均）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过去先王的诏命说：‘王后没有嫡子，就要选立年长者。年龄相同，便立有德行的；德行相同，便道过占卜来决定。’王不能立自已所宠爱的，公卿没有私情，这是古来的制度。穆后和太子寿早年逝世，单、刘二人徇私舞弊，拥立年少的，违反了先王的诏命） 王子朝所说的是否有理呢？我们可以举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记载的鲁国大夫穆叔的话来对证一下： “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均）择贤，义钧（均）则卜。” 这才是合乎古代礼制的。就是说：太子死了以后，不是不分嫡庶选立年长的，而是要立太子的“母弟”（同母的弟弟）。因为母弟是王后所生，是嫡系。王子朝只强调立长，闭口不谈嫡庶之分，是强词夺理。所以鲁国大夫闵马父对于王子朝的这番言论评论说： “文辞以行礼也。子朝……无礼甚矣，文辞何为？” （文辞是用来表达礼制的。子朝……无理到极点了，文辞还有什么用？） 由此可见，用古代礼制的标准来衡量，王子朝的起兵是违反礼制的篡位行为，在当时并没有合理性，不是维权，而是叛乱。 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晋顷公派士景伯（士弥牟）到京师调查王子朝和周王室之间的谁是谁非。士景伯站在乾祭门，向大众询问。然后便辞谢了王子朝的使者，不接纳他们。杜注：“众言子朝曲故”（因为众人说子朝没有理）。看来当时周朝的国人都对王子朝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古代的嫡庶制度，只问出身，不问德才（德行和能力），是不合理的。但它在古代是稳定政治秩序，缓解内部权力角逐，防止动乱的一种手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古代篡夺权位的人确有德才，他的篡位推动了社会进步，历史发展，我们还是应该对他采取肯定的态度（如唐太宗）。否则，如果他只是一个野心家、权力狂，他的所作所为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毫无补益，只是造成了社会动乱，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我们只能持否定的态度。王子朝之乱就是这样的典型事例，是不能随意加以美化的。 所谓“官道变法” 王振今认为：周王朝从景王的哥哥王子晋开始，就进行了变法，或称改革。景王继续施行变法，王子朝也是变法派。如果景王死去由王子朝继立为王，必然能把变法进行下去，那么中国的历史面貌就会大为改观了，也不会出现近现代的落后局面。 真是危言耸听，闻所未闻！那么，太子晋和景王变法的内容有哪些呢？王振今认为主要有三大项：一为官道变法，二为金融变法，三为无射变法。 王氏把官道变法又称为职能变法。但这种变法的具体内容有哪些？王氏没有举出来，他也不可能举出来，因为古书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说： “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音与灵，景之族以作乱。” 这可能就是王氏的根据。他可能认为：既然有许多旧官，百工（工匠）丧失了职位和爵禄，那就是景王改革“官道”和“职能”的结果。但怎样改革的呢？王氏仅是头脑发热、见文生义，并没有资料来证实。 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改革者既是景王，而王子朝是景王的同党；“旧官”、“百工”是因为景王的变法受损失的一方，也就是景王和王子朝的敌对一方，他们反对的就是景王和王子朝，怎么能帮助王子朝作乱呢？这是讲不通的。 至于灵、景之族（灵王和景王的家族）为什么跟随王子朝作乱，倒是可以理解。灵王是王子猛和王子朝的祖父，景王是两个人的父亲，这个家族窝里斗，分成两派：支持子猛的一派和支持子朝的一派。大体来说，应该是嫡系支持子猛，庶系支持子朝。所以随从王子朝作乱的灵、景之族，并不是灵、景之族的全部，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旧官”、“百工”为什么丧失了职位与爵禄，用今天的话说：为什么失了业？由于史籍缺载，我们并不清楚。按照事理来推测，不外是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因为王族和官员内部窝里斗，失势的一方被清洗。 第二种可能：改革的后果。不过如果真有人改革了旧的官制与工匠制度，改革者也绝不是景王和王子朝之流，而应该是和他们站在反面的单、刘二卿士。这两个家族的代表人物长期掌握着周王朝的政治实权，他们对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工匠进行精简以提高效率和节省开支，是有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没有当上太子的王子朝，一部分失业的旧官、百工，还有一部分失意的灵、景之族成员（可能是他们的某些特权受了触动），联合起来作乱，便顺里成章了。