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先生千古

欧阳中石，1928年生，山东泰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学科带头人，中央文史馆馆员。历任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三届顾问。荣获第一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特别贡献奖、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欧阳先生一生奉献于书法事业，尤其在书法教育事业上，开辟高等书法教育，率先建立起我国完整的书法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书法专业人才，为我国书法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欧阳先生是“德、艺、学”三馨的教育家、书法家、学者，一生奉“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为书学理念，书法上追求“载道”精神，为当代书法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欧阳先生书法渊源有自，载道含情，其学问广博深远，体现了他人格与学养的高尚，以及对于文化的责任担当与使命。2020年11月5日凌晨3时18分，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中国书法》特刊此，以示悼念！

欧阳中石  行书书学理念横幅

翰墨寄豪情

天无私覆  道有所钟

——欧阳中石访谈

时间：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下午

采访人：《中国书法》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书法》：欧阳先生，您曾经自谦地给自己总结过十六个字：“少无大志，见异思迁，不务正业，无家可归”。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欧阳中石：我为什么说少无大志呢？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没有远大志向，该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该从一年级结束升二年级我就升二年级，将来怎么样我没考虑过，所以我是“少无大志”。

“见异思迁”，我确实对各方面都有兴趣，见什么就喜欢什么。小时候读书，我对什么课都有兴趣。第一课我清楚地记得是数学，我觉得数学很有意思。再往后又念国语（那时候叫国语），发现国语也很有意思。除了上课之外，我看见老师写《经石峪》，我每天给他磨墨，觉得写字也很好。我看人家唱戏的，觉得唱戏也很好。过两天看人家打球的，觉得打球也很好。我当时见什么喜欢什么，都兴致勃勃的。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回到了农村，看见种地的，我也喜欢。耕地、耙地，我都上去试试，觉得好玩。所以我说“见异思迁”。

“不务正业”，到了要上大学的时候，需要报个专业，哲学专业什么都包括，那就上哲学系。哲学系课程很多，其中有逻辑学，我之前也听老师讲过逻辑，我并不懂，可正是因为不懂，所以要学一学，那我就研究逻辑吧。学了之后，发现我对逻辑学很有兴趣。

毕业的时候，受苏联的影响，很多学校都不开形式逻辑课，不招老师，我没办法，只好转专业，改教数学。教两年数学课以后，中等师范的国文课加了一门文言文课，因为我上过私塾，就让我教文言文课。我当时说不行，我还是喜欢数学，于是我就数学和文言文都教。过了两年，各师范院校都要开设一门语文基础知识课，于是各校抽调干部来编写教材，我和另外一个先生负责编这本书。语文基础知识中有语法、修辞、汉字、逻辑等内容，编完这本书后我回学校就教这门课，还到很多地方辅导过这门课。后来到了文革，当时我在通县师范，很多教师都被解散到了农村。我们这些学历较高的就留到城里，被转到另一个学校，当时那个学校有教师在上课，我去了没有课可教。正赶上校办厂缺人，校办厂教化学，做硫酸铜提纯，我只好教这个，所以就稀里糊涂地教上了化学。后来成立了中学，让我辅导高考。我也不知道怎么辅导，大家都担心我这个班非砸锅不可，因为我也不卖力气，学生也不加班加点学习，但后来考得还不错，领导让我管毕业班。我开始并不情愿，后来在领导的一再坚持下，我就同意教语文课，从初中一年级教起，我写了教材，让别的老师按照教材讲，结果教出来的初中学生参加高考成绩比高中生还要好，于是就把我调这来了。因为我学的专业还是逻辑，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也希望我去教逻辑，但因种种原因没去。后来几个大学里的逻辑课我都去上过，但我的正职却不是教逻辑。

到了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开始我教的课比较多，中文系的学科教育、逻辑学我都在教。刚教了两年，学校发现当时书法在国际上是个热项目，日本要搞这个，苏联也要搞这个，韩国也搞，中国当然不能落后，咱们师范院校先搞起来。这我也同意，我说好，那就来吧，一九八五年建立了书法大专班，后来就成立了本科班，后来硕士、博士，最后博士后了。没办法，这于是就成了我的正业了。

