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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博兴城关孩子眼中的世界，游走在县城与乡村之间，看到了更多的风景。 看电影  我们九队的场院后来被圈进了博兴一中，成为了一中操场的一部分，从此我远离了露天影院。 因为时间久远，那时年纪太小，我的脑海中已经没有了在这个场院打麦子、晒玉米的场景。只记得夏天的傍晚，天还没有擦黑的时候，得到消息的孩子们搬着板凳陆陆续续来到这里，抢占有利位置。 放好板凳，大家就开始满场飞。人们将两根又高又粗的竹竿竖起来，把幕布高高挂起，广播喇叭就挂在竹竿的中间，一个露天影院就搭建成了。 天渐渐黑下来，各家的大人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也都赶来了，有人手里甚至还端着没扒完饭的饭碗。场院里飘荡着呼喊“狗蛋”、“小军”等孩子们小名的声音，场院周围的树上照例蹲着几个调皮鬼，在大人的呵斥声中仍旧是嬉皮笑脸得不肯下来。 幼时我是个文静的小姑娘，爬不得树，上不了墙。这样的时候，便会乖乖坐在大人身旁。荧幕上放映的打打杀杀的剧情常常让我昏昏欲睡，散场的时候被大人抱回家去，被嘲作“让偷孩子的卖了，都惊不醒。” 丢失了场院之后，虽然经常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但却永远失去了夏天清凉的夜风。 育红班  我四周岁进育红班，七周岁读一年级，在东关村东一个有大槐树的院子里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 记得当时的育红班，一共有两个班，小班和大班。正常都是五周岁入学，不到岁数的孩子就需要自己带小板凳坐在小班的教室里。我的弟弟跟我一起入学，就读时只有两周岁半，在这个育红班整整待了五年。所以我在育红班上学的三年就一直每天搬着两只小板凳来来回回，夏天的时候再背上两个水壶，弟弟腆着小将军肚跟在我的后面，常常让我抱怨不休。后来就不再抱怨了，因为弟弟可以自己搬着小板凳、背着小水壶上学放学了。 我的老师姓王，她留着长长的头发，只有二十岁左右，会弹琴、唱歌、讲故事，还会教我们认字。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她执教公开课讲《龟兔赛跑》，讲故事的时候用老式的幻灯机放幻灯片。在深色窗帘遮挡的教室里，一帧帧变换的图片伴随着“咔嚓咔嚓”换片的声音，让我三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还有一件事情，我至今印象深刻。有个小姑娘穿了一件漂亮的裙子，恶作剧的男孩们轮流去掀她的裙摆，她跑去老师的办公室却不敢敲开门，在办公室外边哭泣，那阵阵刺入我耳的哭声在以后的很多年常常响在我的耳边。她是我的朋友，然而只有五岁的我，却不敢在那个时候去帮她轰走那些男孩子们，也没有帮她推开老师的办公室。 希望她早已忘记了这件事情，对不起，我的朋友。 赶会  每年到了深秋，照例是要赶会的。 我读一二年级的时候，赶会的地址是在实验小学前面的博城六路上。我就读的菜园小学北侧的一块空地上，常常被马戏团、杂技团占据，临时扎起了一个个帐篷。 那时最盼望的，是去看杂技表演，那些十几岁的杂技小演员们抿着嘴巴努力地展示一招一式，会让我的心跟着起起伏伏。有时候，会因为惊险的表演担心地捂住眼睛，心提到嗓子眼儿，却还是忍不住从指缝里偷偷地观看。 我自小心思敏感，最不忍心去看马戏团的猛兽表演，老虎、狮子这些凶猛的动物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踱着步子转过来转过去，或者慵懒地躺在那里，用一种平淡的眼神看着围观的群众，皮毛失去了光泽，让人忧伤。 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说，赶会的快乐还有很多。平时对零用钱管得很紧的父母们会一下子大方起来，吃不到的好东西可以在这个时候饱饱口福。记得当时县城也没有几家商场，我和很多孩子过年的新衣就会在赶会的时候置办，买到了新衣的我们，从此一直到大年初一，经常会在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衣服拿出来试了又试。 魏大嘴  魏大嘴是很多县城及县城城关周边孩子共同的童年记忆。 魏大嘴肩上搭着一块白毛巾，推着一辆平板车，用玻璃格子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零食，每天都会出现在博兴县城的马路上。 我的爷爷那时候在百货大楼看自行车，幼时家里条件算是不错。跟爷爷在百货大楼看车的日子里，只要魏大嘴出现，那就到了我的零食时刻。南瓜子、芝麻糖和薄荷糖是我的最爱，因为习惯了魏氏零食的口味，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我再也没吃到那时回味无穷的零食。我对零食的口味变得极为刁钻，全是拜他所赐。 大嘴爷爷有一次跟我爷爷开玩笑，要我做他的孙女，被我小大人似的“严正”拒绝了。直到有一天，大嘴爷爷再也上不了街，我央求说：“你把我送给大嘴爷爷做孙女吧，我得把他做零食的技艺偷过来。”可惜斯人已逝，绝技失传。 看发丧  旦夕祸福、生老病死在人世间最为平常。