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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1885年-1959年），日本冈山人，1916至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主要经营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自起汉名邬其山。晚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一、日本投降后的上海 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上海市民就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关于这一天的情况，内山在《花甲录》中写道：“中国人重见天日的喜悦溢于言表，我在南京路、静安寺路、愚园路来回行走的时候，就知道该来的已经来了”。 内山完造著作《花甲录》 四天以后的八月十五日，迎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南京路到处在放鞭炮，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欢喜。 八月十五日后，日本领事馆、居留民组织被封锁、解散。日本当局人员抛弃在沪十万侨民，争先恐后地回国。民间人士则组成上海日侨自治会，内山被选为代表委员，任务是确保侨民平安回国。 当时，回国者允许携带的物品是每人1000元日币，三十公斤衣服，还有一些随身物品，回国者不能携带回家的物品就堆在露天摊头上抛售，施高塔路（现山阴路）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市场。 内山书店老照片 与此同时，内山书店被国民党接管。内山将存款分给店员，并将住所搬到自己在施高塔路的另一处房子。他一边经营书店，一边为侨民撤退日本的事情奔波。但不久以后，内山也撤退回国。内山被国民党政府逐出上海的原因是他与郭沫若与田汉往来密切。郭沫若与田汉到香港逃难的时候曾得到过内山的帮助，因此内山受到了怀疑。 内山回到日本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这是日美开战的第六年。这天早上，内山收到已经逃亡到香港的郭沫若的来信。郭沫若在信中说：已平安到达，请放心。在上海给您添了许多麻烦。只要还活着，二、三年间，我们就会有欢笑的日子来到。到时候，我们一起吃晚饭。 内山完造与弟弟内山嘉吉 这时候的中国正处于国共两军决战的前夕。内山孤身一人到了弟弟嘉吉经营的位于东京神保町的内山书店。其时，距一九一三年内山作为参天堂的海外派出人员到中国开展业务已经过去35年。当时的内山是28岁，现在则已经62岁了。 位于东京神保町的内山书店 东京神保町内山书店内景 二、重新开启的交流 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因为时局与政治的关系被封锁，但在内山书店点燃的星星之火却没有熄灭。战后，虽然日中还没有在政治上建立外交关系，但内山与中国朋友们的交流却开始了。 与中国朋友战后的交流是从老朋友开始的。通过内山的介绍信，这些老朋友与从事日中贸易的相关人员取得了联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的政策是采取政治与经济分开，双方的经济交流为以后中日两国的正常化交流打下了基础。这表明，虽然有中日战争，但对于重视礼仪与信义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友好关系仍然会超越不幸的时间、空间，绵绵不绝。 一九五三年一月，内山有再访中国的机会。虽然当年他已有68岁，但他仍然与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平野义大郎、妇女活动家高良富等人一起，作为在中日本人会谈代表团的一员出发去了中国。当时没有从日本进入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一行人经由香港前往广东，然后再乘火车北上进入北京。 内山在《内山代表的旅行记》（一九五三年二月六日~三月十日在朝日新闻连载，共十章）一书中记录了当时的惊喜：时隔六年，中国雄伟壮丽的风景与以前一样，但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新中国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这次北京之行，内山一行在三月五日签订了日中共同协定，为留在中国的三万日本人的归国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大收获。此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内山还与老朋友重逢。他看到许多中国老朋友已经有了皱纹与白发。田汉与内山之间的谈话，满满都是对上海时代的回忆。他们从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开始说起，接连不断地说到令人怀念老朋友。虽然田汉已经上了年纪，但在内山看来，田汉依然是勇敢的革命战士。当时的田汉已是文化部艺术事业局局长，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席。两人回忆起过去在“艺术剧社“时的共同艰苦奋斗的情形，不由得相拥举杯。 与内山一起就坐的还有郭沫若、廖承志、刘贯一与平野义太郎、西园寺公一、高良富。内山说：“希望作为中日友好推动者的中日友好协会能够早日成立！”郭沫若说：“哈哈，中国革命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不着急，到时候自然会出现。”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及在日本出生、长大的廖承志，还有夏衍，后来都担任了中日友好协会的会长和顾问。在宴会上，刘贯一说:“我与内山书店的关系是从监狱里开始的。”因为他曾经在国民党的“反省院”里收到了从内山书店寄来的书籍。 在北京逗留期间，鲁迅遗孀许广平与儿子周海婴一起来拜访内山。这时候，海婴已经长成大人，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往事。内山在《内山代表的旅行记》回忆：“不管说到什么话题，除了眼泪还是眼泪，但是现在的眼泪与过去的眼泪不同，不是愤怒的泪，不是哀愁的泪，而是想着在黄泉微笑的鲁迅先生看到了广平女士与海婴君以后的幸福的、喜悦的泪水。我们有好多话，怎么也说不尽，于是我们又约了一个日子才告别。” 内山完造与鲁迅在一起 内山还在自传中这样记叙了当时访问中国期间的感慨：“大家以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的态度呵护我，让我流下了眼泪。我想想自己也是幸福的人。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加入到中国革命家孙文的行列；在成功经营书店的同时，还结交了许多日本与中国的知心朋友，而且，那些中国朋友中有很多革命家。屈指数来还有很多朋友。如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也是书店的客人。还有夏丏尊、郁达夫也是。” 鲁迅和青年木刻家 夏丏尊是翻译过田山花袋的《蒲团》与国木田独步作品的作家与翻译家，一九四三年，他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拘留十日，因内山尽力营救被释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被日本军队作为敌对的中国人处决。的确如内山所说，聚集在内山书店的人意外死亡的人很多，其中大部分都是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 对那一段岁月，内山既有噩梦，也有美好回忆。他在《花甲录》中写到：
