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泾县黄田洋船屋散记 俞 斌 微信版第706期 怎样才能打造一艘不沉之舟？ 面对这个命题，我想所有人都会茫然，甚至于感觉荒唐，因为这个命题本身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个世界上，除了时间，恐怕再难以找到永恒。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已习惯了定向思维，墨守于按照事物既定的方向或程序寻找答案。 当这个命题摆在朱一乔面前时则有了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结果。其实这个命题是朱一乔出给他自己的，这是他的一个心愿。我们暂且不管问题的答案如何，先来分析一下完成这一杰作所必备的条件：一是智慧，二是财富。 中国人不缺智慧，几千年的文明让我们拥有了超凡的智慧，智慧最终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关键在于它栖身的土壤。智慧植根贫困，它可能会结出哲学之果；而当智慧长成于财富，他便会开出艺术的花朵。 朱一乔便是智慧与财富的同时拥有者。朱一乔的智慧让他的思绪天马行空，有着超乎常人的想象，而他所拥有的财富又让这些想象有可能变成现实。在这样一个人的手下任何让人惊叹的杰作都有可能被创造。 现在轮到朱一乔完成他的心愿了，用他艺术家的灵感打造一艘不沉之舟。 朱一乔决定将它建在岸上。 在朱一乔挥手之间凤子河被劈成了两半，一艘巨轮便在河面上破浪航行了。不，确切的说，是凤子河在巨轮两侧航行。 朱一乔搀扶着年迈的老母，轻移三寸金莲，颤巍巍踏上小石桥。看着桥下奔走的凤子河，朱一乔贴在母亲耳边说：“那就是大海啦”。哦，这便是大海。那翻滚的浪花让母亲有些晕眩，这一瞬间母亲感觉人很轻，似乎要飘起来。踏上船舷，朱一乔搀扶母亲回转身来，对岸是看热闹的人群。朱一乔不这么看，这些人是来送行的，是来配合他将这一时刻永远的定格。朱一乔伸手摘下阔沿礼帽，用三根手指轻撮起帽尖，很有艺术范地挥了挥。 穿行在曲折幽深的回廊里，徜徉在迷宫般的厅堂间，朱一乔细细详述着。最后面那一进三开间的是船尾，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进带天井的是船舱，前面那一进最高的楼房是驾驶室，是楼舱，再往前，穿过花园就是船头啦。 站在花园里，看着微微翘起的船头，耳边有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传来。尽管四周群山合围，但迎面一阵风过，轻轻撩起朱一乔长衫的一角，朱一乔便感觉自己此刻正同母亲一起航行在茫茫大海之上了，头顶有云朵在缓缓向后移动。 此刻的朱一乔是志得意满的。母亲这一生从未走出过大山，自己常年在外经商，一年里只有那么几天回到老家陪伴在母亲身边，每想到这些朱一乔便感到歉疚。他想带母亲出去见见市面，让她看看儿子在外面的成就，无奈母亲年事已高，不能遂愿。是母亲无意间的一句话激发了朱一乔的灵感，“我想看看你常说起的洋火轮”。 好吧，那我就替母亲造一艘。 现在这艘巨轮完工了，得给它命名，让它远航。这时的朱一乔又泛起了中国文化人那种渗透到骨子里的酸，不见了往日的洒脱，他太拿名当回事了，以至于日后这艘巨轮的真名远没有它的绰号叫的响亮。朱一乔诚惶诚恐，引经据典，左推右敲，最终拍案落定，“笃诚堂”。 你不是要造一艘洋火轮吗，那就把它叫做“洋船屋”吧。 “洋船屋”，这名字多形象鲜活，本质一目了然。你别以为这名字俗，其实起绰号往往更能体现人的智慧，这需要细致的观察和判断，同时还需具备发明和创造力。 你如果因为这一个通俗的绰号而看低这个族群，那你就错了。在皖南的大山深处，这个叫黄田的山村里，朱一乔无论才学还是财富都只能算是平常，要想出类拔萃，哪样都轮不着他。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在面对这一座极富创造性的豪宅时才能视若等闲，轻描淡写地一笑置之。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族群？ 一个人的成功也许有偶然，但一个族群的繁盛，一定有他的必然。要破译这个族群的密码，我们需牵动他的脉络，探寻他的基因构成。 现在我们就沿着徽水河逆流而上去追溯这个族群的渊源。当我们走到徽州婺源，时间正好到了南唐。南唐，多风雅的一个时代，数不尽的春花秋月，望不断的天上人间。起源于这个时代的家族他的血液里没理由不流淌着诗意。在这个节点上我们看到，若干年后，这个朱姓家族开始了迁徙，一支来到泾县黄田，一支去向福建。再若干年后，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代大儒在福建那一支亮起，朱熹。  好了，说到这里已经足够，这样的谜底黄田人已经很满意了，这已充分证明这个族群儒家血脉的正统。 