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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戍边 作者：胡运生 十七：“打倒苏修新沙皇！” 12月中旬，部队又接受了支农任务。 1968年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城市大批初高中学生被送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当兵团战士。我们部队被抽调去建设兵团支农，与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我们连队被分配到孙吴县沿江独立营。沿江独立营即现在的沿江村，那时候归生产建设兵团管辖，称独立营。沿江村，顾名思义，在黑龙江边上。它位于孙吴县城东北三十公里的在黑龙江南岸，与俄罗斯一江之隔，江对面住有汉族人，南北两岸也有联姻亲戚。 中苏友好时，春、夏、秋三季划船过江，冬季封冻后更是方便，双方互相走亲访友，抬腿冰上就过江，有时两岸群众相互贸易，互为集市。后来双方对立，两岸的群众从此只能隔江相望，亲戚也随着政治气候中断了来往。沿江独立营有当地的老百姓，有五十年代后期十万官兵下东北的复员军人，有六六年以前成建制安排的复员军人，还有近期来自几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连队要复员的老兵留在营房，新兵没有到，缺编严重，按班排现有人员分到各个连队（村），我被留在了独立营部。 在部队第一个春节即1969年春节是在沿江独立营与知识青年一起渡过的。知识青年刚离开家不久，想家之情可想而知，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当时十分落后，通讯也不发达，不像现在有电视、电脑、手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连场电影也看不上。春节前几天就开始对大家进行教育，不要想家不要哭，可到时候谁也控制不住，春节一大早知青宿舍一片哭声。我们当兵的前去规劝，劝着劝着也触动了我们的思乡之情，我们也都哭了，我们的年龄和知青相仿也是第一次离家在外边过年，家再穷也是家啊！知青看我们也哭，他们哭的更厉害了。因为这件事，连长、指导员把我们狠狠地批了一顿。 1969年3月2号，黑龙江东线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了中苏武装对抗，我们在北线，情况相当紧急。说实话当时确实有边无防，那么长的边防线上几十公里一个边防检查站，连级编制，配备几十个人，光巡逻都顾不过来。我们是来支农的，武器都在营区，赤手空拳，如果北线打起来我们肯定吃亏。 沿江独立营斜对面的黑龙江上也有一座江心岛，面积不大，黑龙江水在小岛前分成两股从岛的南北流过，岛上长满了野草和小树，没有人家，也是个有争议的小岛，我们这边没有人上去过。听说对面苏联方面有人在岛上活动，曾有人看见过他们在岛上烧荒。连长和指导员同独立营的领导们商量后，同意了知识青年的提议，与沿江边防站联系他们也拿不准是否可以上岛，只是要求上去注意安全，如果遇到苏联人注意斗争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营直属连的知青中进行了动员，真是一呼百应，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有的为表示决心还写了血书。沿江独立营挑了十几个有经验的复员老战士，加上我们连队十几个干部、战士参加共一百多人准备上岛。上岛的人群每人拿一把斧头、镰刀或木棒浩浩荡荡的到岛上游行。冬天的江心岛上枯草遍地，冷风嗖嗖，有五六垛苏联人打的羊草。 游行的队伍在岛上高举手中的家伙，“打倒苏修新沙皇！”