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宣城与高淳的丹阳湖之争

自古以来，丹阳湖即为江南“巨浸”，其后由于不断淤塞分割，约在两汉时期，逐渐形成丹阳、固城、石臼、南漪等湖。隋唐以来，当涂、宣城、溧水三县环丹阳湖而居，明弘治四年（1491），高淳县从溧水分出建县，环湖而居的就变成了高、当、宣三县。

一直以来，关于丹阳湖的归属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自明中后期起，三县特别是当涂与高淳之间，围绕湖区的分界问题聚讼不断。万历二十七年（1599），虽将丹阳湖判归当涂县，但与实际管辖权不相吻合，因而遭到高淳县的反对，现实中也很难执行下去，这就为后来的纠纷埋下了种子。但民间自有其现实中的约定俗成的界线，双方倒也能基本相安无事。

围垦：纠纷因此而起

明正德七年（1512），由于高筑东坝，丹阳湖失去了东向宣泄口，周边圩区的灾害明显增多。因此自明代中后期起，政府一再下令严禁丹阳湖周边的围垦（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五）。民间也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因此民国初期，宣城袁一清等发起成立了高、当、宣“三县水利联合会”，反对一切形式的围垦行为。

1919年，高淳人赵粹记欲领垦丹阳湖北段，1920年，皖北人黄志澄、何南僧等欲领垦该湖南段，但都遭到当地民众的阻拦。安徽省议会议长吕志元、宣城袁一清、高淳吴寿宽、刘庭燎等地方名流，还分别向皖、苏两省政府陈述围垦丹阳湖的危害，最终这两起领垦案均被该省政府予以撤销。

然而黄志澄等并未死心，1925年5月，黄志澄组建华兴垦务公司在当涂县领垦花津湖滩地，刘邦兴、何南僧组建宝丰垦务公司在宣城领垦雁星团外滩地，从而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三县丹阳湖归属权之争。为避免行文枝蔓，本文只涉及宣城与高淳之间的争议。

10月，袁一清以三县水利联合会的名义，控告华兴、宝丰垦务公司领垦违法，随后两省即分别派人进行了查勘。10月14日，安徽省垦务局局长亲临雁星团外滩地实地踏勘，并考查高淳、宣城两县志书所载，认为“该滩东至大澄沟河，上接水阳河来源之水，经鳡鱼咀（即下水阳）至澄沟口，转北直下，而达龙潭河，其河心（即大澄河之河心）乃为苏、皖两省分界之线，东岸属苏之高淳，西岸属皖之宣城”。即认为雁星团外滩地完全属于宣城县。而江苏省代表则认为，所谓雁星团外滩地实际只是天荒荡的西南角，只有约60亩滩地属于宣城，其他均归高淳所有。

高当宣三县省界争议地区

    二省分歧既如此之大，各省都无权单独处置，加上不久北伐军兴，国内政局混乱，双方均无暇顾及，遂不了了之。宝丰公司的垦务，自然遭到高淳县民的阻拦，1927年6月28日，该公司陈永贤等持枪至天荒荡陈家场，当场打死高淳县民三人，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大。

仲裁：高压下的妥协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待政局稍为稳定，两省随即着手处理边界纠纷问题，在内政部主持下，苏皖两省共举行了三次会勘。

第一次会勘：1928年7月起。此次会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仍然是各执一词，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第二次会勘：1929年9月20日起。内政部派许以栗为委员，对苏皖两省各自主张的边界进行了实地勘察。10月1日，在南京内政部正式召开会议，商讨两省划界方案。双方争论到10月7日仍无结果，最后许以栗提出了自己的折中方案：“本席细为推求，觉塘沟河西之孔家拐附近崇宁等三小圩，既经在淳完纳钱粮，高淳县亦行使行政权，可援塘沟之例，划归高淳。其余则以云粮大河中心为界，以期明显。”许以栗的方案实际上赞成了安徽、宣城的主张，同时也适当照顾了一点江苏省的要求。江苏代表虽不赞成，但不好明确反对，遂以“无权作主，需请示省政府”为由进行拖延。其后内政部只好决定进行第三次会勘。

第三次会勘：1930年7月28日始。代表们再次考察了争议界线，并对沿途各种碑记、古迹等一一详查，而且走访了当地民众。8月2日起，仍回南京内政部进行讨论。然而苏、皖两省各不让步，争议又回到了原点。

有鉴于此，内政部根据新颁布的《省市县勘界条例》，并根据第三次会勘的实际情况，由席咨骃、向小柳起草了处理高当宣省界的方案。该方案依然以运河中心为界线，同时考虑到丹阳湖的蓄水防洪功能，暂行禁止雁星团外滩和花津湖的垦务，“俟河道疏浚以后再行筹议放垦，庶可免垦荒害熟之弊”。该方案交由行政院审核，并最终获得通过。

江苏省迫于行政院的强大压力，只好同意该方案。1931年5月27、28两日，苏皖两省各派代表两名并会同高、当、宣县长，根据行政院裁定方案，在两省分界处关键地点竖立了7处木质界桩，并绘制了地图以作证据。

行政院确定之苏皖高当宣三县省界

但是，该方案引起了高淳民众的强烈不满，并不断上书司法、行政各部，对此方案提出质疑，高淳县农会还组织代表赴南京情愿；再加上雁星团外滩既已划归宣城，宝丰垦务公司又在安徽省领有垦殖执照，实际上并未真正停止垦务。因此宣城与高淳的边界纠纷并未因行政院的仲裁而消失，相反，随时有爆发冲突的可能。

冲突：果然再次爆发

实际上，该方案虽经颁布，高淳民众依照“执业权不随省界的变更而变动”的法令，仍然越过界河割取水草，并进而割取宝丰公司垦区内的农作物。宝丰公司虽不断向宣城县政府提出控告，并通过安徽省政府向江苏省抗议，要求停止这种过界的抢夺行为，但均得不到有效解决，双方矛盾逐渐升级。

1937年8月9日，高淳县民陈金波、杨光玉等与高淳县保安三中队队长杨如川、分队长钱海明等，率领大批高淳民众渡过大澄沟，抢割宝丰公司种植的稻禾，遭到宝丰公司佃户的抵抗，并抓获2人扭送宣城县政府审讯。8月15日，杨如川、钱海明等率保安队数十人对宝丰公司的佃户进行报复，当场打死4人，重伤2人，并抢去尸体一具。

该案因不久抗战爆发，宣城、高淳相继沦陷，最后不了了之，但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国民政府鼓励恢复生产，兴办失业，1946年5月，当涂利民垦务公司再次与高淳民众发生激烈冲突，双方死伤六十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小花滩血案”。

建国后省界的最终划定

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水利部即召集苏皖两省及高淳、当涂两县代表，订立了丹阳湖水利纠纷协议书，确定了双方管理的界线。由于时代不同，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次分界再无任何阻力。此次会议未有宣城县代表参加，可见华东军政委员会也是默认了1931年国民政府划定的宣城与高淳县界。

自此，延续了近三十年的高、当、宣两省三县纠纷终于成为历史。可惜的是，争议已成过去，而丹阳湖随着建国后的不断围垦，昔日烟波浩淼的丹阳湖只剩下当年的运粮河道，已经名存实亡了。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