这支朱姓家族怀揣着儒家经典，背负着耕读传家的祖训行进在皖南的群山里，当他们在离走出大山只有一步之遥时停下了迁徙的步伐。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停下了脚步？是层叠的大山让他们失去了前行的勇气，还是离不开桃花源里熟悉的气息，根本就懒得去理会山外的世界？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停，一顿，让他们将这一个标点重重地画进了历史，历史从此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群——宁国府商帮。 宁国府商帮，这个名词乍听起来有点陌生。这不能怪他们不努力，成就不显著，只因生不逢时，同时期的徽州商帮光芒太过耀眼，以至让他显得暗淡。 在宁国府商帮中从事商业活动最活跃的当属泾县和旌德两县，而在泾县朱、胡、洪、郑、汪五大望族中，又以黄田朱氏家族成就最为显著。 传统的儒家将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士，读书，当官，位居榜首。商，排在最末，地位最低。学而优则仕，要想入仕，首先得学，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儒家重教好理解，那为何看低经商呢？儒家的核心是仁义，仁义是不屑与商为伍的。商人重利，见利忘义，这潜在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跟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发生冲突。何况商人不稼不穑，不能给社会创造直接财富，只是以投机取巧赢得利益。投机取巧，在儒家那一派浩然之气面前，这身形多少显得有点猥琐。 然而，正是这一帮人，饱受儒家传统浸润的黄田朱氏族群，他们将儒家最看重的“士”和最不屑的“商”给予了巧妙结合，让二者在一个点上趋向统一，并且相得益彰，奏出了最华彩的一页。也正是因为这一统一，又给他们日后的衰落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这样一个族群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 历史没有假设，但我们可以大胆想象。假如当年那个凤阳乡下的放牛娃朱重八能买得起一口薄棺安葬了父母；假如朱重八在乡下能填饱肚子；假如即使填不饱肚子当和尚也能混一口饭吃。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我想朱元璋不会去造反。 农民出生的朱元璋对“三农”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深知吃饭是头等大事，稳定压倒一切。尽管他在政治上有些卑劣，对富户有失公平，但对农民还是相当体恤的，他本人也极为节俭。到他儿子朱棣就不一样了，富二代派头十足，动辄大手笔，迁都、大航海、《永乐大典》。但朱棣毕竟是同他老爸一起打天下过来的，吃过苦，深知国之根本。孙子辈朱高炽在位仅一年，与他儿子朱瞻基合伙算一代吧。这爷俩都还识得祖辈的威严，算是听话的孩子，不折腾，总体平稳。再往下朱祁镇就不知祖宗是谁了，纯粹一公子哥，除了吃喝玩乐其余基本不会，以至于宦官专政，最终自己糊里糊涂就当了俘虏。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代式家庭。创业、拓展、持守、败家。真可谓富不过三代。好在他们老朱家家大业大，还够子孙们败上几代的。  以上这些看似闲话，我们的主人公朱一乔造洋船屋是大清道光年间的事，跟这还隔着很远。况且在这个偏僻的皖南山村，大人男耕女织、孩子一心只读圣贤书，天高皇帝远，这个京城里的朱家跟他们八竿子都打不着。然而，联系确实存在，因为京城里朱家的所作所为关系到黄田朱家有没有饭吃。 传统农耕时代，衡量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口。 明朝初期，社会稳定，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让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农民日子过得好，直接反映就是人口增长。 按说人口增长是好事，人丁兴旺，综合国力增强。但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就不一定了，人口分布不均衡，造成资源紧缺，人满为患也是有可能的。 明朝中期，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其实这个问题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已经意识到，并着手解决。