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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历史的许多细节上，可看出历代李唐皇帝，一直都坚持华夏本位思想，对降顺胡人警惕是一以贯之的。 攻灭东突厥后，帝国宰相魏征在朝堂议政时公然说“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并举西晋令汉胡杂居中原，“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为前车之鉴。 李世民虽被诸胡部落尊为“天可汗”，但对胡人亦有清醒认识“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 如唐高宗李治之母长孙氏、祖母窦氏、曾祖母独孤氏，在一些血统论者眼里，他大约是个“汉人血统比例很低”的“准鲜卑人”了。而李治对胡人是什么态度呢？
李治登楼观看民情，胡人们特意聚在一起踢球，想讨好他。而李治宁可把球烧了，也不给胡人可乘之机，“冀杜胡人窥望之情”。 从初唐起，不断有突厥、契丹、回纥、高句丽、沙陀各部被迁入中原，其部酋为唐政府效力为唐将，中间也确实有过处置不当，后突厥回漠北复国这样的反复。 然则就总体趋势而言，一直是这些胡部被汉化，胡人被汉人融合，而从来不是相反。即使到唐末才迁入的西突厥沙陀人，经过五代几十年融合后，也彻底泯灭民族意识，和汉人毫无区别了。 而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所谓“尚攻战而不崇文教”，确是不假。 但他们的地域民族认同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当真变成了胡人。更不说河朔三镇同样还有大量的汉人士子，一样参拜孔庙，传承六经，参加朝廷科举。 民国大师陈寅恪先生，以河北地域重武轻文，不重儒学，便大呼这是”汉人被胡化“之论，仿佛我汉人天生就不该尚武，就该用天灵盖去顶狼牙棒不成?以其魏晋史大家的身份，见识是不当至此。 对所谓“河北胡化说”，不妨反问，唐朝灭亡后经五代到宋朝建立，那些据说是“胡化了河北”的胡人怎么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唐末可没有再出个发布“屠胡令”的冉天王去杀光他们吧？ 后周至北宋都领有河北，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是个常识。甚至被契丹割去的幽云十六州，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还是个常识。 其实唐朝民族问题的真正缺憾，根本不在河北，而是因为安史之乱导致河西陇右失陷，虽中途有归义军起义，宣宗复河湟，但很快就是残唐和五代兵乱，中原政权无暇西顾，汉人在当地不占优势，反而被吐蕃强制同化，即令人痛心的「汉人学作胡儿语，反向城头骂汉人」，这也是后来西夏得以成功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河西蕃化”是国力衰落和军事失败所致，和唐皇室的民族血统更加毫不相干。 大唐是诗的帝国，帝国精英留下了大量以汉喻唐，誓平胡虏的不朽名篇，试举几例：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胡无人》 ：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
其实，某几位唐朝大诗人，确有有胡人血统，比如元稹确是鲜卑皇族后裔，白居易可能是龟兹王族后裔，刘禹锡（可能）是匈奴后裔，不过唐朝时他们的家族都早已被同化了上百年、几百年。 所以他们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汉人，华夏本就以文明与认同分，从不单纯以血统论。 至于写下了杀气腾腾的「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的李白，也被很多历史虚无主义者，强行宣布为“假冒汉人的胡人“，对他的无数传世诗篇视而不见，更可说是颠倒是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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