等口号响彻云霄，知青们把几垛羊草全部点着了，火随风势烟雾漫天。在岛上游行、喊口号，对方哨所没有在意，等到草垛起火后苏联的哨所迅速过来五、六个军人，全副武装牵了个大狼狗，每个军人脚上蹬一双毡靴，身上穿一件光板皮大衣。 他们离我们大约有八九十米的距离全部卧倒，枪口瞄向了我们。说实话不知道别人当时怎么想的，反正我心里有点害怕，我们手无寸铁，如果他们开枪吃亏的肯定是我们。我们人多仗着群胆口号声更响了并挽起手来组成一片人墙向苏联士兵走去，往前走了三十多米。这时我们与苏联哨兵之间的距离仅有五十多米，他们皮帽子下的大鼻子、深眼窝都看得清清楚楚。相持了一会苏联哨兵从雪地上爬起来牵着狗无奈的走了。我们胜利了，欢呼声、口号声、漫骂声更响了。 当时身临其境，心情紧张，无暇留恋那情那景。 现在回想起来背后有几堆熊熊烈火的火堆浓烟直冲云端，手挽手的人墙情绪激动，无奈的哨兵灰溜溜的离去，场面是何等的壮观。夕阳西下时，上岛的人群全部顺利回到了场部，当时上下都认为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事后回想起来，我们不该那样做，纯属是找事，那是没有打起来，万一打起来非吃大亏不可，这个方向纵深几百公里以内没有驻军，我们执行支农的任务又没有带武器。3月15日，珍宝岛又打了第二仗，北线的形势也更为紧张，双方火药味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3月下旬，天气渐暖，黑龙江开江了，有江水隔着，形势稍微缓和一点。在生产建设兵团支农三个多月后，1969年的3月底，连队留下李孝思等三个同志继续在沿江支农，全连奉命撤回了三站营区。 十八 1969年4月初我们受领了国防施工的任务。 为彻底改变有边无防的局面，上级决定在通往边境的几个大通道修建防御阵地。在大兴安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从黑河南下有两条大山沟可直通哈尔滨，一条经孙吴、辰清，过北安长驱无阻，另一条经三站、塔溪到嫩江平原可直通齐齐哈尔。发生战争时，这两个大口子如果卡不住，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可直抵长春、沈阳。我们师当年负责三站到塔溪之间的国防工事建设，配合我们师施工的还有沈阳军区工程兵机械团、后勤运输团、通讯团等。一时嫩江到黑河301公路三站以南二十多公里的两侧搭满了帐篷，住满了部队，公路上人来车往全是军人。 当时我在连队当兵，不了解面上的情况，那年同时进行施工的还有辰清一线，扎兰屯一线、牡丹江磨刀石一线，分别由守备五师和二十三军的两个师负责施工。我们连的任务在三站南八里路的大河沿西侧的三个高地分别修建184、186两条连屯兵坑道和189一个营指挥所，屯兵坑道在半山腰，营指挥所从半山腰打坑道到山顶，在山顶修建观察所，任务不轻。我们在桥西边临河道的半山坡上沿坡平整了土地，自上而下的搭建了六顶帐篷，按顺序排列，连部帐篷搭在最上边的一侧，与一排帐篷并列，炊事班帐篷搭在最下边，离河近取水方便。二排、四排在山河店就住了几个月的帐篷，因此帐篷搭建起来得心应手。 我们还沿河砍了一些桦树杆，割了一些枯草，打了厚厚轩轩的地铺。这时候连队人员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老兵已复员，新兵3月初下到了连队，因连队马上要从沿江独立营撤回，新兵就没有上去，在三站营区训练，3月底连队回来后将他们分到了各个班排。新兵全是四川彭县、灌县的，个子虽然普遍不高，但能吃苦，在部队四川兵能干是出了名的。副连长张龙昌又去支左了，曲洪才当了副连长，我当了二排代理排长。按理说，自六八年4月到老连队，顶对头一年我就代理了排长，也够快的。不久连长吴林森到团司令部当了通讯股长，从来连队到提拔调走，总共在四连干了不到五个月。指导员林殿仲到二营任副教导员，曲洪才刚当副连长不到两个月又提为连长，刘风忠任指导员，于海生任副连长。