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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在借尸还魂的封建儒家文人

 事奴 2020-11-04

事先声明,此文章为原创,请大家支持原创。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贡献给了明史。在阅读了大量明朝书籍后,明朝的文人让我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文人的本性。鉴于我对其他王朝的了解有限,在这篇文章中我就以明朝的文人当例子,大家可以管中窥豹,毕竟封建时代的文人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存在,弄懂了明朝的文人基本也就了解了整个封建时代的文人。

我们后人所指的文人是什么?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封建时代的思想主流,我们后世所指的文人通常是指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人们对儒家文人是褒贬不一的,这其中既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评价,但总体而言对儒家文人有微词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

董仲舒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终极目标用几个字就可以完美的概括,那就是“与皇帝共治天下”。如何“与皇帝共治天下”?那当然是要进入朝廷当官的,一群儒生聚集在皇帝身边才有机会达成“与皇帝共治天下”这伟大理想。但现实远比想象的要残酷,文人要想实现这宏伟蓝图是极难的,为什么?封建时代的帝王全都是“家天下”思想,秦始皇的一句话就可以完美表达这个思想,那就是“天下的一切都是朕的”。我可从来没听过任何一位大一统封建帝王喊出过“这天下是我和文人的”,由此可见儒家文人的思想与封建皇帝的思想是冲突的,这也导致封建帝王与儒家文人斗了几千年。在有宰相的封建王朝里,“相权”的确有机会达成“与皇帝共治天下”这一伟大理想,作为儒家文人之首的宰相是一次次带领着文官集团冲击皇权,以期“与皇帝共治天下”。这就是为什么“皇权”和“相权”相冲突的原因所在。

朱元璋是封建时代里“家天下”思想最浓厚的一位千古帝王。从打天下到大明王朝建立,朱元璋深切见识到文人的厉害,所以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把宰相给废了,自此皇权高度集中,儒家文人也就没机会“与皇帝共治天下”了。如果按照朱元璋的套路走下去,那儒家文人是没有翻身的机会,但明朝内阁制度的建立让儒家文人又看到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希望,为什么儒家文人又看到了希望?因为内阁首辅跟宰相没什么区别。宰相也好内阁首辅也罢,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与皇帝共治天下”,所以我们能看到明朝的文人与大明历届皇帝斗的是不可开交,其实这就是权力的一种争夺。“皇权”要压制“相权”,“相权”要与“皇权”达到平衡甚至要压“皇权”一头。像明朝“东林党”这样的文官集团在历朝历代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通过阅读书籍可以发现在每一个封建王朝要灭亡前总有一个文官集团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什么会如此?因为这涉及到一个至理。在封建时代中,但凡一个封建王朝摇摇欲坠,它要想改变颓势从而度过难关就必须皇权高度集中,按照现代话来说就是在封建王朝危难之时,封建皇帝必须要搞一言堂,只有这样才能集中一个封建王朝的人力物力来度过难关。为什么说“东林党”是明朝灭亡的最大原因?天启皇帝用魏忠贤来集中皇权从而达到一言堂的目的,全国的人力物力皆在天启皇帝的掌握之中,所以满清始终打不进来。崇祯帝不搞一言堂任由“东林党”左右自己的思想,这导致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得不到最充分的调配。在乱世,“东林党”还想着与皇帝争权夺利,大明岂有不亡的道理。东林党在地方上有实权的文人只听“东林党”大佬的话,东林党大佬则不听皇帝的话,这导致实际操控战局的真正主人是“东林党”。“东林党”又不懂军事,让一群只知道争权夺利的人来操控乱世局势,这才显得李自成那么牛逼。如果崇祯搞一言堂就算打不过也可以退到南京,如果搞一言堂说不定就能卷土重来重新统一全国。唐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唐朝能复国靠的就是皇权高度集中然后搞一言堂。危难之际,搞一言堂反而比叽叽喳喳更有效,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好的良机就这么被贻误了。当然了,我所说的一言堂并不是单靠皇帝一个人而是一个智囊团队帮皇帝出主意然后由皇帝拿主意,在皇帝拿定主意后,全国都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人对权力的执着是真的大。

“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精髓是什么?精髓是“共治天下”的“共”字,至于是与哪位皇帝共治天下则是不重要的,只要能让我们“与皇帝共治天下”就行,我不在乎这天下究竟是汉族的还是蛮夷的。我可以很严肃的对大家说这种想法很无耻。远的不说,咱们就从宋朝开始说。宋朝文人是很有骨气,但也有投靠元朝的。如果你们足够了解元朝是怎么建立的,那你们会发现元朝“开国功勋”的名单上宋人占了一定的比例。元朝建立后,蒙古人疯狂打压汉人,但依然有儒家文人如发疯一般要为元廷效力;元朝为什么能稳固江山?还不是靠儒家文人。汉人造反,汉人去镇压,儒家文人与元廷统治者真是一个愿打愿挨,归根结底还是儒家文人为了取悦元廷统治者,为什么?因为儒家文人还天真的抱着“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可笑理想。孰不知蛮夷根本不吃这一套。

