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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衰落过程中绩溪商人经营策略 夏建圩 一般认为，清道光年间徽商逐渐衰落。至近代，西方列强纷纷入侵，逐渐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约了徽商进一步壮大。通商口岸日益增多，买办商人群体的势力日渐扩大，他们借助封建官僚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力量，不断抢夺、侵犯传统商人利益；因盐法制度的改革等因素，徽商失去在盐业经营上的垄断地位；太平天国农民军长期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展开拉锯战，长江沿边各大城镇是徽商经营最聚集的地区，徽商损失惨重，加速了徽商的衰落。加上徽商自身发展到近代时期，普遍失去进取精神，不愿向新的行业进军，诸多因素导致徽商逐渐衰落。总之，近代以来，徽商的衰落是总的历史趋势；同时，衰落也具有一定的起伏性，并不排除徽州六县部分商人在某个阶段仍继续发展，实际上绩溪商人的经营在近代仍有发展壮大的趋势，表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 根据相关资料，近代绩溪徽商的经营主要集中在茶业、墨业、徽馆业、杂货业、粮油业等五个主要行业。另外国药、绸布服装、图书出版业、电灯电话业等行业分布经营范围较广泛，店号数量也较多，但比较上述五大行业来说，还是逊色得多。近代以来绩溪的经商队伍不减反增，据1918年县政府统计，绩溪旅外经商的成年男子占总数的57%，分布在皖、浙、苏、沪等22个省市。但主要集中于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和湖北五省市城镇，约占总数的90%。绩溪徽商能一枝独秀，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同时，在农民战争期间，很多在外经商的绩溪人逃回老家避乱，战争平息后，这些商人带着本族人和亲友回到原处恢复营业或重新创业。绩溪庙子山王氏在光绪年间，大批族人外出至上海等地经商。绩溪徽菜馆业在清咸丰初年直到新中国成立的近一个世纪中，蓬勃发展，在近代绩商经营的行业中最为兴旺。 据统计，绩商徽菜馆在1946年达164家。绩溪人旅外从事徽馆业的主要是伏岭邵氏和水村许氏，带有明显的宗族经营色彩。众多邵姓经营的徽菜馆，都是来自绩溪伏岭（下村）人，这个村“解放初期不到500户人家，而在外开设徽菜馆的竟有120家，每四户就开过一爿徽菜馆”。比较大的徽菜馆，员工多达百人，小的也有十几人；徽商历来重视“乡谊之情”，绩商开办的徽馆中的成员，从股东、经理、账房、厨师、采买、跑堂、打杂等几乎尽是同宗或同乡。 徽菜博物馆
在经营行业上与传统徽商有所变化，与徽商传统的盐业、典业、茶业、木业四大行业相比，绩商除了保留了茶业外，还积极向其他小本行业扩展，其中以徽菜馆业最为突出。从晚清到建国前的不完全统计，绩溪徽厨在国内14个省、市的百余县城、市镇开办徽馆近500家，从业人数近万人，约占建国初期县境人口的12%。 由于开办百货业所需资本较少，绩商开办的南北土杂百货业较多，从业人数仅次于徽菜馆业。它们多集中安徽旌德、宁国、宣城、郎溪，浙江淳安、孝丰和江苏溧阳等县。绩商的百货业在绩溪县的本省发展县区发展最快；在浙江发展较快，仅民国年间共开设79家百货店；在江苏较有规模的有24家。 近代绩溪徽商的重要聚集区在宁国、淳安、郎溪、金华、兰溪、溧阳、孝丰、杭州、上海、武汉三镇等地，经营区域较前收缩且集中。更倾向于立足本省，在其周边县一级地区如宁国、广德、郎溪、泾县，旌德、宣城；以及这些县域的重要市镇，如宁国狮桥镇、河沥溪镇、港口镇、中溪镇，广德桃州镇、誓节镇、流洞镇，郎溪建平镇、梅渚镇、东夏镇，泾县榔桥镇、茂林镇、章渡镇，旌德三溪镇、庙首镇，宣城水东镇、孙埠镇等有众多绩溪商人的商号店铺，立足农村市场， 在外国侵略者和买办商人势力难以涉及的缝隙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时，绩商不断拓展经营范围，增加获得收益的行业，与当地人民生活、生产结合。主要涉及茶、墨、菜、盐、药、粮、油、酱、酒、肉、织、木、典当、土杂等十几种，据清末到建国初不完全统计，绩商在全国各地开办的商号在1200家以上。这时期的绩商显然不能如此前盐商、典商那样“富甲一方”；绩商多从事资本少、风险小，并采用同乡合股，综合经营的方式，反而使商人群体较前有所扩大，在新辟的行业中扩大了经营，增强了实力。