三支两军需要大批军队干部，那个时候提的太多太快了，所以几年后三支两军结束，干部回部队，出现了部队干部太多，一个连队就有三、四套班子的情况，部队干部不得不大批复员处理，这是后话。 打坑道又累又苦又危险，完成一条坑道大约整个工序要切口、掘进、被覆、回填、伪装等，新兵老兵都没有干过，发的坑道蓝图谁也看不懂，由于施工不得法进展缓慢。连长曲洪才很是着急，光发脾气，训战士。他的资历短，升得快，在老兵中威信一般，不像老指导员林殿仲那样有威信，批谁谁都服气。刘风忠人很老实，他两个没有形成核心，连队很难带。但不管怎么说，四连的好传统好风气还在，尤其是老指导员林殿仲虽然到了营里当了副教导员，还经常在我们连蹲点，基本上吃住还在我们连，对稳定连队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上级给我们连配备了两台大马力空压机，一个坑口一台日夜不停地轰鸣着，战士分三班倒，两个坑口同时向对掘进。上级要求打水眼，但打水眼进度慢，还弄得每个人一身湿漉漉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打干眼，整个作业面石粉弥漫。 一排炮眼下来风钻手就变成了白胡子老头，带着口罩也挡不住呼吸进粉尘。步兵坑道呈下方上拱，一般毛高2.2米被覆10厘米左右，净高2米左右，净宽一般1.2米，里边的房间长宽就大了。如果是炮兵坑道或者是仓库跨度就更大了。我所带的二排满编三十三人，除去各种原因实际每天上工二十多人，掘进时两个坑口交替打眼、放炮、排风、排渣，这样人不闲着。这时我们才感觉到打坑道比种地、建营房艰苦的多，一天至少干十小时。大热天上工穿着破工作服棉裤袄，带着柳条帽扛着钎子、炸药、雷管、导火索爬到坑口，下工时浑身湿透，步履艰难的下到山下，胡乱扒拉几口饭，洗洗倒头便睡。 这哪是当兵，纯粹是苦力！活不仅累还危险，尤其是刚切口掘进十几米时，由于山体长期风化，石头往往整体性差，最易塌方，团里经常发生塌方事故，我们连四川新兵蔡风杰的腿就是因为塌方被砸断了。我也遇到过一次危险，算我命大死里逃生。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带班在184坑道掘进排渣，汽灯不亮了需要打气，我把汽灯摘下来蹲在坑道里给汽灯打气，一个四川新兵扶着铁锨在旁边站着。汽灯的气还没有打好，这个新兵突然拉了我一把说：排长，上面往下掉小石头。我抬头的一瞬间正好有一块小石子砸在了我头上的柳斗帽上，我连忙站起身拉起新兵往里一闪，只听轰的一声，我刚才蹲着打气的坑道上方塌方了，大约有两吨多的碎石砸了下来，汽灯没有来得及掂出来被砸正着，坑道马上漆黑一团，石头的粉尘呛得喘不过气来。 作业面上还有一个装渣的战士，我们三人被堵在了里面。还好塌方没有继续，落石的上方还有十几厘米没有被堵住。外边的战士边喊着“排长!排长!”边往坑道里边跑，透过石堆顶部看到外部的灯光，我高喊：我们三人没有事，马上拿钎子排险，把塌下来的石头拉出去，我们好出去。排险就是拿钢钎子把浮石捣一捣，凡松动的都捣掉它。还在排险，连长曲洪才从山下上来，原来是我们排一个班长安排战士下山向连长报告了。曲连长拿着大手电往里照着：胡排长没有啥事吧？我回答：没有事，半夜还把你叫醒了。塌方的石头排完了，汽灯被砸的扁在一起，看到这，在场的人尤其是我们三人都特别后怕。连长安排停工，回去休息。尽管有惊无险，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不是战士及时提醒，不是当机立断马上躲开，哪怕犹豫几秒钟，我俩就可能葬身石下，最低也要被砸致残。连队利用这起事故苗头，停工一天，进行了安全教育，举一反三查找不安全因素，从此施工中我们更小心谨慎了。 7月中旬，连阴雨下个不停，给施工带来了更大困难。山路泥泞汽车上不去，坑道被覆所用沙子、水泥、加工好的钢材、模板运不上去，严重影响了施工。我们又当起了运输队，把汽车运到山下的这些材料全部背扛上山。