这部分人（包括王子朝在内）不是拥护改革的，而是反对改革的。 这部分人数量不在少数，也就是说：王子朝作乱倚靠的力量及其社会基础是很雄厚的，所以王子朝之乱过程复杂，时间长，甚至王子朝在楚国被暗杀以后，其余党仍然不甘心失败，还继续作乱。从整个过程来看，如果没有霸主晋国的干预以及各诸侯国的声援，他们或许就成功地夺了权。但社会基础雄厚，同党众多，并不等于他们的叛乱是正确的。据《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鲁国大夫闵马父听说了王子朝之乱的情况，发出议论说： “子朝必不克。其所与者，天所废也。” （子朝必然不会取胜。他所联合的人，都是上天所废弃的。） 我们并不相信天意。但我们对“天所废”的理解是：这是一支没落的、陈腐的力量，而没有什么进步的因素。 “铸大钱”是非辨 王振今说周景王进行了“金融变法”，大约指的是铸大钱的事。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与金融有关的例证了。 这件事见于《国语•周语下》的记载。大意是：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景王将要铸造大钱，就是大面值的钱币。东周的钱币也称为布，由铲形农具演化而来。卿士单穆公（单旗）进谏说： “不可。古时候天灾降临，才权衡钱币的轻重，以便赈济百姓。若是百姓嫌钱轻，就铸造大钱使用，于是大钱就辅助小钱来流通，百姓都能够受益。若是钱重不能承受，就多铸小钱使用，也不废除大钱，于是小钱便辅助大钱来流通。小钱和大钱都利于流通。 如今吾王废除小钱而铸造大钱，丧失了资财，能不受困吗？若是百姓穷了，吾王的财用也会因此而匮乏，就要厚敛于百姓。百姓负担不起，便会产生外逃之心，这是迫使百姓离散啊。…… 况且刮尽民财来充实王室，好像堵塞大河的源头来蓄积地塘，用不了多久大河就会干涸。如果百姓离散而财用匮乏，灾害到来却没有防备，吾王将要怎么办呢？我们周室在防备灾害方面疏漏之处甚多，而又要夺取百姓的资财以加重灾害，这是废弃善政而毁灭百姓，您要慎重考虑啊。” 景王不听，终于铸造了大钱。（全文很长，这是节译。） 这篇文字，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特别珍贵的古典资料。它的珍贵之处在于： 第一，这是中国最早的铸造钱币的记载。表明起码在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也就是25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铸造了金属货币。用考古的成果来对证，出土的最早的布币，是春秋晚期的，与周景王的年代大体上符合。 第二，单穆公的这段话，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轻重之术”②。“轻重”是中国古代最为流行的经济学术语，讲的是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价格之间的关系。社会上商品多了，需求少了，货币少了，就叫“物轻钱重”，价格就要跌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商品贱了，钱实了”。反之，如果商品少了，需求多了，货币多了，就叫“物重钱轻”，价格就会高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商品贵了，钱毛了”，经济学的术语称为“通货膨胀”。 第三，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货币平衡”的概念，就是投放到市场上的货币量，要做到供求平衡。投放少了，不够用，影响流通；多了会影响通货膨胀。 第四，提出了大钱、小钱相辅而行，也就是今天的主币、辅币相辅而行的概念。 由此可见，单穆公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货币理论，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尽管在今天看来未免粗疏，但其开创之功是值得重视的。 那么，周景王铸大钱算不算变法或改革呢？读了上文，自然就会得出结论：完全不是。他铸大钱的目的，是为了搜括民财，充实府库。铸了大钱，却废止了小钱的流通，而老百姓手里的小钱，并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换大钱，却窝在手里变成了废铜。钱币只是一种价值的符号，它本身的实物价值并不等同于符号所代表的价值。所以老百姓手中的小钱当作废铜来卖，并值不了几个钱。景王铸大钱，并不是什么变法或改革，而是在公开地掠夺百姓的财富。所以单穆公认为：铸大钱必然会造成百姓的贫穷和离散。而且大面值的货币，往往是通货膨胀的一种信号。就是在今天，银行盲目地发行大票（大面值的货币）也不是一件好事。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现在市场上到处都是500元或1000元的大票，老百姓对物价的预期会怎样？对物价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会怎样？ 