发丧在乡间自然也是常见，围观发丧是孩子们无聊时乐于参与的活动。 记忆里的发丧，似乎总是在冬天。吃过早饭之后便会跟小伙伴约着一起赶往有“白事”的人家。记得那时的丧事，起灵在十点以后，在此之前的两个小时，就有事主家或亲或疏的亲戚从各处赶来吊唁。吊唁的人常常离着老远就开始大声地哭，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嘴里还要配合着一些抑扬顿挫的类似小调的述说，对死者的思念、与死者往年的旧事，从她们嘴里呜呜咽咽地哭诉出来。 围观的大人们要么面无表情，要么跟着偷偷抹眼泪，孩子们却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把葬礼当成了轻松的集会。 起灵后，送葬的队伍从死者家中出发，要在村里的路上走上一段距离，围观的人们也就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街道两边的人熙熙攘攘挤在一起，就有孩子挤掉了鞋子，挤丢了帽子，哇哇地大哭起来，彼时送葬的人群已经停止哭声，孩子哭声的突兀却常常让围观的人憋不住笑出声来。 后来，学陶潜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终于明白，发丧仪式上的两拨人其实是两个世界的人。 二爷爷  二爷爷是我爷爷的堂兄，在十三个兄弟中排行第二。在我上育红班老师之前，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二爷爷家有一面小黑板，家族里学龄前的几个孩子被他集合起来学习写粉笔字，在大家还不会拼音的时候。哪个字写好了，他就会在字的下面重重地画个圈，然后奖励你一口好吃的。为了奖励，我们几个人都很积极。 二爷爷有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据说，他大儿子当初考师范的时候，他说：“考不上就不用回来了，以后自己养活自己吧。”他给我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学就得学好，人家能学好，你凭啥掉队？”上这个思想影响了我很多年，即便我贪玩，我也知道成绩好是一个学生的本分。 二爷爷不光教我们写字，还教我弟弟唱《东方红》。他坐着门前的石墩上，弟弟坐在他的膝盖上，两个人一句一句地唱。现在还记得，夕阳洒在他白色的胡须和铮亮的光头上。 在以后的很多年，只要我看到“鹤发童颜”这个词就会想起夕阳下一老一小的情景。 菜园小学  我在东关读完育红班，去菜园小学读一二年级。 菜园小学就坐落在实验小学幼儿园现在的位置，是一个有着两个圆形大门的小院子，一共三个班：育红班、一年级、二年级。 我的班主任是付老师，一个个子高高、面目慈祥的老太太。她戴着老花镜，用手指捻着我的作业本说：“要横平竖直，认真写。”有一次全镇统考，我们排队去另外一所学校考试，我个子最矮排在队尾，连走带跑地跟着队伍。付老师总是跟我在一起，不时笑呵呵地鼓励我。 我们的数学老师姓高，瘦瘦的皮肤有点黑。我放假常常偷懒不做作业。中午放学就会跟几个调皮的男生一起被高老师留下来，关在校园里补作业。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久久不回家，母亲就会找到学校来，隔着圆圆的校门等待。 育红班的赵老师有一本厚厚的《365夜故事》，我下课后就会跑到她们班看那本书。《365夜故事》是我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我读了很久，有很多字不认识，七八岁还不习惯默读，磕磕巴巴地读完，觉得眼前的世界真的不同了。 菜园小学大多数孩子是菜园村的，我算是个外来人口。从小不是个主动的孩子，刚来的时候大家还不怎么理我。有个叫小霞的女孩对我却特别热情。 小霞家住在我回家必经的马路旁，她有一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哥哥，我在她们家玩的时候发现了他哥哥订阅的杂志《红蕾》，那是我读到的第一份杂志。小霞大方地把哥哥所有的杂志都拿给我看，不知道她哥哥有没有骂过她。 我们小学里没有水井，老师办公室的水要由孩子们去住在学校附近的付老师家抬。每一次我和小霞搭档去抬水，老师的家人会把水桶放在抬水的木棍中间，但是只要走出家门，小霞就会让我停下，把水桶挪到靠近她的那一边。她说：“我比你力气大。” 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小霞留了级，我也有了更多的朋友。然而，那个可以偷偷抱给我一大堆杂志、把水桶挪向自己那边，有着圆圆脸的姑娘却离我越来越远了。 后记  这几年记性越发得不好了，今天突然想起初一那年博兴一中校改整治操场的事情。找了好多的同学和同事询问确切的时间，一时间，这个话题在好几个群引发了集体回忆，然而，答案却不相同。 显然，我们的大脑装的越来越多，记忆就越来越远。但是，很多美好的瞬间依然能被我们拂去蒙尘，轻易地拾起。 我是博兴城关的孩子，我的童年里有你吗？ 作者：高婷婷，山东博兴人，博兴县第一中学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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