朱元璋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迁徙。明朝初年的移民历代规模最大，影响深远，以至我们今天的一些行为习惯都有当年的影子。 朱元璋的政策是将江南富裕地区的密集人口向空旷的中原地区转移。毕竟故土难离，对于一些钉子户，只能采取强迁。朱元璋将移民双手反绑，连成一串，以防逃脱。路上被绑者如需大小便只得央求解差把双手解开。所以你今天在大街上看见凡是背着手走道，或是称撒尿为“解手”的，大体都是当年明代移民的后裔。 光绪《泾县乡土志》记载：境内“万山重叠，绝少平衍，人多田少”。清嘉庆进士、泾县人朱珔亦语“我邑率山居，土壤硗确，统计岁收仅给三月粮，非贸迁则衣食何由赡？往往离父母，远妻孥，冀获什一于通都大衢，盖有所不得已也”。 在桃花源里历经数代耕读传家的黄田人现在开始为吃饭犯愁了。 到了黄田朱姓族人走出去的时候了。 这支正统儒家血脉祖祖辈辈念叨的就是“君臣义”、“父子亲”，三纲五常早已深入骨髓。即使有基因突变，偶尔出个把长反骨的，那也得看天时地利人和不是。现在内外因皆不具备，造反，想都不敢想。 儒家看低经商却从不反对，这是有据可考的，儒家的鼻祖孔子当初就是这么干的。 孔子周游列国14年，说好听点是讲学，说的不好听就是流亡。周游是得花钱的，何况还是个不小的旅行团。钱从哪来？很大一部分都是子贡掏的。子贡钱又从哪来呢？经商。随孔子出游子贡已是跨国公司老总了，很多时候子贡的面子比孔子还大。我想这多少让孔子心里有点不舒服。孔子深知，钱不是万能，但没钱万万不能，以至于对子贡总是不冷不热。孔子骨子里还是喜欢那个穷得喝冷水却矢志不渝的颜回，认为颜回才是自己的衣钵传人。 既然找到了理论依据，黄田人这回该勇于实践了。我们来看看谁是第一个吃这只螃蟹的人。 从现有文字记载中我们找到第一代富起来的人当是一个叫朱乐吾的。《乐吾公传》云：“乐吾公恢宏而起之，田畴日饶，族中称翘楚。”这里并没有说朱乐吾通过什么途径发家致富，但随后有文字记载他的子孙“服贾致富”，到了清乾隆年间黄田朱氏达到鼎盛，“朱氏族大，散居于县之东乡，纵横十余里，户口数万，人文蔚起”。  我们今天看到的黄田村群山环抱，一点可怜的傍山薄地最多也只够养活几千人。户口数万且人文蔚起，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外出经商者之众。而我们翻遍所有资料，记载的都是仕途成功人士，商者却寥寥无几。即使这寥寥数人，也是记载他们对家乡的教育、道路、慈善等公共事业做出的贡献，他们的艰辛创业，经营状况，几乎只字不提，最多只给2个字“某商”。可见这支儒家传人骨子里的对“商”的蔑视。 现在我们只有用推测来还原朱乐吾的创业之路了。 “恢宏而起”，这可不是小富即安的状态，当是大富大贵。朱乐吾的第一桶金极有可能是贩茶所得。 皖南山区竹木苍翠，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十分适合茶叶生长。黄田就出产一种位列十大名茶的贡品茶“涌溪火青”。茶和盐在明代均属官营，一个在皖南深山，一个在江浙沿海，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官府便拨给一定配额，让客商两头贩运。 朱乐吾第一趟定一个人是走着去的，名副其实的走单帮。这时的朱乐吾脸上看不到“挑担茶叶上北京”的喜悦。朱乐吾将茶叶挑到陪都南京，弓着身惴惴地奉上，求得“盐引”，来不及擦把汗水便赶去了扬州。回程的挑子虽然小了许多，但压在肩上却是一样的沉。让朱乐吾没想到的是这一路艰辛的收获却是他在田地里耕作一年所不得的。 第二趟朱乐吾该有一辆独轮车了，且有了一个伙计。那吱吱扭扭的声音一路伴随着，脚步也轻快了许多。这一趟他带去的还有免费孝敬的山珍。当朱乐吾把他从圣贤书里吸取的智慧运用到经营之道上时，他获得的“盐引”更多了。 再接下来朱乐吾就该有条船了，并有了他的团队。他将出徽水河，下青弋江，再入长江。 朱乐吾将扬帆起航。 此时的朱乐吾还不能算是恢宏，恢宏当有自己的实业。走单帮贩运赚的是辛苦钱，只有自己经营才能利益最大化。我们得让朱乐吾把茶庄、盐庄开起来。先开哪个呢？我想还是先开茶庄比较合理。 随着扬州城里“涌溪火青”的开业，朱乐吾银子赚得如流水一般。此时的朱乐吾伙计、帐房、朝奉，一应俱全。只要有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再加上朱乐吾的精明诚信，软硬实力均已具备，拿到盐庄的执照只是早晚的事情。 如今朱乐吾是真正恢宏了。朱乐吾首开先河并创造了良好局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黄田村里朱姓族人纷纷走出大山投靠、效仿，经商在这个皖南山村里已蔚然成风。到清嘉庆年间黄田朱姓商人已遍布苏州、杭州、南京、扬州等商业城市，远的甚至到达福建、四川、贵州、云南。