怎么扯上了老子与《道德经》？ 王振今认为：周景王变法的指导思想与纲领，就是“老子文”，又称《义经》，也就是《道德经》。周景王把这部经典刻在无射钟上，所以称为“无射变法”。 这真是异想天开的奇谈怪论，说的是哪儿和哪儿啊！他把本来不相干的事硬拼凑到一起，便妄下断语，强加解释，简直是对古代历史和文化开玩笑！他误导了许多不太熟悉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人，罪莫大焉。我们必须予以澄清。 先说老子。 《史记》上有一篇《老子韩非列传》，对于老子其人，提出了四种说法。看来老子是什么人，司马迁已经弄不清楚了。不过司马迁还是偏重于他自己的第一种说法，这种说法的证据较多，也为古往今来的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这说法就是：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音丹），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当过“周守藏室之史”（图书档案馆长）。孔子到周，曾去拜访老子，向老子问过礼。 王振今所遵循的也是这种说法，只是他作了更多的曲解。 老子在周当“守藏室之史”的年代不详。现在唯一能做座标的一件事，就是孔子到周见老子。据多数学者考证：孔子到周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孔子34岁时。也有人认为应该比这更晚一些。我们可以大体上定在周敬王二年——四年之间（鲁昭公24-26年，公元前518-516），正是王子朝作乱的时间段里。这大约就是王振今把老子拉扯进来的根据，但对于一些历史细节，他却没有作过什么考证。 据《左传》记载：王子朝起事后，曾占据过王城。敬王二年正月，王子朝从王城转移到邬（今河南偃师南），以后又转移到巩（今河南巩义市一带）。敬王四年，十一月，晋师攻克了巩，王子朝战败奔楚。 由此可见，在孔子到周这个时间段里，王子朝并不在洛邑（今洛阳），老子也没有随王子朝转移到外面去，看来老子并不是王子朝的同党。按照王振今的说法，老子的《道德经》是周景王和王子朝的治国纲领，老子是他们的国师，精神领袖，那么在王子朝离开洛邑时，怎么不把老子带走？老子本来“以自隐无名为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主张隐遁，并不热心于政治，怎么会卷入王子朝的叛乱中去？ 再说《道德经》。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道德经》，是否是老子所写，历来在学者中就有争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在周居住很久，看到周朝衰落，便西行而去。到了一个关隘，关令尹（守关的官员）知道来的是老子，便说：“先生将要隐遁起来了，应该把自己的学问为我写成书，以便传流后世。如果不给我写，不许先生过关。”老子无奈，只好写下了5000多字，便是《道德经》上下篇五千余言，然后过关而去，后来便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这只是一个传说。学者们多认为《道德经》不是春秋晚期的作品，应该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伪托老子之名写的。上古时期没有著作权和稿费，也用不着出书评职称，著作往往要伪托一位历史名人为作者，以增强知名度。但《道德经》尽管不是老子所写，可能追述了老子的某些思想。 既然老子在洛邑当“守藏室之史”时没有写作《道德经》，周景王怎么会把这书的内容刻铸在无射钟上？这不是和近视眼看匾的故事一样可笑吗？人家的匾还没有挂出来呢，你忽悠什么？ 王振今说：《道德经》又称《义经》，更是荒唐到极点。查“义经”一词出于《逸周书•太子晋》，说是晋国的师旷（乐师）到周拜见太子晋时，用瑟弹奏了《无射》曲，唱道： “国诚宁矣，远人来观。 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这段歌词，翻译过来就是： “国家真正安宁了， 远方的人会来瞻仰。 坚持不懈地施行仁义， 会快乐而不放纵。” 歌词中的“修义经矣”，经，是长久、坚持不懈的意思，所以译作“坚持不懈地施行仁义”，而不是“写作《义经》”的意思。这和老子的《道德经》根本是驴唇对不上马嘴。 附带说一下：太子晋，名晋，字子乔，又称王子乔，灵王的长子，景王之兄，传说他没有死，而是升天成了仙。今河南偃师缑山上有一通碑，碑额有“升天太子之碑”六个大字，是唐朝武则天写的。 “无射”疯话 王振今认为：周景王铸无射钟是变法，钟上刻铸了变法的纲领“老子文”，所以称为“无射变法”。 毫无根据，荒唐之极！这不是神话，不是童话，也不是瞎话，而是疯话！ 古代用十二根长短不一的乐管来校音，就是校音器，共有十二个标准音，称为十二律，分为阴、阳两类。阴律有六个，称为六吕，就是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阳律有六个，称为六律，就是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有时六律也代指十二律，因为六律各有阴、阳就是十二律。