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珐琅彩瓷启始于康熙末年，全盛于雍、乾两朝，乾隆中期以后逐渐销声匿迹。17世纪初，当法国传教士第 一次将画珐琅器贡奉康熙皇帝时，康熙皇帝被它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深深吸引，即刻决定把珐琅这种新型装饰效果，移植到他最 爱的瓷器上。
 初期的康熙珐琅彩“有花无鸟”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色底多用黄、绿、红、兰、紫和胭脂。常见图案大都比较规矩，有九秋菊花、折枝大朵花卉、缠枝牡丹等;到了雍正时期珐琅彩比较成熟，工艺上有所突破，更多的采用了白地彩绘。纹饰则多是山水、竹、石、花鸟等景物，配以诗词，凸显雅致。至乾隆时期，技艺上没有雍正时严谨。但此时又出现了轧道工艺，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珐琅彩瓷出现了西洋女人，由于乾隆对粉彩十分喜爱，于是，便有了珐琅和粉彩的结合的艺术品。 珐琅彩由于市场流通率低、现存至今极其罕见，于是特别珍贵，珐琅彩无论是从制作工艺、历史背景、收藏价值、人文内涵在瓷器圈的价格一直都是顶 尖级的。
 在2010年香港苏富比戴润斋清宫御瓷珍藏中，一件清乾隆时期的御制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捶瓶以近1.41亿港元成 交。瓶身饰四圆形开光，内绘庭院景致、四时花卉，巧妙动人，和谐统一，让人联想起中国南方园林月洞门。构图典雅，寓意吉庆长寿。四时花卉，以南天竹及水仙代表春天，以蜀葵象征夏天，以萱草及罂粟寓意秋天，以终年花开的玫瑰和常青的翠竹表现冬天，精制白瓷绘饰入微，媲美北京玻璃胎画珐琅器，让人印象深刻。其曾经是贺璧理(Alfred E .Hippisley)的旧藏，他在光绪初年任职京沪两地之海关总税务司专员，是早期收藏清代华美御瓷的西方鉴赏家之一。晚清时期，清代官窑瓷器御器在海外未为人识，贺璧理己雅藏御瓷。他的部分收藏得自一位怡亲王，可能为第六任亲王载垣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19世纪末，贺璧理把大约300件清代瓷珍运往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院，其中便包括此对纸槌瓶，后刊登于1887-88博物院年报。其收藏在1925年于纽约安德森艺廊拍卖。后于1935年于伦敦苏富比售出。部分藏品现为大维德基金会之重要收藏，现展览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从一些史料中也能看出，乾隆皇帝对洋彩的青睐程度甚至超过了珐琅彩。根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交62件洋彩瓷，传旨着配乾清宫瓷胎珐琅器皿内，说明了皇帝对洋彩的珍视。乾隆七年八月十二日，太监高玉交来洋彩瓷器37件，乾隆下旨“配匣入乾清宫头等”，而同一 天交来的瓷胎画珐琅器皿10件则“入乾清宫次等”。仅乾隆七年，共有239件洋彩瓷由乾隆皇帝下旨入了乾清宫珐琅器皿内，而瓷胎画珐琅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内大为减少。
 欧洲珐琅器所表现出来绚丽华美贵 族风格，十分适合皇 室豪华富贵的装饰需求，瓷胎画珐琅比明末清初流行的斗彩、五彩瓷器更加令人赏心悦目。康熙皇帝对此的喜爱达到了醉心的程度，开始命令在宫中效力的外国传教士马国贤和郎士宁试着制作，而这两位神父，为了逃避艰辛的劳作，在背地里搞了一点小动作，马国贤在写给本国教会的信中谈到：“我们从早到晚和一些堕 落的人呆在一起，于是借口我们不曾学会这种工艺，而且也下决心绝不想知道这些技法，我们画得糟透了，皇帝看过后便说：‘够了’，因此我们发现我们已经由艺奴的状况中解脱出来”。两位西方传教士庆幸自己的真实才艺没有被皇上发现，郎世宁是意大利著 名的画家，在画院中供职，绘画水平十分精湛，只是怕“被沦为画珐琅的艺奴”，才故意画的很糟。纵然初遇挫折，圣祖仍然没有放弃烧制珐琅彩的愿望，为了便于彩料的研制，他下令更改了三百年来御用瓷画彩统一由景德镇完成的惯例，将珐琅彩的烧造专门划归到内务府造办处的珐琅作烧造。 由于珐琅彩瓷器刚刚烧制成功，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康熙朝烧制的珐琅彩瓷器多以日用品居多，康熙的珐琅彩主要的是模仿铜胎珐琅的制作，在白瓷胎内和底座圈足施以釉彩，而恰恰瓷器外壁并不上釉，这种胎里上釉、外壁无釉瓷器被称为“反瓷”。珐琅彩含大量的硼和砷，烧成后具有强烈的金属质感，色彩种类繁多，表现力极强，瓷器外壁多以胭脂红、孔雀绿等色彩为底色，在其上用各种反差色勾画出时令花卉，以牡丹、月季、芍药图案居多，采用双钩敷彩技法描绘，色彩油亮绚丽严谨华丽。此时的珐琅彩瓷花卉图案设计中绝少有鸟兽出现，更不见山水和人物。除了花卉以外，康熙珐琅彩瓷器也会出现一些文字。其主要以篆书为主，书写万、寿、长春之类的吉祥语，也成为这一时期珐琅彩瓷特征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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