所以我说少无大志、见异思迁、不务正业，不是说我务的哪个业不好，都是好业，都是学校的功课，但就是不是我的正业，我的专业不是这个科，所以我说不务正业。最后无家可归，不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叫无家可归。但我现在很明白，我就是个教书匠，不是书法家。咱们《中国书法》从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刚出了一两期时，我还是编委。一段时间之后，学校说你不能再管这个，你要办学科教育，我这才转移了。没办法。所以我说，什么都抻抻手，无家可归，我哪个都够不上。

《中国书法》：听了您这么多早年的鲜为人知的经历，我们感到您在哪方面都是大家。

欧阳中石：不能说我干过就都是大家， 我就是个一般的教书匠，这样说最准确。我除了上学， 就是教书， 我在没有上大学之前我先教了小学， 一二三四五六年级我都教过， 到了中学一二三四五六，到大学一二三四五六，直到博士后。所以我是纯粹的教书匠。实在叫做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说，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没有了不起的成绩，也没有了不起的不好，平平常常。我写过一首诗：“普普通通一教师，平平淡淡自无奇”，没有什么特殊的，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但没想到，这没有什么特点反倒成了特点了，我说“无奇不道非无意”，没想到没有特点不是没特点，“正是无奇正是奇了”，正是因为没有什么特点这倒是个特点了。所以别人要说我作为什么“家”我都不承认，就承认我是教书匠。

《中国书法》：您其实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现在书坛的中坚力量和精英，有很多都是您的第一批学生。能介绍一下您当时在首师大创办书法专业的时候的情况吗？当时有什么初衷和想法？

欧阳中石：我当时是在教育科学研究所教学科教育和逻辑学，那是我的正业。但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两个领导老盯着我，说咱们研究个新事儿（据说这都是以后我们校长的主意）：现在高校的书法教育各国都在搞，韩国叫“书艺”，日本叫“书道”，很有点势力，咱们不能比他们落后，也应该搞。我想也对，就说可以搞，还说了应当怎样进行教育，他们听了说好极了，那你筹办吧，咱们办个大专班。那时候首都师范大学叫北京师范学院，只能办大专，大专班于是就办下来了。当时出名的书家我都请来给大家讲课。

我想过一个问题，真正在高等学校里成立书法专业的人第一个应当是沈尹默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就在北京大学提出来过，但是得不到社会的公认，谈来谈去就没谈下去。在南方，潘天寿、陆维钊两位老先生在七十年代提出来了，招了一班研究生。但那个时候不知道叫什么研究生，是硕士、博士，根本说不上来，就叫研究生吧，因为大学毕业了，在美术系里招出来的学生。但还没等学生毕业，这两位老先生就相继去世了。这下就麻烦了，下面再有人撑就很困难，学生们也希望自己能成书法家，所以在培养方向上并不清楚。我们师范院校就是教学生当老师，就是送知识，要给他足够的知识，让他会教学生，这是主要的。所以咱们从师范院校开始搞这个专业是有条件的。所以咱们不是培养书法家，但毕业出来成为书法家我们当然也不反对，可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这方面，是培养书法教师。后来越往上走，硕士点成立以后，大家都赞成办博士点，就成立了博士点了，再后来说博士后也得成立，于是把博士后也办起来了。

所以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国家的需要，不是我有什么想法，国家需要时我正好在这个岗位上，也就只好让我做了。因为我念过私塾，写过毛笔字。说实话，就在我上学期间，我的写字非常一般。到了大学的时候，抗美援朝，我们要出来写字，比我写得好的人很多，我真算不上。后来考虑要如何教学了，确实得考虑考虑。我说第一个要求是写字都得正确，都得让人认得，教学生也是强调先认字。我们最初稀里糊涂地也叫过书法艺术，后来有人说不行，我们强调的是文化，所以就决定改成书法文化研究院。去年国家提出来中小学都要增加书法课，这个教材也让我来写，我于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写了一个，我觉得应当做一些国家需要的事情，何况我们又有这个条件，师范院校当然搞书法教学。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把这个书法课当作书写课，因为一说书法就偏重艺术了，一说艺术好像就得写得让人不认识了，这个东西没法说。所以说中小学的书法教学一定要规范。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书家也都是规范写字的，乱写的我们不教，我们也不会。

