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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时报 孙妍 26日晚，上海公布了22条《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科创22条”），提出“两步走”规划：2020年前形成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2030年形成科创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并在行政审批、企业税收、科创企业上市、人才落户等方面提出了明确措施。 “放开，放开，再放开，只有放开才能搞活。”在5月28日通过新媒体视频回答网友关于上海如何建设科创中心的问题时，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指出，在创新过程中，创业者是运动员，社会和市场是裁判员，而政府，要做好服务员的角色。 “之前在上海基本看不到什么创业扶持政策，现在至少可以看到趋势了。”在外企遇到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后，费泽平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芯片行业，和几个朋友开始做3D视觉传感器（用在XBOX一类的体感摄像头里）。他说，跟他们一样处在天使轮的智能硬件团队，最需要的是资金支持，“上海的风投不太愿意投小规模的创业团队，之前我找天使轮融资时，见过的风投95%在北京。” 不久前，费泽平的团队入驻了张江一家没有政府背景的孵化器——太库，看中的就是孵化器投资服务团队的能力。“上海有什么创业补助，通过什么渠道去申请，我们初创业者都不知道。22条出台后，我非常希望政府能够刺激上海的天使投资发展。”费泽平说道。 在此前的采访中，常听到初创企业的抱怨是，“上海政府给钱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雪中送炭。”而一位政府人士向《IT时报》记者坦承，由于初创企业风险过大，在现有的政府投资机制下，谁也不敢贸然将钱给初创企业，“谁来承担试错成本？”常见的后果是，一些已经发展稳定、上规模的互联网企业可以获得政府资金补贴，而急需资金扩张的小企业却融资无门。 “科创22条”中明确提出，落实国家对天使投资在内的投资相关税收支持政策，并扩大政府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强化对创新成果在种子期、初创期的投入，创新国资创投管理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国有创投企业建立跟投机制，并按照市场化方式确定考核目标及相应的薪酬水平。 “今天被工商局查了，需要罚款，因为我们公司注册地在地址A，办公室设在地址B，但没有到办公所在地工商局进行登记。”费泽平说，每天刷朋友圈，多多少少会看到周遭创业者有类似的抱怨。 “上海是一个讲规矩的城市，但是创业需要某种程度的乱，庙堂和江湖相安无事就好。”创业管理服务机构飞马旅创始人袁岳曾这样为上海改善创业氛围指点迷津。 随着“科创22条”的出台，放宽企业注册登记条件终于落实，以后将允许企业集中登记、一址多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业成本。这项政策出台之前，上海部分区域已经开始试行，在被爱屋吉屋等互联网租房App冲击后，很多房产中介出走了，“以前我们成交一笔单子，公司要抽取80%的佣金，现在注册公司门槛低了，为什么不开个公司为自己赚钱呢？”一位曾在德融跑商业地产的中介说道。 “如果让政府引进创业者，给户籍加分，有可能形成创业所需的江湖气息。”一个月前，中科院计算机上海分所所长孔华威在一次创业论坛上这样倡导，如今“科创22条”明确提出了“对获得一定规模风险投资的创业人才及其核心团队，予以直接入户引进”的利好政策。 孔华威认为，“科创22条”的核心思想是“创新是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所以讲的大多是放宽和取消，“允许高校和科研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这个数字是突破性的。但在人才引进上，不应该分海归和土鳖，这会造成一种倾向：海归比土鳖更具有创新精神。”
同时他举例，最近大家把支付宝和万达将总部移到上海作为国际科创中心的正面例子，值得商榷，“吸引世界500强设立分支机构一直是上海的优势，但这些大公司正是创新创业者颠覆的对象。” 大麦村智能硬件孵化器创始人林伟也同样认为，上海要有开源的心态，并不需要吸引BAT或再造BAT，而是发挥好科研能力、人才、金融这几大优势，将品牌包装宣传放在北京，将产品制造放在深圳，将技术合作放在硅谷。
多名创业者向《IT时报》记者表示，对于上海市政府在“科创22条”中所展现出的对于创新的支持非常期待，但同时也希望具体细则能尽快落地到各区县实际操作部门，比如“获得一定规模风险投资的创业团队可以直接落户”中的“一定规模”是多少；比如“科创22条”中提到，将在上证交易所设立“战略新兴板”，推动尚未盈利但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上市，但哪些企业符合要求，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新模式的“四新经济”究竟包括哪些行业，都希望能有具体、可操作的政府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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