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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帝王，每以蠲免为市恩，为此获得巨大的民心。清朝的市恩宣扬之多，较历朝历代都较为明显。 早在顺治朝，就已经开始了这项政策。 康熙帝自认恭俭仁厚为本，比其他帝王都蠲免的多，在整个清朝历史中，仅次于乾隆帝。
史书记载康熙帝尝读汉文帝赐民田租诏叹曰：“蠲租乃古今第一善政，下至穷谷荒陬，皆沾实惠；然必宫廷之上，约节俭，然后可以行此。”尝论“当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自是恭俭相承，累代传为家法矣。” 用来说明康熙帝节俭爱民的帝王风范，毕竟“至辇毂所经，蠲减并行，不可缕指。” 而蠲免钱粮也被认为是清朝的“旷典”之一。乾隆帝也是如此，乾隆六十年中，四次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普免各省漕米。
故而康熙帝、乾隆帝被称之为“古代仁君典范”，蠲免钱粮也被称之为“古今第一仁政”。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雍正帝这位锐意改革的清朝帝王却很少施行自己父亲、自己儿子那种经常“蠲免钱粮”的举措。 事实上，蠲免钱粮已经证明了清朝所谓的“粮食满仓”的谎言的荒谬性。 钱粮的蠲免和钱粮的积欠往往都是同时发生的。
康熙帝进行过N次蠲免钱粮，但是当雍正帝登基之后的第一年就查出江苏一省的田赋积欠，有880万两银子之多，震惊朝野。 乾隆帝六十年执政，先后进行四次全国范围内的蠲免钱粮、三次全国范围内蠲免漕米，可是到了嘉庆帝登基的时候，全国积欠钱粮达到惊人的2000多万两银子。
嘉庆二十四年，再一次全国范围内蠲免天下钱粮，那次蠲免的数额，共计2129万两银子，数量极其巨大。 但就在这个时候，各省积欠钱粮至2500万两银子之多。蠲免2100万两银子，就是因为全国范围已经积欠了2500万两银子，已经收不上来，嘉庆帝干脆皇恩浩荡，直接蠲免得了。 而且蠲免钱粮绝大部分都是和灾荒连在一起的。灾荒越严重，蠲免就越多。 顺治十年（1654年），曾经制定过相关规定，四分灾难可以蠲免十分之一田赋，五分以上的灾难可以蠲免十分之二田赋，八分以上的灾难可以蠲免蠲免十分之二田赋。 到了康熙朝，却改为最高只能蠲免十分之二田赋，五分以下的灾难，则改叫“不成灾”，不在蠲免钱粮的序列。
对于蠲免钱粮的多少，不但皇帝可以随手确定多少高下，而且经征官吏，可以肆意侵吞漂没。 康熙朝，每逢钱粮蠲免，甚至在确定灾难的分数，请求朝廷蠲免钱粮之前，朝廷相关中央大员和某些地方官已经将本年蠲免的钱粮全部贪墨。 这种情况在全天下尽人皆知，就连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认：“有蠲免之名，而民不得实惠”。 即使蠲免钱粮，“民”得了实惠，这个得了实惠的所谓“民”，主要也不是真正贫苦的民众百姓们。
康熙帝和乾隆帝其实都知道内情。康熙帝说：“天下的田亩多归于士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能有几何?朕屡次颁布蠲免之诏，无田小民，未必能均沾皇家惠泽。”
乾隆帝也认为：“输纳钱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 康熙四十九年，康熙帝为了真正的让“农民沾恩”，要求户部搞个相应的政策出来，一个士绅地主蠲免七分，农民蠲免三分的政策。 可是只维持了二十几年，到了乾隆朝，就改为酌量宽减，“不必限定分数”。如果农民不依，就要依律治以抗租之罪。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又重新规定，士绅地主按照蠲免十分之四的数量减佃户租粮租金，可是不过到二十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改回只要士绅地主情愿，不必给他们定以限制。
由此可见三七分也好，四六分也好，都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一二十年就废了。 但是即使这些政策、这些规定完全兑现，农民所能得到的实惠，也非常有限。 史料记载的“田租一石，税粮三升”，也就是说农民交纳给士绅地主阶层的田租，相当士绅地主上缴官府的钱粮的三十三倍。 然而朝廷钱粮进行蠲免，却倒过来了，士绅地主阶层蠲免七分，农民蠲免三分，或者士绅地主阶层蠲免七分，农民蠲免三分，而这在古代的统治者和官僚们眼里，就称之为“均平无偏，乃为有益”了。
这也就是雍正帝为什么不进行大规模的蠲免钱粮了，因为雍正帝要进行官绅一体纳粮，就没必要再搞一些有名无实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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