欧阳中石   行书课徒手稿

《中国书法》：对于当代书法和书法教育，您有什么看法？

欧阳中石：我说不褒贬，个人有个人思路，个人对这个社会，对整个学问，都会有自己的看法，都有个人追求的目标。我说那是人家的目标，但我们不是，我们培养正确写汉字的人。所以前年，我在高等院校里提出来一个重大的课题：“汉字的教育与表现研究”，这个已经被中宣部作为一个重要项目批下来了，最近我们还正在操办，计划向全国的高等院校提出这个课题来。这个课题就是来研究我们的汉字，怎么来认识它，怎么来理解它，怎么来表现它。我认为我们的汉字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的结晶，也是艺术的结晶。好多年前，外国人就说中国字不好写，不好认，所以中国字不行。我说那是一个误解，人与人交流思想最直接的是语言，这不假，可是语言会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当然，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就不受限制了。前两年我在语言大学、孔子学院，都提出一个观点：我们的声音和客观事物没有必然联系，有联系都是约定的。比方说“书”，咱们北京话shu。湖北话xu，英语book，日语（ほん），到底哪一个是根本？哪一个也不是。的确，语音用来交流思想很方便，可是它和事物没有必然联系，而我们汉字就有必然联系，它是画的画。但我们的这张画太了不起了，太有学问了，我举个例字说：你写个男人的“男”，这个男人的“男”怎么画啊，我说有高级办法，男人的特点是能种地，画块地可以，那就画个田，再加个力，表示在地上卖苦力的，这就是男。虽然有的是简单的可以画，马牛羊等等。复杂的画不出来，但有办法：如“女”字，画个长头发下来，表示“女”；“母”字怎么表示？这个女的年纪大了，都有小孩了，于是在头发里把乳房画上，点两点，就成了妈妈，表示有小孩了。中国汉字太妙了！不光表形，还表了意。应该说这太厉害了，它是科学的结晶，艺术的结晶。

所以我们作为中国人，一定要热爱汉字。最近常跟外国人交流，很多外国人都想学中国书法，在国外掀起了书法热。可是我前两天跟外交部的一个部长交谈时发现一个问题：我们送外国人礼物的时候，愿意拿中西合璧的东西，愿意送他们与他们文化接近的东西，但是外国人并不高兴。外国人想要纯粹的中国画、中国书法，送他们一个又洋又中的东西，他们不需要这个东西，洋的他们都会得多。所以我们应当满足世界朋友的要求，把我们的中文汉字好好整理整理，找出一套规律来，方便大家认识。如：带木边的字有多少？差不多一百多个，也就分三、四个种类，杨树、柳树这是一类；树上的枝、梢这是一类；桌子、椅子，用木头做成的东西是一类；还有如柔软的“柔”，表示木料比较软等等。有人问我“析”，一个木字边，一个斤字，这怎么讲？我说这个太好讲了：斤是什么？斧子！表示用斧子劈开木头，劈开就是分析，分开了啊！所以太简单了。

我们中华儿女的祖先们实在了不起，应当说我们的汉字，是向世界推出的一份厚礼。所以我有的是工作可做，就看我们会不会想出主意来。我想说明的，归结到一句话上：我只是这一门学问普普通通的教书匠，谈不上“家”，但是我们这个学问很了不起，对我们的国家来讲很有价值，大家应当共同努力把这个事业做好。