自如胡适先生在口述自传中也说：“绩溪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先由杂货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的由近及远。” 在资本组织方面，采取多种合股的形式，降低风险。此时绩商开办的粮油糕饼酒酱业大多是股份制，股东都是绩溪人，股本形式或是现金入股或是以米入股，股东按股份取得股息。绩溪徽菜馆多以同乡合资的形式开办，馆名时有变更，如路文彬、张仲芳、程家福、许文瑜、章祥华、邵之林等人在多个菜馆拥有股份，分散投资，降低风险。1940年，绩溪同乡邵之林、邵增仁、邵在雄、胡元堂、许树滋、朱励公、朱德山、刘子余等8人集资盘下创办“大富贵酒楼”。郎溪县城的米行都是绩商开办的，并且也都是合股形式。 上海老西门丹凤楼（大富贵酒楼） 综合经营，以增加利润。在这农村集镇开办的杂货店和糕饼粮油酒酱业中最明显。旌德县三溪镇胡景隆杂货店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先后开设药店、油坊、蜡烛坊和糕饼坊，为了保证原料供应，购置田地三百余亩，桑园七亩。将农业生产、作坊加工与商铺出售结合在一起。抗战胜利后绩溪人胡秀山、汪云甫合股在郎溪城关西门开设义大粮行，最主要的营业是粮食收购、加工和销售。在当地收购粮食，木砻加工成大米，销往江苏的大米市无锡。其次是面粉业。收购小麦，加工成面粉和面条，主要做城里的生意，或批发或零售。第三是经营漕坊，任用绩溪师傅酿酒，漕坊有四五人，酒零售兼批发。第四是开酱坊，制作米醋、油、酱菜和酱板。在淳安县港口镇，绩溪人杂货店除了药材不收，棺材不卖，几乎什么都收，什么都卖，农民的粮食、油料、茶叶、笋干、山粉、纸皮一律收下；农村需要的烟、酒、糖、南北干货等等商品样样都有。 绩商在生产管理方法上也不断改进。商铺股东大都不过问行内经营事务，全权委托给管事，股东不能在店中随意支取现金，必须经管事同意方可。前店中职位有管事（经理）、账房（会计）、同事（办事员）和学徒四类。管事、账房各一人，同事、学徒视店坊大小人数不一，少则三四人，多则五六人，他们都是绩溪同乡，有的或是股东亲友，或是老乡推荐。管事权力最大，主管整个店坊的生意经营，决定人员的任用和解雇，获得的薪水也最多，账房次之，同事又次之，他们除了有固定的月薪收入外，年终视经营的优劣，都有一份不菲的奖金。行内约束严格，他们吃住都在店中，但不能将家属带来店中，每年有一次回乡探亲的假期。 溧阳的绩溪商号中，以“汪德隆”最为兴隆。民国初年，溧阳“汪德隆”号的业务逐渐扩大，老板汪渭泉自己不再担任经理，而是聘请精明强干的凌韩清、胡作霖、钱进昌先担任经理。经理有经营权与人事权，年终企业盈余，经理与老板按二、八分红。严格店务管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如作息时间、服务态度、产品保养等共23条，责任到人，任务明确。为了提高职工素质，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联系函授，改良中式簿记，培养新式财会人员，使青年职工懂得基本会计知识。该店职工每隔一年于清明节回绩溪老家探亲一次，每次两个月假期；全年在店者发放14个月的工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实行以上措施后，汪德隆号神鬼越做越活，固定职工增加到40余人，并在别处开设汪德隆分号。
对顾客讲诚信，做到“货真、价实、量足、守信”。胡开文在全国墨业普遍不景气的状况下，始终重视质量，并及时调整营销措施，仍能保持发展。胡开文在管理上采取“单传”世袭制和家族学徒制。“单传”世袭制严守制墨的秘密，确保制墨质量“百年不变”，维护老店声誉。胡开文的工人，差不多都由家族学徒充当，将技术控制在自家的店中。胡开文在经营上自产自销，既做门市生意，又做批发买卖，因产销一体，对市场行情比较了解，能及时调整。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后，全国普遍设立学校，这一变化对高级墨的销量影响很大，胡开文把主营方向从生产高级墨转为生产普通墨，零售与批发结合，小宗批发都要现金，大宗批发可以赊欠。 溧阳“汪德隆”号善于抓住商机，注重销售。为缩短资金周转，减少赊欠，以免倒帐。每逢节日前备足货源，采取降价出售，薄利多销，以广招顾客，增加声誉。严把产品质量关。为保证质量，在产地采购，制作过程中不做假。并在上海、镇江等大城市设有办货店号，负责进货。讲究产品包装，采买外地印刷的五色缤纷图案纸袋作外包装，满足顾客的需求。溧阳福成润号酱园在乡下有大量的田地，保证制酱、酿酒、做糕点的原料供给。在上海、大连设有办事处，就地进货。食糖、煤油从上海购入；黄豆等豆油制酱在大连采购，保证质量。 杭州胡庆余堂