在万商云集的汉口汉正街聚集起了“泾县帮”，胡金店镇形成“泾县一条街”。茶庄、盐庄、绸庄、当铺，经营门类无所不及。此时的泾县同邻县商人一起构成了宁国府商帮，他们将同徽商一起影响中国经济达数百年。 现在该轮到我们的主人公朱一乔先生出场了。朱一乔闪亮登场，其实黄田朱姓商人巅峰期已过，此时已是大清道光年间，黄田商人正同大清帝国一起江河日下。道光帝犯了和朱一乔同样的错误，没给自己的产业起好名。道光，家道快要光了。 今天我们能查到的关于朱一乔正规文字记载只有两个字“盐商”，其余都是传说。朱一乔所建“洋船屋”属于私宅，按照黄田朱氏族人的规矩，这样的作为不属于公共事业范畴，是不予载入史志的。我们不得不佩服朱一乔的精明，他是个会讲故事的人。朱一乔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他从儒家传统价值观，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入手，寻找突破口。 造“洋船屋”是为了尽孝。 “孝”是儒家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儒家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儒家将孝和忠紧密结合，孝则家和，家和万事兴。忠则国泰，政治稳定。儒家希望通过“孝忠”的教化建设和谐社会，从而国泰民安。 现在朱一乔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孝”的旗号。在这样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族人不得不做出让步，并加以配合。或许像黄田朱家这样的望族此时也正需要一个这样的典型事例来加大宣传，扩大影响力。树朱一乔当典型，昭示天下，告谕后人是族人与朱一乔双方的需求，是双赢。何况朱一乔如此轰轰烈烈的举动也充分展示了黄田村的良好形象，这是黄田村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丰收的硕果。 朱一乔如此大动作的尽孝纯属个人行为，如果带有公益性质，我想是可以树牌坊加以旌表的。 朱一乔建“洋船屋”我们不能否认他的初衷，但这果真是他全部的动因？我看未必见得。要探寻屋主人的心路轨迹，我们只有走进这座庞然大屋，在那里或许还能嗅到一丝往日的气息，青砖墙面上也许还留有屋主人隐约的身影。 回归什么？对儒家正统的回归。这种心理不只朱一乔有，几乎所有在外的黄田商人心中普遍存在。这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这是一种植入灵魂深处的心理暗示，不时在遥远的地方召唤，从而左右他们而对价值观做出取舍，调整行进的方向。 儒家的智慧造就了黄田商人，让他们成就了一段辉煌。但儒家的价值观同时又像一条绳索将他们紧紧束缚，注定了他们将在一定的时候转身，回到原地。 现在我们抛开“孝”字来看洋船屋，那它剩下的就是农本意识了。虽然这座豪宅不像我们看到的传统意义的农，但它的本质没变。富起来的朱一乔跟所有黄田商人一样，首先想到的就是回乡置办田产。朱一乔建洋船屋的同时一定购买了大量的田地，这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可想而知的。 商人在儒家社会是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他们处在社会的最末流。朱一乔从踏上这条路那天起漂泊感就一直跟随着他，忧患意识无时无刻不在他心理缠绕。安全！朱一乔一直在寻求平稳着落。如今朱一乔有能力让自己的灵魂安稳下来，回到家乡，建立自己稳固的大后方当然是他的首选。因为在那里朱一乔才能找到自己本来的位置，应当的归宿。 经商在传统儒家眼里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后的选择。现在朱一乔将要回到家乡，拿什么来展示他的精神风貌，从而改变自己在族人眼里往日的形象。朱一乔能拿得出手的只有钱。所以朱一乔以一个暴发户的心态做点出格的事是可以理解的。朱一乔要用钱来重塑自己。 朱一乔还做了一件为人称道的事情，就是在洋船屋里建起了“梅家村塾”，供自家和族人子弟读书。  其实朱一乔的“梅家村塾”在黄田村算不得什么，在他之前捐资办学的大有人在。乾隆年间族人捐赠办起的“培风阁书院”藏书就达十万余册，与同时期的“天一阁”一起号称“江南四大藏书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培风书院”直至建国后仍闻名遐迩。 一个头戴瓜皮帽的老秀才端坐在学堂前，手持戒尺，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黑眼珠透过镜框不时向上翻动。一群童子端坐堂下，摇头晃脑，之乎者也背诵着儒家经典，长辫随着身形有节律的来回摆动。 