《中国书法》：先生您说的太好了，对我们后辈很有启发。您能结合自己的学书轨程给现在的书法学习者一些建议和指导吗？

欧阳中石：什么是书法？它是书写的规律，书写的学问。我们既要学它的学问，又要学它的技术。我常说既要学它内里的学问，又要学手上能力，这两个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也不能简单地误认为书法就是张作品，这是不对的。书法有书法作品，有根据“书”的学问做的作品，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老师，我的重点是放在让人认字，让人正确表现上。至于说成为一个什么艺术，我没想那么多。对那些艺术家们我表示尊重，他的办法我学不会，我做不了，如此而已。应当说搞书法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特点，彼此尊重，不能简单地否认。

《中国书法》：书法的传承有赖于书法教育，作为一名在书法教育领域有着突出成就的书法家，您对当前的书法教育有怎样的评价和建议？现在教育部规定把写字教育纳入小学课堂，您对此如何看待？

欧阳中石：我认为中小学书法课的重点是要与识字课密切结合，一定把它文化的内容好好地告诉他们。光想着写字，搞一点艺术品不行，所以我总是强调书写工作很要紧。当然在现在，书写太慢，不如电脑快，我觉得利用电脑是好事，科学的新发明能够帮助我们快一点了解更多的东西。但也不是我们光认电脑就不会写字了，汉字真正根本还是要写的。电脑提高了我们写的能力和速度。我也相信电脑再发展发展，也会像我们书法艺术一样走向既规范又艺术的层面。因为汉字本身素质太好了，我相信会这样发展的。

《中国书法》：您作为京剧的奚派传人，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京剧大师，您是怎样看待这些综合修养的？您还有别的什么爱好吗？

欧阳中石：我读书的时候就曾接触过许多了不起的大家。我初中毕业，结识了上海的大数学家苏步青。我们两个谈了一晚上话，他想把我介绍到北京来读书，当然因种种原因没有变成事实，但我看见他给我写的那封介绍信，他的字写的很好，我还曾经模仿着练习过。我见到的都是有很高成就的人，比如画画，我和齐白石先生的儿子是好朋友，所以我也经常到齐白石先生家去看他画画，既愿意看，觉得好玩，同时也是机遇。

我当年高考，如果考不上，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既可以跟着齐白石先生到京华艺专去，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也可以跟着奚啸伯先生唱戏。但我一下考上了大学了。这都属于机缘。我在辅仁大学念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成立了篮球队，

为了要博得观众们的欢迎，老师就组织一个“长人队”和“短人队”对抗，一米六五以下的算短人，一米八五以上是长人，个子相差二十公分，这球怎么打啊？结果一比赛，“短人队”赢了。我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是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我的体能非常好，又跳的高。当时我们“短人队”在北京都是很有名的。当然也不光是依靠我。我当时打后卫，因为我跳的高，又作前锋用，我很能控制别人投球，我远投也很准。这都是好玩的事，所以我到了中等师范学校，还教过体育课，我也当过篮球教练。我在学校里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什么都干，什么也干不好。

《中国书法》：您太谦虚了，您涉猎广泛，样样精通。我想问一个具体到书法创作上的问题，您的作品中既有大字作品，又有小字作品，您的小字特别有趣味和韵味，有一种文化内涵，您的大字很有气势，尤其注重章法的变化。您是怎样从形式上来把握大字和小字创作的呢？

欧阳中石：我上私塾的时候，每天上午念书，下午写字，写完了大字写小字，写完了小字写大字。这是一天要做的事，别的事不干，因此我也必然写过小字。这本《道德经》，是前些年写的，当时文化部的一个机构让我把《道德经》写在木头上，写成木牍，但木牍这个东西弄一摞拿起来很沉的。今年两个学生把这个木本搬到纸上印出来了，这也还算我写的小楷。

《中国书法》：您的这个小楷，确实精致。最后，我们想请先生谈一谈对《中国书法》的期望和要求。

欧阳中石：我相信我们这个《中国书法》，应当会越办越好。我希望大家统一思想，团结在一起，互相谦让。没有团结，一切没有。大家团结，一定会做出很好的事业来，我预祝大家一定成功！