在南通经营土布的张静甫，虽然从事传统商业经营，但大力支持张謇的大生纱厂和当地的轮船交通事业。他在张謇创办的工交企业中，面粉厂拥有股权2/3以上，轮船公司占股权1/3左右，另在纱厂、铁厂、绸厂均有一定的股份，在大生纱厂资金周转困难时，能冒着风险帮助大生纱厂度过难关，对近代工业发展具有一定贡献。 绩溪商人中更有直接从事近代工商业投资的。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在兴办民族工业，提倡国货等爱国思想影响下，1907年绩溪高迁人吴兴周在芜湖发起成立了“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安徽省最早的民办电灯公司。吴兴周任董事长，后来绩溪人程宝珍，泾县人翟凤祥先后任过董事长。吴兴周以“明远”为基础，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机，广泛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与人合资开办大昌火柴厂、益新面粉厂、恒升机械厂、电镀厂、电话局、汽车运输公司、国货公司、恒茂五金厂等， 并在宣城、郎溪城内投资石油、近代电力等工商业，吴兴周成为安徽实业界巨子。另有绩溪人周协恭、胡练九等人都曾创办近代企业。
民国24年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近代绩商还积极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进军。他们捐资助学、创办书院，推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1903年绩溪城内人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创办近代安徽第一家新书店——“科学图书社”；1913年他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出版新标点图书，广泛宣传进步思想文化，成为全国著名的图书出版社，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904年，汪惕予在上海创办“中国自新医科学校”，并任院长，1908年附设“医学补习夜校”；1909年创办“中华女子看护学校”、“中华妇产科学校”，所办医校均为中国推行西医之首创，为传播新医学，编辑发行医学报刊杂志、出版医学专著20余种。汪惕予医术医德超群，并广泛结识沪上政界、商界、医学界、文艺界社会名流，1913年被推举为全国医界联合会会长，有“中国医学之父”的美誉。 正是以上种种因素，至建国前，绩溪全县旅外经商者占总人口25%，最高年份达30%以上，高于徽州其他县约三四倍，江南商埠有“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说法。 附注： 关于近代徽商研究，梁仁志、王玉娟著《加强近代徽商研究刍议》（《光明日报》（史学版）2009年11月7日）；曹觉生《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徽帮》（《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赵华富在《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页）通过分析徽州宗族在近代的经营，说明了不仅道光年间，即使是民国时期，徽州宗族商人仍然是一个浩浩荡荡的商人群体。 冯建辉《近代徽商研究——以1830年-1949年为中心》（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论述了直到解放后，徽商依然存在，作者着重在茶叶、典当业等行业，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方法，展现近代徽商在全国范围内的经营。 蔡玲存《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通过近代徽商在上海的茶叶、典当业、墨业和其他传统行业的继承与发展，阐述徽商在上海商业活动中遭遇的困难和挑战。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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