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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旭 王维和陶渊明，一个活在晋宋，一个生在唐代，其间隔了三百三十多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王维是陶渊明在唐代的学生。 王维，字摩诘；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自幼聪颖，饱读诗书，九岁便能作诗写文章，十七岁就写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脍炙人口到如今。同时，他擅长绘画，熟谙音律，多才多艺；参禅悟理，精通佛学，有“诗佛”和“一代文宗”的美称；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山水田园派的代表诗人。现存诗约400首，描绘山水田园和歌咏隐居生活；将诗歌、绘画、音乐相互沟通。佳作如《相思》《终南山》《汉江临泛》《山居秋暝》《过香积寺》《使至塞上》《观猎》等等。 一、王维和陶渊明的名字为什么会联系在一起？ 主流的文学史家都认为，王维是学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成就了自己。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在为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寻根”时说： 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这里说五位写山水田园诗的唐代诗人，各得陶诗的好处，第一个就说了王维。王维得到陶渊明的“清腴”。“清腴”就是清丽丰腴的意思。 难怪沈德潜这么说，王维自己也有诗为证。这就是他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接舆”是春秋时代楚国著名的隐士，时称“楚狂”。孔子适楚，楚狂接舆迎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孔子想和他说话，他都趋而避之。而“五柳”，就是我们说的陶渊明。陶渊明写了《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遂成为陶渊明的代称。 王维此诗以接舆比裴迪，以陶渊明自况；明白无误地说自己是像陶渊明一样的隐居者；而且在思想、行为和诗歌意境上，都有学陶渊明的意思。 清代卢麰、王溥辑《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载陈德公说：“此篇声格与上诸作迥别，淡逸清高，自然绝俗。右丞有此二致，朝殿则绅黻雍容，山林则瓢衲自得，惟其称也。评：三四绝不作意，品高气逸，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同一格。五六亦是直置语，淡然高老，无假胭脂。绮隽之外，又须知有此种，盖关乎性情，本之元亮，不从沈、宋袭得，独为千古。”指出王维这些诗，证明了他是从陶渊明田园诗里走出来的人，同一个诗派，名字联系在一起，值得比较。 二、两个人都隐居：但一个是“富隐”，一个是“穷隐” 王维的隐居和陶渊明的隐居，情况是不同的；一个是“富隐”，一个是“穷隐”。王维少年得志，中了状元以后，太乐丞的官做得稳稳当当的，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被谪为济州司法参军；受到一些挫折，就去隐居；真的隐居了，又不甘心，通过给张九龄写信，得到提携，官就越做越顺，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天宝年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史之乱”后，仍然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相较之下，陶渊明当的都是“参军”、“县令”一类小官，不是当人家的幕僚，就是在地方上就职。 王维一生最小的官是“参军”；陶渊明一生最大的官是“参军”。 做着官的王维，隐居在长安南蓝田山麓的辋川别墅；那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里面有山有谷，有湖有溪，林木幽深，参差馆舍。《旧唐书·文苑传》记载：王维“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而陶渊明隐居在自己的家乡，搬过两次家，一次搬到“颇多素心人”的“南村”。 王维很长时间“半官半隐”，是“带薪隐居”；他是既没有过苦日子，也过不了苦日子的人。而陶渊明的常态是隐居；做官则是因为“亲老家贫”、“母老子幼”，家里太穷，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一点小官，挣一点生活费；一旦形势险恶，立马就回归田园。 王维在朝廷“挂职”，回归山林主要是潜心修佛，修身养性；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陶渊明不是一种人。虽然都是诗人，王维是“贵族诗人”、“精英诗人”；陶渊明是“乡村诗人”、“草根诗人”。 在他们之间，不仅有“贫隐”、“富隐”的差别，而且，隐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两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爱好和关注点都是不同的。 大家隐居的地方都有朋友。王维在《终南别业》里“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终南山》里“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其实是陶渊明《归园田居》中遇“采薪者”的写作套路。 比起王维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渊明在南村的“素心”朋友更多。《移居》诗中：“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尤其是“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对朋友的描写，一比王维具体，二比王维有人情的投入。读者都被“圈进”他的朋友圈，一起朗读诗歌，大家互相欣赏；有疑难，一起分析；那是朋友之间最令人神往的境界。 除此之外，陶渊明还有真正的农民朋友，他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 ）泥土般地朴素、真挚，并且成为一种象征。 