欧阳中石   行书课徒手稿

我对“书学”的思考

欧阳中石

对书法学科建设的思考

我们的工作应当落实到“书”上，但是绝不只是一个“书”字就把我们的工作都概括了。“书”是重要的一面，但是它的背后更重要。我在从事这件工作之初，曾经提出“书面文心”，要落到纸上，落到“书”上，但是它后面出现的是我们的文化思想。我这样提出了，但是孰轻孰重呢？哪个是重点，哪个是更重点？—始终在摇摆之中！为什么这样说？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强调手，许多同学在手上有了进展，但是“文心”方面发挥得不足。随着时间的发展、层次的要求，从大专到大本、到硕土、到博土、到博士后，我更理解到、更感觉到文心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说“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赋以生机”，这是在多年的实践和思考中得出来的一个认识。最后我又把它浓缩到八个字上，叫作“积学升华，书文结晶”。就是指把学来的东西积累起来，不只是积累，而且要让它升华出来，“书”和“文”让它出来结晶！“升华”和“结晶”，都不是文学的术语，应当说，它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为什么我的思想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轻重会随时摇摆呢？有一个事例，前一个钟头我还在想文化的问题，可在半个钟头之后，有一所大学想接受我们的博土生去任教，但强调要会写字、治印，最好还要会画。就在我将要认定文化更重要的想法的时候，这个信息使我不能不再思考一步了！

有一些朋友说我们注重文化多了一些，而手忽略了一些。我也顺便在这里表明，下我对待这些批评的态度。这些年来书界的朋友多起来了，从各方面对书学进行探讨的路子更多了，有很多想法是我们原来所没有碰到过的，我自己也曾经坚持过某一方面的观点。但是，事实教育我懂得了学问怎么做，社会怎么样在发展。大家的思维受着多方面的影响，产生很新的看法，我不能说哪一些行、哪一些不行。都是新课题，都有自己的理论根据，所以我持这样一种态度：哪一种思维、哪一种新流派、哪一种新书风我都尊重！我相信大家走在一条道路上，什么走法都有其合理性！给我们作评判员的，将是历史！我不敢自是，当然也不愿意轻易地自非！但是我承认现实，我想别人的想法正是我的不足、是我自己看不到的事情，我从来都愿意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所以当我们的同学提出要举行这样的学术周，广泛地邀请各方面的同道来表达各种各样的观点，我非常赞成！希望我们的朋友不吝指教，提出来我们一起研究，即使是彼此矛盾，吵他个面红耳赤，仍然是朋友，最亲近不过的真正战友！

最近，我连续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中国美术学院建院四十周年庆典。我说了两句话：假祝贺之名，行学习之实。国美四十年前由潘天寿先生提出建立书法专业，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以及其后的诸位先生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了不起的成绩。另一个是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的成立大会。我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世界上都出名的重要学府也把这个题目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展开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厂不起的举措！我也相信北大的老师、我的老同学们有他们的思路，他们会带着非常新鲜的观点进入我们的书界里面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以及其他很多学校都成立了书法系，我们还没有。为什么没有？落后的主要是我。一方面我觉得没把握，另一方面是有些落后的想法在作祟！我在思考这个学科到底应当怎么建设，在社会生活中、在学术的场合它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在杭州的讨论会中，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它应当是属于艺术学科呢还是属于文学？可见，大家都意识到了它既有艺术的内容，也有文学的内容。不管哪个重哪个轻，谁也没有忽视另一面，有分歧正表明它是丰富的。我们学校的书法专业在教育系开始，后来到中文系，然而从学科构成上说却在艺术学里面，那么我们这个所应该在哪一学科里头呢？在哪一个里面都觉得有局限、有不足，都需要充实。文学的、艺术的、历史的、哲学的……各种东西都觉得不能缺少。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做什么？这个问题，我更是思虑了好几年。就为了有这些想法，我没有敢解决书法系的问题。我们的毕业生应当满足国家的需要，但是我们除了书法还能干什么去呢？尤其现在，“书（记录）”的作用印刷也能解决。所以我总在想，我们应当怎么做，才能满足社会的选择。社会的要求很广，中国书协的队伍每年在增加，似乎用武之地甚多，但是专业工作者都做什么？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辈们在解放前夕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书家，但很艰难，艰难到生活都成问题，我们没有这样。但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到底是什么？我虽然冠冕堂皇地说“以书焕采，赋以生机”是“书”的作用，但是社会承认不承认呢？社会需要吗？我们干什么、写什么字啊？