负重上山，尤其是雨天背水泥上山真是艰难，雨衣不能穿，要包住水泥，一袋水泥一百斤，步步登高，外淋内汗，一趟下来累个半死。 一天连长交给二排一个任务：给我们营六连送粮。原来六连在我们连里边的山上施工，由于不临301公路，他们所需的物资往往都是通过我们连修的山路往里运。这些天老是连阴雨，山路上不去车，物资运不上去，连粮食也运不进去，眼看着马上断了炊。按理说他们连应该组织人员下山背粮食。但不知什么原因，非让我们冒雨给他们送，正在休息的我们很不情愿。连长下了命令，执行！我们排二十多人有的背面，有的背高粱米，每袋五十斤倒也不算重，走到半路还真就下起雨来。当时年轻，能吃苦，淋点雨也没什么。背着用雨衣裹着的粮食，爬了两个小时山路，每个人都淋得浑身上下没有干地方。 到了六连，想象中的六连干部战士肯定慌着来接，说些感谢话，给弄点热水喝。错了，我们二十多个人将米面送到六连，只见几十个六连的战士站在搭的雨棚下不仅不接还说风凉话：还是四好连队风格高，怎么才送这么点，能吃几天？还得送啊！我问一个战士炊事班在哪，那个战士带搭不理不情愿的用手指了指。我们气坏了，将米面往炊事班一放，我立即将队伍集合带队下山，等我们下山时六连的干部也没有出来。我们和六连都是老五团的班底，站在雨棚下看热闹的有许多宁陵、民权籍的老乡，还有一个学校毕业的同学，有些我们都认识，同在一个屋檐下的连队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回来时雨越下越大，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林全部都灰蒙蒙的连在一起，分不清远近高低。我们走迷路了。当时都没有表，天暗得很，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乐，只知道走啊走啊！想想走的时间不短了，该到连队了，怎么还没有到呢。在群山中绕来绕去就是走不出去，我们都饿了，快走不动了，我和几个班长商量怎么办。1965年辽宁西丰入伍的四班长王希文看树干树冠，肯定地找出了朝南的方位，对我说：我们四连在东，六连在西，从六连出来应朝东走，朝东走即使找不到连队也应能看到301公路，现在我们走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看到301公路，说明我们还在公路以西，应该往东走，能走到公路上就好了。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带着队伍坚定不移地朝认为是东的方向走去。翻过两个山头，前面的树稍微稀疏了，战士们惊喜地发现在草丛里横三竖四的歪倒着许多柞树，柞树上长满了黑油油的木耳，又肥又大。木耳能生吃，我们正饿的不行，我马上在树上抓了几片肥厚木耳，伸手在雨中淋淋填到嘴里，战士们也都大把大把的吃着木耳。我想既然迷路了不能按时回到驻地，干脆在这里采木耳吧。我把四个班长叫到身边，安排就地为连队采木耳，采的木耳用雨衣包着扛回连队。 就这样二十多个淋得尽湿的战士在雨中摘开了木耳，不一会功夫，每个人都摘了一大堆。采摘中我们发现这些木耳不像野生的，树是锯倒的，旁边还有小路，后来才知道这是黑河副食品公司的木耳场。天更暗了，估计要黑了，天一黑走不出去更是麻烦。我们每人用雨衣背了一大包湿木耳顺着小路走去，半个多小时后发现了嫩江通往黑河的301公路。一到公路上我们不怕了，好不容易拦着一辆汽车，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司机告诉我们北边几公里就是二站。三站二站相距二十公里，乖乖，我们往北多跑了几十公里。 夜里十点多钟我们回到了大河沿连队驻地，曲连长他们正担心我们呢。接着的那一夜是我们二十多个人一生中谁也不会忘记的一夜，刚躺下不大会，就有人开始去厕所，接着全排都开始了去厕所，一个人一夜跑厕所十几次，撅着屁股窜黑水。原来生木耳刮肠不能多吃，我们每人都吃了一肚子生木耳，消化不了，看谁比谁窜的厉害。