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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的国度，自伏羲画卦、周公制礼，诗便流传于世，从先秦至当代不绝如缕。随着诗歌的蓬勃发展，诗评诗论等文学艺术也随之发展。 诗词评论发展简述 南朝梁时，就出现了诗词评论专著《诗品》。到了传统诗歌的高峰唐朝，又有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些诗歌评论，从技巧、风格、情感等多个角度来是阐述诗的创作与鉴赏，相比《诗品》更为深广。 至于宋朝，诗歌评论更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很多有名气实力的诗人，都会将自己学诗写诗的经验，以及对诗的看法，编辑成册。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等等。另外还有严羽这般专门研究诗歌理论的学者。 明朝有胡应麟《诗薮》、谢榛《四溟诗话》、徐祯卿《谈艺录》等等，都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诗歌理论著作。这些诗话，有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已成一家之言。清朝在诗歌理论方面，更是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这些诗歌理论的出现，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诗话兴而诗衰。”因为随着诗歌理论的增加，各种诗词理论看法和美学标准都会变得繁杂，各抒己见，由此，加之在诗的束缚也越来越多。 诗词评论之得失 比如后世总结出的八病之说，平头、蜂腰、鹤膝等。还有押韵八戒之说，借凄韵、重韵、倒韵等等。诚然，这些诗歌创作忌讳，是根据数千年来那些名家名作中所归纳总结出来的，但衍生出来的规矩，并非是绝对的。 其实，就像赵缺先生说的，只要声韵天然不失和谐，对仗自由不失工整，语言凝练不失流畅，结构严密不失变化，所谓的病、忌，不过是旁枝末节。只是许多人，喜欢搬弄这些学术用语，彰显自己学识渊博、高深莫测，将本来贴近民生的诗歌，说得玄之又玄。 近现代，由于教育普及，刊物文章发表途径增加以及学校毕业论文等需要，研究诗学的也不在少数。并且他们为求创新、稀少，发前人之所未发，将是冷门的诗人、冷门的诗作，以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然后得出前所未闻的结论。 诗词不允许用“之乎者也”？ 这其中有些结论令人耳目一新的，也有部分结论，纯粹是为新而新，为奇而奇，对于诗歌研究发展，毫无益处。另外还有部分言论，存在着许多争议，毁誉参半。著名的文史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定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古诗词外在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富有音乐性和音乐美，尤其是节奏美；第二个是形式固定，诗歌语言齐整；第三个则是语言凝练，一般不允许用“知乎者也”之类的虚词，对前两点，大部分诗词爱好者都无异议，但第三点，却存在不少争议。诗词真的不允许用“至乎者也”等虚词吗？ 我认为，并非如此。 古人的诗作中，虚词是很常见的，即便是“之乎者也”，在诗词的实际应用中也有很多。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的“之乎者也”等虚词。 比如《桃夭》中“桃之夭夭”的“之”，《柏舟》中“母也天只”得“也”，还有《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的“者”，几乎每篇都会运用这些虚词。它们在诗歌中，也有着各种作用，或增强语气，或使句式整齐，或增加声韵之美。 公认的两位难以超越的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也有不少用“之乎者也”的诗句。 如李白《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这两句诗，一气呵成，本来是倒装句法，但因为一个“之”显得十分连贯，读来毫无阻滞，“一问之”又像是一个讲述故事前的开场和短暂的停顿，仿佛看见李白缓缓的饮了一杯酒，然后徐徐道出心中的情感。 再如《战城南》“圣人不得以而用之”，《蜀道难》“危乎高哉”。 杜甫是近体诗集大成者，可以说，他的近体诗都是模板，是后世学习的典范，可他的诗中，也有不少“之乎者也”的应用，比如《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也”字看似无意义，但却加强了对李白的赞美，同时又体现了亲切之情，从中能够感受到杜甫对李白的情感，他们曾经携手同游，同床共被，有着深厚诚挚的友情。杜甫这句诗，仿佛是骄傲地说：“我的朋友李白，他写诗真的是无敌啊！” 另外白居易《琵琶行》“寻声暗问弹者谁”，李清照《声声慢》“雁过也”等等，用“之乎者也”的诗作不胜枚举。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二》，诗中颔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是千古名联。 从古人的作品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虚词在诗歌创作中，有着诸多妙用，或使作品言断意连，读来余韵无穷；或配合体现诗中不同的情感；或使诗词变得飘逸灵动，如行云流水，整中有变；或使呆板的对仗变得更加流畅自然。 总而言之，无论是什么词，都并非诗词的忌讳，各种字词就如同砖瓦，只要有高明的建筑师，即便是泥瓦土砖，也能建成华美的房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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