三、两个人都写《桃花源记》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说出了桃花源再也找不到回去的洞口，让最美的社会定格在理想的层面上。 王维也写过《桃源行》，从开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最后结尾“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写得辞句优美，同样令人神往。 但王维的《桃源行》，只是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材料，把陶渊明当年讲过的故事再讲一遍。除了证明王维确实受陶渊明的影响外，若和陶渊明原诗比一比，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创造力都没有了，只能算是一首非常优秀的练笔诗。因为那时王维只有十九岁，十九岁的陶渊明也许写不出这样的诗，只有天才的王维写得出。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是因为现实不是桃花源。农民难当，土地难种。遇到灾年、荒年，天灾人祸，不免挨饿；房子失火，住的地方也没有。作为老农民的陶渊明越来越穷困。这使向陶渊明学习的王维，对陶渊明的思想和遭遇，抱有警惕的同情，不愿走陶渊明的道路，反映出他在思想、哲学和人格内心的层面，与陶渊明不是一类人。 王维有一首《偶然作》，对陶渊明先生进行调侃：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大意说，一个人在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时候，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作保障；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孤独的一个人，你还有妻儿父母，还有肩上的责任。 王维这些话说错了吗？没有说错。 但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历史对陶渊明的看法问题。整个唐代对陶渊明，都有从不理解——半理解——到宋代慢慢理解的过程。许多诗人都在“拒斥”和“有条件”地接受陶渊明，杜甫也是。 杜甫一方面用陶诗的方法和角度写自己身处的乡村，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同時觉得陶诗有点“枯槁”，儿子教育不好；说陶渊明的《责子》是“责怪”儿子的诗。 和杜甫一样，王维在接受陶渊明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拒斥”的心里。杜甫觉得，他过不了陶渊明那种贫苦的生活；王维更不用说了。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说唐代有很多人喜欢“富贵”的牡丹，不喜欢陶渊明淡淡的菊花和象征君子的莲花，指的就是这些思想观念的不同。 四、一个“忍”，一个“不忍” 除了《偶然作》，王维还有一篇能证明他与陶渊明“不似”的书信。信是写给魏征后人“魏居士”的。王维劝这位“魏居士”不要隐居，隐居了也不要学陶渊明。他说：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受其后之累也。 王维以为，陶渊明弃官而去的做法太过轻率，而且迂腐；并坚持以为，陶渊明应该委曲求全，要与世沉浮，“忍一忍”。这样，就可以“安食公田数顷”，不会穷到要乞食的地步。 这就是沈约在《宋书·隐逸·陶潜传》记载的，陶渊明在任彭泽县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的事，梁代沈约和萧统记载这件事时，用的是肯定态度，赞扬的口吻，觉得，这就是具有人格理想的陶渊明，写出来，可以作为后世楷模；但王维觉得不可取。 王维说陶渊明“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是指陶渊明的《乞食》诗。所谓“乞食”，其实是向人借贷。向谁借？我考察下来，应该是向好朋友庞参军借的。此诗与另一首写给庞参军的诗在口吻、感情和氛围上完全一致；而且，在那种荒年，家中有粮食一定是任职的庞参军。这次借贷事件，也成了会会老朋友一次愉快的旅行。 陶渊明喜欢用幽默的口吻写自己的穷困。如房子失火，住在破船里；责怪儿子读书不用功；这首《乞食》诗也一样。 一开始，陶渊明就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用“黑色幽默”开篇，再接主人的幽默：“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主人不说“借”而说“赠”，还说“我怎么能让你白跑一趟呢。”然后便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一个“谐”字、“欢”字，定一篇基调。并没有像王维说得那么可怜。 还有，王维说陶渊明“屡乞”，陶诗中，陶渊明的乞食只有这一次，没有“屡乞”；“多惭”是王维自己的想象。我理解这是一种调侃，也许“魏居士”是魏征的后人，王维太想说服这位“魏居士”了，所以把陶渊明的情况说得严重一点，以便矫枉过正。 但是，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会映射到他们具体的政治生活中。王维和陶渊明在思想人格上的“不相似”，主要表现在对待压迫他们的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的态度上：一个——“忍”；一个——“不忍”。 陶渊明不断出仕，不断归隐，其原因在于——“不忍”。为了坚持读书人的精神定力，或者说，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他一旦发现那些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是野心家，他立马调转头；甚至对上级部门派来的“督邮”——那些专门找茬的“乡里小儿”，他也不能忍受——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归隐。陶渊明这些甚至有点“悲剧性”的“不忍”，沈约和萧统都抱“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在他们撰写的《陶潜传》中，都作为正面描写，作为赞扬和提倡的东西，但是，到了唐代，情况变了。 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批评陶渊明“一惭之不忍”，而“终身”之“惭”；强调“忍”，批评陶渊明对督邮“不忍”，是“忘大守小”。