无射钟，就是声音符合无射律的钟。 周景王铸无射钟的事，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和《国语•周语下》。《国语》说是在景王23年（鲁昭公20年，公元前522），《左传》却说是在景王24年，二者相差一年，这就是所谓“传闻异辞”。 《国语•周语下》说： “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 这话不大好懂。林，大约指十二律中的林钟。因为钟大，所以叫做大林。景王铸无射钟，为什么还要“为之大林”？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解读。 一说：是铸造无射和林钟两套编钟。无射编钟挂在上面，林钟编钟挂在下面。 一说：铸造无射，林钟两个大钟。 一说：一口钟可以发出无射，林钟两种声音，就是双音钟。 东汉•贾逵注： “大林，无射之覆也。作无射，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钟也。” 愚以为贾说为确。他说大林为“无射之覆”，就是把大林钟挂在无射钟的上面，“律中林钟”，就是发出林钟的声音。 对于景王铸无射，单穆公（单旗）曾进行劝谏。景王还曾问过伶州鸠（伶人州鸠，乐官），州鸠也不同意铸造。单穆公反对的理由，一是劳民伤财。已经铸造了大钱掠夺了百姓的资财，又铸大钟使财政难以维持，财富怎能再增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能持续发展。二是从声音上看也不合适。无射声音细小，林钟声音粗犷，两个钟同时敲，听不到无射的声音，而林钟却震耳欲聋。州鸠认为：王整天听这种粗大的钟声，不是要死于心脏病吗？州鸠的话应验了，景王果然在第二年患心脏病而死。 总之，《国语》和《左传》有关景王铸无射的记载，单穆公和州鸠是从浪费钱财、声音不和谐的角度来说事的，而王振今却认为这是一次变法，钟上刻铸的是“老子文”。他惟一的根据是曲解了《国语•周语下》所记载的伶州鸠的一段话： “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 这话应该翻译为：“第六律是无射。用来宣扬贤哲的美德，为民众树立榜样。” 古代礼乐并称，音乐常常被赋与政治的、伦理道德的内容，也就是说：每个乐律的本身，就包含着政治的、伦理道德的含义，并不是上面刻铸了什么文件。 《国语》和《左传》所记单穆公和伶州鸠有关无射钟的言论很冗长，但没有一语涉及到老子和《道德经》；古代经师如东汉的贾逵、三国的韦昭、西晋的杜预等等，在对这些文字的注释中也没有提到老子和《道德经》。春秋人不知道，东汉人不知道，三国人不知道，西晋人也不知道，你王振今是怎么知道的？ 关于无射钟的下落，当代经学大师杨伯峻有过考证。他说： “景王初铸于王城，敬王移之洛阳。秦灭周，徙于咸阳，汉至晋常在今西安市。及刘裕（东晋）灭姚泓，又迁之于今南京市，历宋、齐、梁、陈，其钟犹在。东魏（北朝）使魏收聘梁，收作《聘游赋》，有云‘珍是淫器，无射高悬’，即是钟也。隋开皇九年平陈，又迁于西安，置之于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毁之（敕命销毁）。”（《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一年）。 由此可见，这口钟从春秋时代的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21）到隋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经过1117年，其钟尚存，开皇十五年才由隋文帝杨坚敕命销毁。在这1000多年当中，帝王将相、方家名宿、文人雅客等等见过这钟的人不在少数，怎么没有一个人谈到上面刻了“老子文”？生在2500年之后的王振今有何慧眼，竟看到上面有“老子文”？ 总之，周景王铸大钱，铸无射钟，都是掠夺民财和劳民伤财的事，并不是变法或改革。正如单穆公所说： “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国语•周语下》） （三年之中就做了两个使民心离散的器物，国家可就危险了！） “单氏取周”谁能详？ 春秋时代的周王室有个难解之谜，叫做“单氏取周”。这件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史记》都没有记载，只见于《韩非子•说疑》： “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 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罕子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韩非子的这些话，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单氏用结党营私的手段窃取了周朝的政权。 第二，“取周”的单氏叫单荼。 第三，单荼杀了周天子。 但这么大的事，在包括《左传》、《国语》的古书中，都找不到佐证，也没有发现单氏家族中有叫单荼的人。