第二天全都躺倒了，淋雨、感冒、拉稀，把连队卫生员王善文忙活的不轻，三四个战士拉的太厉害，已经脱水了送到了团卫生队。我的肠胃在那一次吃了大亏，加上两年来来饥一顿，饱一顿，整天在山上淋雨，在坑道里泡水落下了慢性结肠炎病根，一天要去厕所拉大便十次以上，一有感觉就非去厕所不可，治了三十多年也没有治好，现在还是如此。我养成了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看厕所在什么位置，口袋里整天装着厚厚的手纸。这个毛病是越紧张越是怕出事越是里急，以至于1997年3月我参加河南省总工会代表团出访日本时差点闹出笑话，在省工会系统落下了笑柄。 十九：吴万民体检过了关，提拔为团政治处书记 在施工最为紧张的时候，团长李文山到我们连蹲点，他不住连部，非住班排不可，连部安排他住到了二排。 李团长，河南林县人，1947年入伍，参加过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战役，原在十六军某团二营任营长。组建三团时任团参谋长，六九年年初老团长李红军到绥化军分区任副司令员，他接任团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下连蹲点时他的行李是铺在了二排，与我挨边，实际上他在我们连就没有住几夜，你想，全团都在施工，他一个团长能静下心来专心致志的蹲点吗？不管他是不是能静心蹲下来，挨边住了几个晚上他认识了我，对我这个当兵才一年的代理排长有了不错的印象。8月底正紧张开挖189坑道，因是营指挥所，该坑道除正常水平挖通外，还要从一侧斜着往上打，直到打通山顶，在山顶上建一个观察点。坑道越临近山顶越难打，还容易塌方。 正在这时连里接到团里通知，让我外出参加培训，到什么地方参加什么培训一概不知，只是让我到绥化师司令部作训科找一个叫王文明的参谋，由他带着我一起参加培训。按照连里安排，我将排里工作交给了接我任代理排长的同乡张德奎同志，9月1日搭公共汽车经嫩江、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去绥化。说实话这是我当兵一年半以来第一次单独离开部队外出，去绥化怎么走，怎么买票、上车、转车都不会，一个农村的孩子，自当兵就在山窝里转，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懂啥啊！到哈尔滨后直奔松花江岸，在防洪纪念塔下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表情严肃的照了一张相。 到绥化后几经询问我找到了师部，因全师都在前线施工，师机关冷冷清清，只有一些留守人员。在二楼的作训科留守人员拿给我一张条子，是王文明参谋让我去哈尔滨找他联系的电话。又要马上坐火车返回哈尔滨，好在两地相距不远。到哈尔滨车站，按照字条上的电话号码我联系上了王参谋，他马上骑偏斗三轮摩托车去车站接了我。第一次坐在摩托的偏斗里，风驰电掣的行驶在哈尔滨的大街上真感到风光极了。王参谋告诉我，沈阳军区在沈阳北陵靶场举办一期打坦克训练班，为基层部队培训小教员，我们师两个名额参训，师作训科留下一个，另一个名额给了你们三团。这时我才醒悟，是团长点名安排让我去训练的，否则团里有十个名额也不会摊到我头上，谁认识你胡运生是谁啊！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另一件团长关心我的事，提干前，要体检，我接到通知从山上匆忙下来赶到团卫生队帐篷里伸胳膊量血压，血压高，体检没有过关。 同去的吴万民体检过了关，提拔为团政治处书记，而我我却名落孙山，错过了第一批提干的机会。团长知道后大骂卫生队，年轻人血压能高吗，又让我第二次体检。卫生队宋医生询问我和团长啥关系，我莫名其妙。当天晚上我跟随王参谋乘火车去沈阳，上火车又让我大开眼界，原来票车不仅有座位能坐，还有卧铺，可以躺着睡觉，像前进旅社一样，一睁眼就到地方啦。