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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话是惠州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一种地方方言，自其形成之日起，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惠州近两千年惠州地域文化发展载体中的主体。而且，有学者认为惠州话的历史可追
西周以前，广东仍属“百越之地”，俚獠混杂。缚娄之名，始载于《吕氏春秋》：“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当时岭南各个土著部落所使用的语言，与太平洋各岛屿的“南岛语”(又称“马来—波利尼亚语”)同出一源。例如上述“百越”一词，其修饰语素置于中心语素之后，这正是南岛语在构词法上的特征之一。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后汉书．南蛮传》）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和推进民族文化融合，秦始皇曾将中原人民迁来岭南，与土著人杂居。后设置三郡，陆续有中原人迁居至岭南“同越人杂处”，这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移民。 客家先民来到岭南后逐东江水而居所使用的一种语言与梅县客家话有细微区别的语言，称之为“水源音”。与梅县客家话相比，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客家话，形成于秦汉时期。 秦末汉初，赵佗又在岭南称王，“绝新道以待诸侯变”，闭关锁国近百年，南越国从丞相以下的官员都由土著担任，南越王赵佗本人也穿土著的服饰，操土著的语言，将自己异化成土著以便于统治。可见当时番禺一带土著势力还比较强大，汉族移民很少，汉语还未通行。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唐代中书舍人崔沆被贬谪循州（惠州），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记述之：“时循人稀可与言者”，说他无法与当时的循州（惠州）人语言沟通，整天闷在贬所艰难渡日；1094年，宋代苏轼谪惠，携子苏过访翟秀才，虽名人相访，兴致之下，却苦于语言的不通，苏过感叹地写下：“但苦鴃舌谈，尔汝不相酬”的诗句。从以上事例说明，早在使用的是正统的中原汉语的客家人迁入之时，惠州已通行一种独特的，难听、难懂、又难学的土著部落所使用的语言。 南汉时，广东境内新置四州：英州(今英德市)、雄州(后改为南雄州)、敬州(后改为梅州)和浈州(后改为惠州)，均在粤北和粤东北，北宋太平兴国至元丰这100年间粤北和粤东北人口的剧增，显然是大批汉族移民定居所致。这部分汉族移民大多数来自中原河洛一带，史称“客家人”。客家人迁入对当地的语言产生同化作用，从当地土著语言中吸收一些因素，逐步发展成为另一支方言——新客家话。元朝之后，广东境内的客家方言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特色并在通行的粤北、粤东北及东江流域的客家地区具有一定的优势。 广府文化首先向东北和北部扩张，遇到客家文化的阻碍停顿，结果在宋英德府即今清远、花都、从化、增城一线形成文化锋面，势力强的广府文化渗入客家文化中，在惠州客家方言上出现大批粤语词彚，演变为既保持客家话的若干特点又吸收粤语某些因素的一种特殊方言，成为“客粤双方言区”，故明王士性《广志绎》说：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 入清后，身为客家人的和平县进士徐旭曾，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在《丰湖杂记》中，叙述了客家在今天所说的大本营福建长汀和客家腹地梅州、河源、惠州等地方承传着中原文明 ，惠州府当年辖有今惠州、河源大部分县份和梅州、韶关部分县份。界于梅汀、东江与广州之间，是客家人主要居地之一，也是客人与土人（广府人）接触的前哨之地，是文化比较发达之区，对外文化交流较多，讲客家话（包括水源音、客家音两种方言）。 徐旭曾从语言方面为“中原衣冠旧族”的观点作论据，“客人语言，虽与内陆各行省小有不同”，但是却“随处都可相通”。而与迁徙所在地的土著，“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故他强调，居住在“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的南迁中原后裔被称为客家人，居住在那里的中原后裔也因与土著有区别而“自称为客人”。 赖际熙主编的《崇正同人系谱》记载说明，梅州“语系殆出于福建汀州，盖其地本汀江下游流域，东北紧连汀州所属之永定，其渊源所自有如斯矣！”可见，梅县话与水源话是来源不同的两种客家话。至于“蛇话”的讲法也不能证明水源话是粤白话。“蛇”，在广东人的口语中含有“地头蛇”的意思，那就是这部分居民先到，后来的客家人所说的客家话又跟他们不同，所以把这些先到的居民称为“蛇’，把他们所说的话称为“蛇话”。在这方面，《系谱》也有类似的论述，由此可见，后迁来的客家人，有少数把水源一族称为“蛇”，实际是把他们看作“土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测，操水源话的人，是最早进入广东的客家人，水源话（含惠城区话）是广东最古老的客家话。 从秦朝开始客家先人就从中原大批量南下迁移至此，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把中原文化和本地文化进行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因此，客语中派生出的惠州话很有可能与粤语中的广府话同为岭南的方言始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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