对于这件事，清代学者，《韩非子集解》的作者王先慎只能说是“不详”。当代老一辈学者童书业也说：“至如何取周，其详难考。”（《春秋在传研究》第二卷））。这都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本来由于资料的不足，古代史上的许多情节，现在已经搞不清了。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强不知以为知，是做学问的大忌。但王振今却断言：“取周”的就是单穆公（单旗），他随同周景王到北山狩猎时杀了周景王，立王子猛为王。王子猛仅仅是傀儡，周朝的实权从此掌握在单氏手中。王子朝出兵讨伐他，是正义之师，是为了保卫改革的成果。所谓“王子朝之乱”是个冤案，王子朝不是叛乱，而是反对“单氏取周”。也就是说：这是“单旗之乱”。 对于这种奇谈怪论，我们提出以下的反驳意见： 第一，“取周”的是单荼，单穆公不是单荼，而是单旗。 第二，周景王死于“心疾”（心脏病），《左传》言之凿凿。而且《左传》还记载了伶人州鸠的预言，说景王铸无射钟，必然死于“心疾”。《左传》上的预言，无论是占卜，童谣，贤哲的话等等，多数都应验了。这倒不是因为预言灵验，而是因为多是追记的附会之词，事后诸葛亮。但与预言前后照应的事，基本上都是历史事实。就是说：周景王死于“心疾”未必因为铸无射钟，但他死于“心疾”却应该是事实。如果他是被杀而死，便不会附会出这样的预言了。 第三，据《左传》、《国语》所记，单穆公为铸大钱，铸无射而进谏，义正辞严，忧国忧民，浩然正气，绝非乱臣贼子。高士奇在《左传纪事本末》的按语中，说刘蚠、单旗都是“忠臣”，应该是不假的。 根据以上几点，王振今的推断是难以成立的。韩非子是战国末年人，距春秋末年时间不远，他谈春秋的事，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一般比后起的说法较为可信。但韩非子距周敬王毕竟有将近300年的时间，传闻异辞在所难免；又加上他总是以法家那种严峻冷酷的眼光看历史，因而他所说的也未必完全可信。 但我们并不完全排除“单氏取周”的真实性，但这个单荼是什么时代的人，今已难详。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鲁襄公十年（周景王10年，公元前563），单靖公（单穆公的曾祖父）为周王室的卿士，这是单氏在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开始。但此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刘氏也是周王朝的卿士，而且刘氏的权力要大于单氏。后来刘氏衰落，单氏才能专断朝政。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三年（周敬王38年，公元前482），“公（鲁哀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南）。”单平公既然可以代表周王朝参加会盟，可见这时单氏已经专断了朝政，但这已经是春秋、战国之交了，“单氏取周”很可能是这时的事。童书业先生说： “要之，周之政权盖曾一度落入单氏手中也。”（《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考证•第二卷》） 但尽管“单氏取周”之事可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单荼弑君之事则是子虚乌有的。 怎么又扯上了孔子？ 王振今不仅把老子拉进了王子朝之乱中，又把孔子拉了进来。说孔子适周见老子，被老子收为弟子。王子朝叛乱(他称为“单氏取周”)发生后，孔子被单穆公拉了过去，背叛了老子，反对“无射变法”，当上了周朝的“儒子王”（哪来的名词！）。以后各诸侯国不服孔子，视他为过街老鼠。所以孔子疯狂地将90%的科技史料都烧了，以掩饰自己的低能丑行。王子朝奔楚后，孔子派人把他暗杀了。 这些胡言乱语毫无根据，本来不值得一驳。但考虑王振今的谬论，在网络上流传很广，十多年来没有人认真地清理过，所以还不能不再说几句。 先说孔子适周见老子的事。 这件事的时间，《史记•孔子世家》安排在孔子17岁以后，30岁以前，没有一个绝对年代；而古今学者见仁见智，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上面我们说过：当代学者经过考证，多认为发一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孔子34岁时。他仅仅在洛邑会见了老子，并没有与单穆公或王子朝碰过头的任何记载。 王子朝之乱的时间，不算余波，是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25年，公元前520）到二十六年（周敬王4年，公元前516）。在这几年里，孔子的行踪是大体上可考的。现参照《史记•孔子世家》，结合匡亚明《孔子评传》，朱活《孔子系年》，择其善者而从之，把这几年孔子的行踪编排如下： 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25年，公元前520），孔子32岁。 4月，周景王卒。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 孔子在鲁从事教育工作。 