这一幕并非我凭空想象，这是朱一乔办学宗旨的形象再现。因为朱一乔的子孙在这里读的全都是圣贤书，而非他所需要的职业技能。 传统的儒家教育在朱一乔心理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经商只是他谋生的手段，而绝非终极目标 。朱一乔真正的价值取向在“士”。作为商人的朱一乔在心理上一直就没有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一直在努力摆脱，回归社会的主流。这一心愿朱一乔即使自己无法完成，他也要在子孙身上得以实现。 正是这种骨子里对自身的鄙视，导致这群像朱一乔一样的黄田商人后继乏人，最终走向没落。 朱一乔要重塑自身形象，步入上层，回归主流社会，仅仅靠以上这些是不够的。他得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固有的印象，以一种端庄的姿态展示自己。 朱一乔走的是“官商一体化”道路。 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盐便在官于商之间徘徊，时而为官，时而为商。但不论如何转变，都未脱离过官控。明清两代采取的是国家管控，商业化运作。在这种模式下，一个特殊的商业群体便活跃了起来，盐商。 盐商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介于官与商之间，以商人的身份经营国家垄断行业。你别以为盐商就是今天的国企，盐商的资产私有，利益与风险全由盐商个人承担。盐商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陪朝廷玩一场游戏。 这种官商一体化的身份无疑对朱一乔有着巨大吸引力，这不仅可以给他赚取丰厚利润，同时也有助于他重返主流社会，步入“士”的阶层。即使入不了“士”，最起码也游走在“士”的边缘，沾染上“士”的气息，最终让他的价值观得以实现。 官与商的区别在于一个无规则可循，一个有规矩可守。这两者相结合产生的盐商无疑便成了一个矛盾的综合体。生存在这夹缝当中决定了盐商必定首鼠两端，最终会被二者所抛弃。 官场多可怕，统治者一个无端的喜好，瞬间的哀乐都有可能让你的命运发生逆转，手掌反复间便是“朝登天子堂，暮为田舍郎”。盐商陪朝廷玩的是一场不按规矩出牌的游戏，能否拿到一手好牌全看庄家的脸色，如何出牌也只能看庄家的需求。朝廷不是傻子，养肥了的家禽到时候就该宰杀。巨额的暴利让盐商成了朝廷的储蓄罐，军需、庆典、赈务、工程都要向这只罐子去掏取，吐不出来，或吐得稍慢一点就是粉身碎骨。为了弥补亏空，盐商只得一味加价。这样的结果是导致私盐泛滥，朝廷不得不进行盐政改革，被榨干的盐商最终被朝廷抛弃。 朱一乔结局如何没有文字记载，但我想朱一乔逃不过这场厄运。朱一乔牢固不破的儒家价值观决定了他定会将这场游戏进行到底，哪怕是回到最初的起点，朱一乔也不会放弃。 对于朱一乔的叙述有一点不能遗漏，值得我们表扬。这就是朱一乔始终未捐得一副顶戴花翎来光宗耀祖。凭朱一乔的财力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难道朱一乔有那么一点觉悟？但愿如此吧。  朱一乔走了，带着他的千古一梦，和他的族人一起远去。 黄田朱氏家族的衰落固然有他无法抗拒的历史原因：大运河漕运终结造成经济中心向沿海转移；外来资本侵入对民族资本的挤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商业环境的重创。但我们从这个家族内部寻找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导向。这个家族始终都没有认可自己的社会地位，向最高层次的“士”靠拢一直是他们努力的方向，这才是他们最终走向没落的症结所在。 这是一群在商而不言商的人。 凤子河默默流淌，不喜也不忧。河边的一幢幢深宅大院躺在它千年不变的梦中不愿醒来，静谧而安详。 黄田古建筑的一大特色是花砖的运用。这种砖经过几十道工序精心打磨，就工序而言毫不逊色于朝贡金砖，据说有着千年不粘灰的功能。奢侈人家整栋房屋花砖砌就，再节俭的，也少不得用花砖装点上门面。 这个家族也许早就预测到他的归宿终将像尘埃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还不如将这一份遗产干干净净留给后人。 走近洋船屋，一根麻绳从门楼上垂下。有人好奇，伸手拉动，随着麻绳的抖动，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从宅院深处隐约传来。 这铃声听起来是那么的遥远，仿佛梦中一般。 （作者系泾县统计局工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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