我爬上上铺却怎么也合不上眼，不知是第一次坐卧铺心情激动还是什么原因，就是睡不着，车过长春，已是半夜才迷迷糊糊睡去。 二十，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第一政委曾绍山和政委毛远新。 培训班学习一个月时间，9月底结束，学习内容：各种防坦克地雷敷设，无后座力炮打坦克，各种反坦克手雷和炸药包等。主要是3月份珍宝岛事件后上级发现在今后的常规战争中苏联的坦克是突破我方防御的主要威胁，因此抓紧在全军搞反坦克训练，补上这一课。参加训练的人员是沈阳军区陆海空三军基层干部，主要目的是为下步全军开展打坦克训练培训教员。培训班生活很好，白天上课，晚上看节目，还组织了两次到军区八一礼堂看打篮球，星期天休息逛公园，会二师移防到这里的老乡。 看到同来当兵的辽宁二师老乡、同学精神抖擞地警卫着重要目标，而留在黑龙江的我们却整天钻山沟，打山洞，整天灰头土脸，累的七死八活我太羡慕他们了。有几次看节目还看到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第一政委曾绍山和政委毛远新。我当时根本不认识他们，只是等到节目快开演时，台下的观众突然都站了起来鼓掌，王参谋告诉我的。当时的毛远新年轻得很，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灯光下很是英俊、气派。我感慨他生在了一个好家庭，年轻轻就能当那么大的官！ 1969年9月29日，培训班在沈阳北三十公里以外的山里举行结业实弹操作演练，上午九点开始，军区首长观看。 展示反坦克地雷、炸药包、爆破筒炸坦克，培训队弄了几辆旧坦克摆放在山沟里，分别将上述炸坦克的方法在坦克车上实验，教员在山下操作，学员和首长在山头上观看。轰轰几声巨响，狼烟冲天，我们跑下山头，只见每辆坦克被炸出几个大洞来，教员分别给我们讲解。第二个科目是无后座力炮打坦克，有七五、八二无后座力炮，每个学员都要在教员的辅导下亲自操作打坦克，几辆坦克被打的七疮八孔。在山上简单吃了点午饭，下午二点继续进行反坦克手雷投掷展示，教员讲解示范后，学员每人都要投掷一枚。 问题就出在这上面。下午两点刚过，我们区队四十多个学员在教员的带领下来到一座一面较缓一面是陡坡的山头，教员站在距陡坡边缘二米多的位置，手举新式反坦克手雷向学员讲解，手雷浅绿中带着黄色，干红葡萄酒酒瓶形状，但比酒瓶要大。年轻的学员都往前挤好看清楚和听清楚教员的讲解和操作。岁数大一些的同志，经历多见识广有些不以为然，多数都在后边站着听讲。我最年轻，就站在教员身边。教员边讲解边操作，说手雷有两道保险，安全性较强，只有将两道保险全拉开后手雷才能进入战斗状态。 手雷进入战斗状态后，只有投出撞击到物体上才能击发引爆，瞬间形成一股三千度热流将坦克撞击点融化成一个弹洞，以消灭坦克里的有生力量。教员边讲解边拉出了第一道保险，往前走了一步，拉开了第二道保险，他侧身引弹向后准备投入山下。此时我瞪大眼睛，认真地看着教员的每个动作，生怕漏掉一个环节。只见教员猛一侧身将手雷投向山底，“轰”的一声，手雷在空中爆炸，在教员头顶前方两米出现了一个大火球，教员和我们四十多名学员应声倒地。不知道多长时间趴在地上的我渐渐苏醒过来，感到脸上有小虫在爬，就用手朝脸上一抹，意思是将小虫抹掉，一看手上全是鲜血，低头一看刚才趴着的草地上流了一滩血，这才感到脸上眉眼部火辣辣的疼。 只见教员躺在我身旁，头部、右肩在流血，再抬起头扭头往后看，倒在地上一片人。这时我才恢复了记忆，刚才是手雷空中爆炸了，我们都被炸伤了。隐约听到山下有人边往山上跑边喊：快救人！快救人！因为我用手抹了脸，满脸都是血怪吓人的，他们以为我头部受了重伤，加上我在最前边趴着，距弹点近肯定伤的不轻，就第一个将我背起往山下跑。我这时很清醒，高喊：“不要管我，救其他人要紧。”到山下我的头部用三角带包扎后，被安置在一辆五一嘎子车驾驶楼里，车上连抬带站十几个伤员，司机边开车边安慰，马上到医院了，要坚持!坚持！