内山完造与夫人美喜合影 正如内山《花甲录》中写到的：“住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屋子里，我体味着人生的幸福。“久违了的中国，让内山有种回到故乡的感觉。 内山回到日本，很快就在2月25日收到田汉的来信。信中说：你是代表团成员，让我非常高兴。孩子们也都长大了，长子（笔者注：实际上是欧阳先生的女婿）是一名军官，次子在莫斯科从事外交工作，女儿在南京文工团工作，都是毛泽东的年轻干部。我在日本正是多灾多难的秋天读了你写的书。平野义太郎君也很高兴这次能成为代表团的一员，来到北京。 一九五四年秋，李德全女士、廖承志等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中国代表团战后第一次来到日本；接着在第二年八月，在第二届禁止原子弹世界大会上，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本，接待他们的是内山。 参会期间，许广平到神田的内山书店拜访。那天，内山穿着正装，匆匆忙忙地在狭窄的店内摆放着椅子。后来内山在《暗夜的记录》中写到，“能在东京的内山书店接待鲁迅夫人，真是高兴啊”。但是，许广平瘸着右脚的样子令内山非常痛心，因为这是在上海时日本宪兵队用电刑拷问许广平后留下的后遗症。 三、郭沫若来到日本 在日本投降十年后的1955年，郭沫若来到日本。他在镰仓东庆寺为已故的岩波茂雄扫墓之后，受到了大内兵卫、小林勇（岩波茂雄的女婿、画家）及岩波茂雄的次子、战后成为岩波书店社长的雄三郎及家人的欢迎。郭沫若于十八年前离别家人回到中国后，他的家属得到了从未谋面的岩波茂雄的援助。由于内山的介绍，岩波茂雄与郭沫若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在聚会的时候，郭沫若边流泪边说：两个儿子因为岩波茂雄的关照，都大学毕业了。哥哥在苏联的石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弟弟在上海工作。这都是岩波茂雄先生的功劳。 第二天，郭沫若与对中国友好的众议员土松村谦三也进行了会谈。这也是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打基础。郭沫若在日本期间，由于中日双方的希望，内山任何一个场合都进行陪同。 郭沫若访问了曾经在逃亡中住过的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的旧宅。内山没有忘记，二十多年前，去敲郭沫若家门的只有巡警、侦探和宪兵，村里的人投向郭沫若的目光是冷冰冰的。现在，因为郭沫若成了新中国的重要人物，男女老少都出来热烈欢迎，对此，内山的心情有些复杂。 不过郭沫若却对此毫不在意，还在诗中写道：十八年后重来此，手栽花木已成荫。 四、最后一次访问中国 内山完造晚年照片（1885年—1959年），日本冈山人，1916至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主要经营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自起汉名邬其山。晚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1959年9月2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内山为出席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访问北京，同行者还有作家长与善郎、里见弴与摄影家名取洋之助等。在参加活动缅怀鲁迅后，内山实现了去上海的愿望。 在上海，他参拜了已经搬迁到新址的鲁迅墓以后，又与原内山书店的伙计王宝良一起来到万国公墓为妻子美喜扫墓。内山在上海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向妻子的墓作短暂的告别不被允许。从那之后，已经有九年的岁月过去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内山在战后第三次访问中国。这是内山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在出发前的八月三十日，他这样答复朝日新闻记者的提问：
内山患有糖尿病和胆结石，于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对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在中国疗养。 九月十九日，内山抵达北京。当天晚上，内山出席了老朋友们举行的欢迎晚宴。据说在晚宴上，内山一直微笑着，在轻轻地说了一句：“啊，真高兴啊”之后，他身体开始发抖，因脑梗塞发作倒下。第二天，内山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两天以后，日本《朝日新闻》的《天声人语》栏目这样报道：
内山去世后，与美喜一起安葬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与宋庆龄的墓为邻。他们夫妇的墓碑上写着：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没作华中土，吁嗟呼，如此夫妇。 墓碑由与内山与鲁迅的亲密朋友夏丏尊所题。这是中日邦交恢复十三年前的事情。
内山完造夫妇合葬墓。在墓碑前面平放着一本大理石做成的书，翻开的书页上刻着他们的好友夏尊题写的碑铭：“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
赵建中，男。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学士，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曾任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现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品牌建设部资深经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文艺评论协会、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评论家学会理事。出版、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等文艺理专著及论文90余万字；发表散文、随笔40余篇；发表中篇小说《乌鸦办葬礼》等日文译作60余万字。创作策划《生死抉择》、《绿色柔情》、《红色康乃馨》、《上海沧桑》、《忠诚》等影视作品多部。此外，致力于企业文化与品牌学研究，发表著述15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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