鲁昭公二十三年（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孔子33岁。 6月，王子朝攻王城，周敬王出奔。 孔子在鲁从事教育工作。 鲁昭公二十四年（周敬王2年，公元前518），孔子34岁。 正月，王子朝入于邬（今河南偃师南）。 是年，孔子与鲁国贵族子弟南宫敬叔适周，见老子。 鲁昭公二十五年（周敬王3年，公元前517），孔子35岁。 鲁国发生动乱，季孙、叔孙、孟孙三家联合进攻鲁昭公，昭公奔齐。 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 鲁昭公二十六年（周敬王4年，公元前516），孔子36岁。 11月，王子朝失败奔楚。 是年，孔子在齐。下一年返鲁。 可见在王子朝动乱期间，孔子的行踪是有迹可查的，何曾在周和单穆公反对王子朝？他一度去过洛邑，也不能沾边就赖。至于说孔子派人杀了王子朝，全是王氏的妄想虚构，更不值一驳了。 最耸人听闻的是孔子烧书说。我们听说过商鞅烧书，也听说过秦始皇烧书，还听说过乾隆皇帝在敕修《四库全书》时烧书，却没有听说过孔子烧过书，古书上绝对没有这样的记载。 说孔子烧书，是从孔子删书的记载附会而来。《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 《汉书•艺文志》说 “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 《史记》所说的“编次其事”，《汉书》所说的“纂”，都是说《尚书》经过孔子的编辑整理；而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尚书纬》说：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这是说：孔子搜集到古代文献三千多篇，最远的是黄帝玄孙帝魁的文献，最近是秦穆公时代的。孔子把时代太远的删掉，从尧、舜开始，编辑了可以为世人取法的文献120篇做为定本。其中《尚书》102篇，《中候》18篇。 纬书产生于西汉末，盛行于东汉，是用神学的观点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充满神秘和迷信色彩，古今有理性的学者多不相信。学者多认为：孔子并没有删过《尚书》，而《尚书》经过孔子的编辑整理是可能的。 至于孔子删《诗》（《诗经》）之说，则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舜乐），《武》（武王之乐），《雅》、《颂》之音。” 但这种说法，古今学者也多不相信。唐•孔颖达《诗谱序疏》，南宋•叶适《习学记言》，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梁玉绳《史记志疑》，都认为：在孔子之时，古诗没有那么多，现存《诗经》305篇也不是孔子删削之余。孔子只是整理过《诗经》的音乐（古代《诗经》有乐谱，可以歌唱）。诸家考证之文，字数很多，这里不加引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查看。 退一步说，即使孔子真的删过《尚书》和《诗经》，那也是编辑选读本的必然过程。在浩繁的诗文中选出一个可读的本子，是古今都有的事，如《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都是很好的选本；《巴金选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也都是选本。这些选本，有利于学习和传播，是功不可没的，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当然，在选本广泛流行的过程中，没有被选入的诗文会逐渐湮没不传。但这并不是编选者的过错，而且也和烧书毫无关系。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你能说朱自清的其它文章都被编选者烧毁了吗？什么逻辑！ 总之，彪炳千秋的古代文化名人老子和孔子，都与王子朝或单穆公毫无瓜葛，不要听王振今的胡说八道！ 本章主要参考篇 1、《史记•周本纪》 2、《史记•晋世家》 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4、《史记•孔子世家》 5、《左传》 6、《国语•周语下》 7、《韩非子•说疑》 8、《左传纪本本末》 ---------------- ①《史记•周本纪》说悼王是被王子朝攻杀的，而《春秋》和《左传》只写作“王子猛卒”，恐《史记》有误。 ②《管子》有《轻重》十九篇。但本书相传为管仲所作，只是假托其名，实为战国以后的作品。所以最早谈轻重之术有文献可考的，是单穆公而不是管仲。 ③匡亚明：《孔子评传》，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 ④朱活：《孔子系年》，载《孔子讨论文集》第一集。196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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