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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一个国家能够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它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级，引导着人们走向一个特定的规范之中。而在中国古代，秦法以严苛著名，百姓苦受其累；故在汉朝建立后，高祖刘邦实行无为而治，希望以此减轻黎民群众的负担，这是汉初的形势。岁月流逝，到了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加强中央集权的任务被提到了明面上来，对法律制度完善的呼声，也因此越来越高。  汉初的九章律 立法的指导思想转变与“春秋决狱”的模式法律的指导思想不同，其内容自然有着天壤之别。对不同的派系学说而言，其目标不一样，对“为了什么目标而立法？”“通过什么手段来实行法令？”这一类问题的答案也自然相异。汉初，统治阶级为了“惩亡秦之律”而实行无为而治，此时的法律尚属轻简，这时的指导思想是道家，所以法律才会讲究“无为”。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法的理论基础便发生了彻底性的改变。 董仲舒给汉武帝上疏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他将法律的源泉上升于天道，而天子受命于天，故由天子作为法律的制定者。那么天子受命的“天”是什么样子的？换而言之，即统治者该制定什么样的法律？董仲舒由此提出了人性三品之说，此三品即“圣人之性”、“中人之性”与“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善，斗筲之性是恶，而中人之性则为中。故以善良的圣人之性为标准来制造法律，用以制裁惩戒“斗筲之性”，而中人之性则因为法律的存在而潜移默化的转变成为“圣人之性”。这即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画像 董仲舒所言，其实就是往先所说的“诛心”。要知道，先前的秦法以法家为基准，他们讲究的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就是，法律不会因为贵贱亲疏而区别待人。这时的法令不会去管人民内心的想法，只是通过其具体的行为来论罪判刑。而董仲舒的这种思想，更为注重人们内心之善恶与否，这与秦代之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也正是因此，武帝以后，诞生了一种“春秋决狱”的法律模式。  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是浓聚着儒家思想的宝典。所谓“春秋决狱”，即是指以《春秋》这部书为标准来审判案件与判断是非。这样一来，《春秋》便具有了法律效应，执法者通过其中的例子与儒家的礼义学说来决定案件中孰是孰非，比如有的人怀着“善”却触犯了法，那么这个人很大几率会得到免刑；有的人怀着“恶”但没犯法，也会受到惩戒。在春秋决狱的模式里，司法人员往往不是提出具体的规矩，比如“某人犯了某条法令，据规定判处某刑”等等；他们是提出一大堆以圣贤之说为基础的对案件过程的诠释，然后通过主观意志判断对错后决狱。这种司法模式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以司法官吏的主观意识来论罪的。所以常有“时有出于律之外者”的记载。
 我们可以通过“春秋决狱”这种模式，来窥伺西汉时“礼法并存”的现象。《尚书·洪范》中说：“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儒家将礼与法看做同等重要。儒家的这个“礼”，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礼仪一样遵守与否全出自道德。这个礼，是带有约束性质的道德习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便陈述道：“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儒家的礼，是触及内心的，是比刑法更广阔、更彻底的一种约束模式，是像“纪纲”一样的规矩。 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统治阶级未必能将法律彻底的实施到最底层的各个角落。这个时候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便会教化他的民众学习“礼”，给他们树立一个道德上的榜样，使他们生长不出违反“礼”的内心，国家也会自然而然的稳定下来。所以“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教化废而奸邪并出”，这就是汉朝“礼法并行”的统治局面。 繁杂的法律条令与其基本内容上文从整体的角度阐述了武帝时法律的变化，现在便来谈谈此时法律的主要内容。其内容主要有二： 其一，维护皇权统治地位。 自秦统一后，中国就确立了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制度。而皇帝，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亦可以说，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  汉武帝影视形象 皇帝身为法律的制定者，其所创造的法令，本身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所有侵犯到皇帝的言行，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像“谋反”、“矫诏”等等都是属于罪大恶极；对皇帝不利的言论，被叫做“诬罔”；心中非议皇帝的叫“腹非”；大臣不按皇帝意思办事的，叫“废格沮事”，还有“不道”、“大不敬”等罪名，诸如此类，数不胜数，皆是为了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维护皇权还体现在削弱诸侯王势力上。比如著名的“推恩令”，让诸侯“推恩分子弟”，从而削弱诸侯的势力，减小其对皇权的影响；还有在诸侯国任命的官员，其地位相比于朝廷官员地位低下，且不能进入中央任职。这样一来，有志之士便不会想去诸侯国担任职务，天下的人才就能够归于中央。 一些常见的，规范人民行为的，如“不孝”、“杀人”等罪亦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立，社会稳定后，皇权自然能够保持下去。 其二，舒缓阶级矛盾。 汉律中有着舒缓阶级矛盾的内容。这些主要表现在、控制官僚集团、限制地主阶级对平民的剥削上面。借高利贷、收租过高的地主贵族都会受到惩戒，比如旁光侯殷就在元鼎元年(前116年)，因“坐贷子钱不占租，取息过律”被免。 而吏治方面，法律也尤重。监守自盗者超过十斤便会被齐市，更不提受贿、徇私舞弊、结党营私之类的了。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目，以致阅读的人不能“遍睹”。法令如此之多，与汉初时相比真是天差地别。这种现象的诞生，还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的原因。先民之习惯，成为了后世之道德，也就是礼。礼所含的内容包罗万象，而礼法并行后，礼便自然而然的具化成了一道道成文法，所以才会诞生出如此众多的法令。到成帝时，律令已多到了“百有余万言”的地步了。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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