这些题目随时要求我们来回答。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回答：社会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应当满足的。把种种问题都加到一块，那有多大呀？！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学问。不会写诗不行吧？！不会写文章不行吧？！不会造出一个字句来不行吧？！不会造出一个词来都不行！我们的书作“焕”出来的“采”到底是什么？今天是《滕王阁》，明天是《醉翁亭》，能行吗？！我们为社会奉献作品，他们能欣赏多久、怎么看待？一个展览过去后又怎么样？这都是对书法工作者和从事教育的老师提出的重要课题，我们应当怎样回答？我始终在忐忑中。

所以我觉得，书学到底囊括多少、应当怎样建立合理的体系、已有的体系是否完备……时时刻刻我们都应当思考！用我们思考出来的答案回答国家、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只要社会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都要考虑，回答这些问题。社会提出要写，我们得会写；提出要做，我们得会做；提出要讲， 我们得会讲。这些年我很迟钝，头痛医头，手痛医手，先走着，只能如此！我们要把“书”的问题依托在文化上面，因为我们深切地认识到，“书”也是文化的结晶，它的真正功用是在文化上。　　　　　　　　　

欧阳中石  行书课徒手稿

艺术与科学

我记得在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有一个规定：文科的学生必须在理科方面选一门课，选哪一门都可以，但是必修。理科哪些科目可以作为我们选修呢？逻辑学作为理科的代表让文科的学生选择。所以像季羡林先生他们这一代人，他就选了逻辑。当时逻辑教师不够、要求量太大，所以三位先生—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张松年先生都来讲逻辑，三人讲的虽然不大一样，但都是逻辑课。我想把这个意思提给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在文科里面加一门理科的课？我刚才说到“积学升华，书文结晶”，结晶也好，升华也好，都是化学名词啊！我们理解的深度怎么样？“结晶”不是结成个硬块就算了，而是有一个提纯的过程。这样的要求我们远不如搞化学的先生们理解得深刻。

我还想提另外一个建议，能不能让理科的同学也选一门文科的课程，文科的课程不妨拿书学做一个代表。它可以使我们的学生受到素质的教育、文化的教育。

我在北大书法研究所成立会上见到很多专家。像金开诚先生，文艺心理学家，他说我们还要加紧地努力啊！我们两个学校有渊源，我们建立博士点，金开诚先生是导师组成员。今天北大成立书法所也要我参加，那是母校！我还见到王选先生，大科学家。他对艺术的爱好比我深得多，无论在收集资料上还是在鉴赏能力上，都很精深！过去结识的王元先生，大数学家，我们每次在会上，除开会时间之外，他都找我一起研究写字、研究书法，我存留他的作业，几年几份，很了不起！他说他认识书法太晚了，现在正在加紧往前赶。他觉得艺术、文学、科学都同样的美，科学中每一个命题都是美的！这些在科学研究上深有造诣的先生都理解到了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他们是亲身的感受者，他们的话都很真诚！我常说，搞艺术一定要有科学的思维，搞科学也需要艺术的灵感。彼此互相融通、涵盖、交织在一起，一定会相得益彰。朱家潘先生曾对我说：“我们要两不误。”什么叫“两不误”啊？没有误读书、治学，同时也没有误了唱戏、写字！这些先生，无论是天文学家、鉴定家、艺术家、戏曲家，都认识到了文学艺术和“理解”密不可分。你在某一方面真正深入下去了，就会有很深的理解，会理解其他方面的学问。我今天提出来的两个建议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想我们已有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理论，都可以证明它的重要性。什么叫做强者？应该说是无所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就会写字，或者就会写文章，都是片面的。

欧阳中石　行书自自吟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