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对元朝是忠心耿耿的,浙东集团还曾为了维持元朝的统治而与朱元璋火拼过多次。但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不一样在最后背叛了元朝嘛!不懂的人会说刘伯温他们是为了民族大义而幡然醒悟了,我想说这个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这是最肤浅的一种历史认知。刘伯温他们为什么会背叛元朝而投入到他们最瞧不起的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怀中?有两点原因,第一,朱元璋向刘伯温承诺会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第二,刘伯温他们自信的认为可以操控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他们眼中,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最容易让他们达成“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想。基于这两点,刘伯温他们毫不犹豫的就把旧主子给卖了。喜欢读明史的人都该知道刘伯温他们在元末的势力有多大,可以说得到刘伯温他们就是夺得了天下。

朱元璋

朱棣打到南京时,有多少建文朝的名臣投靠朱棣,你们知道吗?你们可以翻翻投靠的名单,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原来永乐朝的名臣大都出自建文朝啊!建文帝大势已去,儒家文人还谈个屁的“与皇帝共治天下”,所以儒家文人立马改换门庭为了“与皇帝共治天下”而继续努力。你们可以说他们无奈的接受现实也可以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总体而言还是没义气。不投降可以选择自尽啊!既然没有勇气自尽就说明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与皇帝争权夺利然后“与皇帝共治天下”。捡好听的说是为了天下,说难听点就是自私。我绝不是道德绑架而是建文朝自尽以及不肯投降被朱棣所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就显得那些投降的人是那么的扎眼,哪怕您是名臣。只不过这些投降的人做梦都没想到这次踢到永乐大帝这块铁板上了,这些儒家文人还把朱棣当成没就藩的那个少年了。

崇祯朝就更不用多说了,投降满清的儒家文人如过江之卿,数也数不过来。纵观清朝统治的这200多年,儒家文人为满清卖命的更是如满天繁星,最可气的是他们为之卖命的主子还是他们所瞧不起的蛮夷。我心里就纳了闷了,这些儒家文人是真心里瞧不起蛮夷还是光嘴上说说的?目前来看就是打嘴炮。我个人很欣赏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但是他这个人我是真不想评价,我只能说满清有曾国藩这个好奴才真是满清的福气!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儒家文人是没有什么民族大义与廉耻之心的!打倒腐儒绝对是正确的。

其实封建时代也有值得敬佩的儒家文人,我称之为“纯粹的儒家文人”,这类儒家文人并不是为了“与皇帝共治天下”而是为了“为汉族治理天下”。文天祥誓死不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只肯服侍汉人的江山,我绝不向蛮夷臣服。于谦也是典型的例子,他忠于的是汉人江山而不是朱氏江山,谁当皇帝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对于于谦来说保住汉人的江山才是最重要的。于谦果断拒绝南迁就是最好的证据,我汉人的江山岂可让蛮夷与我平分。明末那些抗清的英雄先烈也是如此,抗清的儒家文人不少,他们都是一群有民族情怀的英雄,江山是我汉人的,我当拼死守护,就算战死也对得起天地良心。

文天祥

“与皇帝共治天下”与“为汉族治理天下”有什么区别?我的理解是“与皇帝共治天下”是一群理想派的儒家文人,他们没什么下限,为了理想中的权利他们不惜出卖一切。“为汉族治理天下”则是一群实干派的儒家文人,只要有利于我汉族江山,我将献出我的一切,这一类儒家文人才是民族的脊梁。

“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儒家文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个人认为这类儒家文人就是地主阶级。为什么这么说?在科举制度以前,儒家文人处于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局面。能在朝廷里当官的全都是贵族门阀,能让贵族门阀推荐到朝廷中任职的自然也都是一群身份显赫之人。那些穷苦人家子弟只能干瞪眼。

科举制度以后,穷苦子弟有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但因封建社会的特性,这些入朝为官的穷苦子弟就成为了新的地主阶级。为什么?高中科举就意味着摆脱了布艺的身份,他们利用封建王朝给予的各种特权很轻易的就成为新的地主阶级。但这样的例子在封建社会中是少数的,大多数能高中科举的还是地主阶级家的子弟居多,也就是说“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儒家文人还是以地主阶级占绝大多数。

古代的科举跟现代的公务员考试一样,穷人家的孩子是很难考上的。为什么?我举个现实中的例子。公务员考试最低学历是本科,拿到本科毕业证基本在22岁左右,22岁左右也到了赚钱养家的年纪了。我有个朋友家是农村的,家里条件很一般,他就想考公务员来改变人生。因为家里条件实在是太一般了,生活的压力逼着他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因为没钱,他只能买卷子刷题以及买廉价的网课。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后还要学习备考,从6-7点开始学,学到凌晨1-2点是常规操作,6点起床继续去上班,学习最充裕的时间就是礼拜六和礼拜天。他大大小小的考试参加了至少5-6次,全都落榜了,最接近的一次是差3-5分进入面试环节。他也跟我谈了他失败的原因,我脑子不比别人差,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这样备考实在是太累了,越来越疲劳导致我成绩一次不如一次。