我告诉司机，我的伤不重，让重伤员坐里边吧，司机根本不听，拉着我们直奔沈阳军区总医院。 在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治疗，四十多名教员学员全部负伤，伤的最重的是教员和站在后边的人，站在前边的人受伤倒不重。后来分析原因手雷与手榴弹不同，它不是以弹片为主要杀伤力，主要是高温高压气流洞穿坦克。空中爆炸形成扇形弹片散落，前边的人正好在弹片稀疏区，伤得轻，后边是弹片密布区，伤得重。我在教员身后，他替我挡了一下气流和弹片也是我受伤较轻的原因。教员右侧头部被气流掀开了一个大口子，伤及颅骨，右胳膊被撕去一块肉鲜血淋漓。后边的同志伤处不等，最严重的是我们一起来的王文明参谋，他腹部被弹片打穿，小肠被打断几处。住院几个月，动了两次手术。最使人后怕的是一块弹皮击穿了他戴的毛主席像章，他穿的军装、毛衣、内衣全被击穿，心脏部位的皮肤被击的流血，但无大碍。如果不是像章挡了一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后来，他逢人就说是毛主席救了他的命。 我住了三天院，院方告诉我，右眉眉心处有一黄豆粒大的弹片，可以手术取出，但可能要伤及眼神经。不取也可以，影响不会太大，吸收不可能，慢慢地肌肉就会将它包住了。我权衡利弊，考虑再三就没有手术，时至今日做B超或核磁还可以看到这个异物，要带它一辈子了。 这是一次大事故，培训班结束，其他区队学员都回部队了，我们区队全留在沈阳，有伤医伤，伤好配合事故调查。刚一开始事故调查组的人一边倒的认为是教员操作不当，没有把手雷投出去，落在了脚下爆炸，炸伤了学员和自己，地上还残留一个一米多深的弹洞。我们在场的学员尤其是站在前边的学员不认可他们这一说法，为教员喊屈。我们认为教员操作正常，手雷一出手在空中爆炸形成了一个大火球。 我离教员最近，看得最清，手雷确实是在空中爆炸。如果是地面爆炸，教员的头部和右手臂怎么会受伤，受伤的应该是人体下部和脸或者前胸。但对手雷爆炸处留下的一个深洞解释不清，按道理在空中爆炸不会在地面留下圆洞啊！生产这种手雷的兵工厂不承认是产品设计或构造问题，强调他们经过上千次实验才正式配置到部队的，一句话手雷没有问题，是操作问题。 几种观点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向事故调查组的同志提议到现场试爆，调查组采纳了我的建议。10月5日上午，事故调查组的同志召集兵工厂代表、教员代表、学员代表共同驱车去沈阳北山事故发生地，在原址上竖一个长杆，将同样的手雷按投掷弹道走向捆绑在长杆上，内装雷管引爆。一声巨响，空中出现了个大火球，令人惊奇的是手雷爆炸点下方的山坡上同样被气流冲出了一个深及两米的圆洞，直径和事故爆炸残留的圆洞基本相同。好大的威力啊！为什么地下会出现圆洞的问题不用解释了，兵工厂的代表无话可说了。事故调查组最后一致认为事故不是教员操作不当而是手雷本身构造不够严谨造成的，尽管该型号手雷存在这样的情况不是普遍的，但万中有一个也是可怕的。后来听说南京军区在训练中该手雷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故，此型号手雷还没有配发到部队就被淘汰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胡运生，河南省宁陵县人，1947年7月出生，年已古稀。1968年3月入伍，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一师服役10年半，1978年10月转业。现退休。有生之年能动之时乐当候鸟，携老妻周游四方，尽享华夏美妙风光。 转发 是 一 种 美 德 图片来源：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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