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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外交往，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凭借深厚的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心态，很早便与其他文明互通有无，共享彼此的成果。这其中，外来农作物的引进对我国的文明进程和社会进步提供了不小的助力。 在华夏先民通过对野生稻、黍、稷、菽的驯化，完成第一次主粮革命的同时，里海和中东地区的先民们也完成了对麦类作物的驯化。随着文明交往的增多，到了殷商时期，西亚的小麦和大麦沿着中亚、河西走廊逐步传入了周人生活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黄土高原、关中平原一带。 因为麦类作物是外来的作物，所以周人称之为“来”，意为到来、外来。麦子刚传入时，我们的先人起初不知道如何食用，只能拿来熬粥，由于口感无法与土生土长的黍和粟相提并论，很长时间里不被中上层阶级所接受。相比之下，贫苦农夫更喜欢麦子，因为它们是越冬作物，与水稻和小米的生长周期相反，可以在冬天播种，夏季到来前收割，不会占用秋收农作物的土地。所以麦类作物的传入引起了中国农业史上的一次变革——主粮轮作体系的形成。人们根据小麦、水稻、黍、稷不同的生长周期，适时安排农业生产，提高耕地的使用效率。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适合于北方地区种植的粟、麦等作物占据着主粮的主导地位。虽然长江以南大量种植水稻，但南方土壤泥泞，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开发困难，所以水稻并未成为主粮的主流。 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不休，不少士族、百姓大量南迁，长江以南的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发。此后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连绵不休的战事再次迫使北方人民纷纷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充足的人力和资源。与北方相反，南方相对稳定，为人们安居乐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迫切需要粮食产量的相应增加来供养。 同时，唐代以后我国北方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降雨减少，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明显。到了宋朝时期，国土面缩小，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断绝，统治者不得已另行开辟海上商路，加强了与东南亚诸国的联系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原产今天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了我国的福建地区。 占城稻的特点是耐旱、早熟、适应性强、产量高，且种植周期短，仅需短短五十多天，所以又称“早禾”，这对于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与粮食产量的矛盾无疑是一剂良方。1011年，江淮、两浙地区遇上旱灾，时任统治者宋真宗派人到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在长江、江淮等地大面推广种植。 这次由政府主导的农作物推广使得原先的轮作体系进一步丰富为两季稻复种和稻麦轮作形式，粮食产量因而大幅增加。借着这次东风，水稻得以逐渐向全国推广，成为与小麦并列的主粮。 粮食产量的增加意味着供养更多人口的可能，北宋人口因此历史性地突破了一亿大关，连疆域远达中亚咸海的唐朝都不及。 但随着此后宋、金、元王朝更替，战事再起，人口随之重回一亿之下。到了大约15世纪中叶，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明清小冰期”，类似于今天的极寒天气。气温降低加上降水减少，导致农作物大量减产，并随之引发了农民起义、饥荒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然而反常的是，人口非但没有大幅减少，反而持续增大，到万历年间一举突破两亿大关。到了清朝，更是达到创纪录的4.3亿人，用人口大爆炸来形容也不为过。 与北宋时期的人口大爆炸驱动因素类似，这次还是因为外来耐寒、高产型农作物的引进。明朝时期，随着西方世界地理大发现，美洲等地的玉米、马铃薯、番薯等农作物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明朝海上对外交流发达，这些作物也随之传入中国内陆。 玉米等新引进作物不仅耐寒、高产，而且在土地贫瘠的荒山、丘陵等地区也能生长，当时平原地区的耕地开发已至极限，对于正着力开发荒山的明清统治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福音，同时也为承载更多人口提供了坚实的粮食基础。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不仅中国人的主粮内容进一步丰富，云南、贵州、广东等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愈发稳固。 外来农作物的引进，不仅健全了中国传统的“五谷”文化，也改变了国人的饮食结构和人口规模，对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 袁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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