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攻陷潼关，攻入长安，得到消息的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逃往四川；王维和朝廷其他官员在睡梦中来不及逃走，被叛军俘虏。王维被俘后，不肯屈从安禄山，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但瞒不过安禄山的耳目。因为王维诗名很大，安禄山将他囚禁于洛阳菩提寺，对他威逼利诱。 就因为王维有“忍”的思想，无奈之下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虽然是“被迫”的，但客观上仍然做了安禄山的“伪官”。被回到长安秋后算账的唐肃宗作为叛国的典型。 要不是沦陷期间，安禄山在凝碧池逼使梨园弟子为他奏乐，其中有一位乐人雷海清，思念玄宗，欷嘘泣下，掷弃乐器、向西方失声恸哭，安禄山下令，将雷海清肢解于试马殿，在场的王维写了《凝碧池》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首诗又名《菩提寺私成口号》，因为是暗中当场写的，所以称“口号”（口占）。抒发思念朝廷的感情，并传到行在，让唐肃宗读到；同时，弟弟王缙要求免除自己的官职来为兄长赎罪，使王维得到从宽处理，还不知道结局会怎样。 研究王维的人，应该注意到他这篇文章中的“忍”，并和陶渊明的“不忍”作对比。 自从陶渊明“乞食”以后，士大夫不再以“乞”为耻。唐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乞米烦佳客，钞诗听小胥。”同为盛唐气象的代表，他的政治对头大书法家颜真卿就向唐中兴名将李光弼（太保）“乞过米”。其《乞米帖》云：“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磬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辛，仍恕干烦也，真卿状。” 其实，颜真卿与王维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官做得不小；但“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空虚，他在荒年靠朝廷“死工资”的日子也不好过。《乞米帖》中说的“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磬竭。”都和陶诗中的句子类似，但颜真卿并不觉得丢人。我做过相关研究，颜真卿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孔子时代的颜回，正是陶渊明的榜样，他们的思想倾向倒是类似的。 幸运的是，王维的“忍”和陶渊明的“不忍”，都使他们对社会作了以退为进的反弹，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走向；隐居的乡间和别墅，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专心致志的创作，成就了两位顶级的大诗人。 但是，现在如果要我们选择，做王维，还是做陶渊明？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做王维，因为陶渊明太难做了。伟大的人，就伟大在难做。 同样难做的，还有屈原和杜甫。所以朱光潜说，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五、写五言诗：一个乘的是彩舫，一个划的是渔舟 王维和陶渊明虽然都用五言写山水田园诗，但他们所用的五言形式差别还是很大。 陶渊明用的五言，是五言刚诞生不久，五言诗的写法还很单调，像陶渊明的家一样窘迫不富裕；平仄、对仗、语言技巧这些形式美学的东西，都是陶渊明以后齐梁诗人集体创造的。而到了王维的时代，五言诗已经成熟了。运用成熟的五言形式，前人许多精美的意象、巧思可供借鉴，写起来自然不同。王维写五言诗好比乘的是彩舫；陶渊明写五言诗好比划的是渔舟。 当然，诗人的创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时会突破形式；因为我们都不在写诗，我们都在写我们自己；自己的精神、人格、天赋和艺术技巧，会决定诗歌的高度。 陶诗的风格特点，其实不是我们所误解的“平淡”，而是渊深朴茂、清腴闲远、清新醇厚，是“低调”的“奢华”；因为具有震撼力和超越时代而不被认识。尤其那些表达知识分子、读书人“精神定力”的诗篇，其人格力量和艺术力量像长虹一样高悬在中国诗学的天际。 你可以把诗写成音乐，写成图画，写成精美的珠玑，但你不可能把诗里的树木，诗里的飞鸟，诗里的桑麻，都写成“有温度”的知己。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二），都是今天仍然活着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此外还有性格的不同。譬如外出累了，要坐下休息，有“洁癖”的王维一定要坐在“清泉”洗过的白石上；而陶渊明却可以在林边或田埂上坐坐，因为陶渊明热爱自己家乡有“温度”的泥土。 六、王维与陶渊明的诗谁更好？“超级裁判”——苏轼评判过 在晋宋、唐代那么多诗人中，苏轼评价过陶渊明和王维。细绎苏轼的评价，我觉得大有深意。 苏轼评价陶渊明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五柳先生下），这里的“曹”，应该指曹植；“刘”，应该指刘桢；“鲍”，应该指鲍照；“谢”，应该指谢灵运；到了唐代，“李”，指李白；“杜”，指杜甫。 值得注意的是，李、杜以外，苏轼只说“诸人”，就一笔带过。在“皆莫及也”的唐人名单里，没有提到王维。这是苏轼无意的呢？还是有意的？我以为是有意的，因为苏轼对王维同样热爱。 沈德潜说王维学到陶渊明的“清腴”，其中的“腴”，应该和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有一定的关联。 同時，苏轼赞美王维的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这是两种不同艺术之间的融合，是1加1大于2的审美效果。由此可知，苏轼对陶渊明和王维是同时欣赏的。在苏轼看来，陶渊明和王维都不可缺少。苏轼《伯时所画维摩诘》说王维：“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可以证明这一点。 深一步想，苏轼对陶渊明和王维的肯定，都和他自己有关。喜欢陶渊明，是到了历经磨难的晚年，诗学炉火纯青；在论陶渊明的时候，可以确立自己的诗歌美学理想；而在诗、词、文、赋、书法的审美方面，喜欢文人诗与文人画的融合，是他喜欢王维的理由。 欣赏陶渊明和王维——正是苏轼欣赏自己艺术生命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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