我认识的另外一个哥们考了三次就上岸了。这哥们学习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个一般人。公务员考试多难啊!按理说像他这样的人是肯定考不上的,但人家就是考上了。为什么?因为家里条件好!我这哥们说要考公务员,他父母直接就说你就在家里安心备考,其他的你不用操心。为了考上公务员,他家里给他报了几万块钱的辅导班而且不止一次,那真是名师面对面,手把手的教。你自学很难掌握答题技巧就算再聪明也只能掌握一小部分,但名师教导就不一样了,人家就是干这行的,是以这一行赚钱谋生的,那专业性肯定比你自学高出几百个档次。这哥们家里条件好,整天就是学,三次考试就上岸了。面试之前,这哥们又花了几万块报了个面试班,那种不成功退百分之八十钱的那种,我估计全国应该都一样。家里条件不好的有这能力报面试班?虽然不成功退百分之八十的钱,但前提是你要有这几万块的报名费。面试这东西也是有技巧与学问的,能掌握面试技巧肯定是有优势的。为什么很多人倒在了面试上,除去“人为”因素不谈,因为大部分人没钱去学面试技巧。花几万块报个面试班,不单教你面试技巧,还给你无数次模拟面试的机会,通过模拟一次次给你找不足,这成功几率绝对比你在网上找那些廉价的面试攻略要高的多得多。这还没完呢!当公务员哪有这么简单。体检的时候,有的地方允许带眼镜测视力,有的地方则不让。我这哥们体检的时候就不让带眼镜,关键是他还是个近视眼。是不是近视眼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不戴眼镜通过视力测试。我这哥们为了考公务员在第一次备考时就花了2万多做了个近视眼矫正,所以这次的视力测试是手到擒来。听我这哥们讲还真有体检被刷下来的。

这就是我认识的两个人考公务员的结局,真是天壤之别。

古代科举跟考公务员是一个道理。家里穷的只能一边干活一边读书;家里条件好的则是全职读书,家里穷的可能只读几本书备考;家里条件好的则是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家里穷的大部分是自学,少部分可能偶尔去学校里上几堂课;家里条件好的则是由参加过科举的老师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家里穷的在考场考试的这段期间内是极其难熬的;家里条件好的则是吃香喝辣的,历史记载在考场里冻死饿死的考生不在少数。重点来了,穷苦人家子弟乡试过了,后面的事情则是个麻烦。你去京城参加会试总需要路费和在京城的住宿费以及杂七杂八的钱吧!要不然借,要不然靠乡亲们集资赞助。不管是借的还是乡亲们赞助的,你一次性通过会试还好。如果落榜,先不说你怎么回老家,可能下次都没人借你钱赶考了,也别指望乡亲们再给你集资赞助了,大家都是穷人,哪有这么多的钱来帮你。穷人家的子弟还有许许多多的难处,真是一言难尽。我只想说古代也好现代也罢,能“高中科举”的通常都是地主阶级。

有些人或许会说“家里条件那么好,还考个屁科举呀”。这句话说的就略显幼稚了,摆脱老百姓身份就意味着你拥有了封建社会给予你的特权,社会地位与权利才是参加科举之人最看重的。

我们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儒家文人大都出自地主阶级,他们的政治目标与理想从一开始就是不太纯洁的。穷苦人家子弟参加科举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当官没让自己的心灵变质,那他们在改变自己的命运后则想让封建王朝变得更强大,只有朝廷强大了他们才能让更多像自己这样的人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地主阶级的人参加科举不是为了改变,而是为了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他以前不曾得到的东西,说到底还是为了攫取权利从而达到“与皇帝共治天下”或者是为了“与皇帝共治天下”而盗取权利。所以说封建时代的儒家文人大部分都是动机不纯的。

封建时代的儒家文人就跟盗墓贼一样,盗空了一个墓之后,为了利益的需求他自然要去盗下一个墓。你不能指望盗墓贼在盗了墓主人的墓后会有愧疚感继而成为忠心的守墓人,这显然是可笑的。我不能与这个皇帝共治天下,那我就换另一个皇帝,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皇帝是汉人还是蛮夷,我要的只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快感,爽就完事了,我哪还顾得上什么礼义廉耻。被文人吹捧的未必是好皇帝,如明孝宗朱佑樘;被文人抹黑的未必是昏君,如朱厚照、朱由校。

其实封建时代的儒家文人就是一群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口口声声喊着顺应时代的潮流是大势所趋,但实际上他们所遵循的只不过是心里那欲求不满的权利欲望罢了。这权力欲望就像黑洞一样不断把这些儒家文人给拉扯到黑暗中去。明朝的灭亡确实是气数已尽,我承认。但如果没有东林党,这江山根本落不到满清的手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可以接受明朝灭亡然后继续由汉族统御天下,但我实在接受不了满清。

多干实事远比整天想着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要有意义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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