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西方民主政治之病

西方文化，实仅停止在社会财货生活一阶段上，并未能进入更高层，如中国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大群集体人生中之政治道义阶段上去。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正因民主政治的背后，没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在指导，则个人自由很直捷便转落到物质享受上。

 

——《国史新论》

 

莫要说我们今天该是一民主社会了……莫要说我们今天该是一科学时代了，其实科学时代亦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论与大方向。而要走上此大方向，实现此大理论，则有待于我国人各自有其一番心性修养。惟此最为我中华文化传统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前途有其大贡献之处。

 

——《中华文化十二讲》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在西方现行的所谓民主政治，主要只是行政领袖如大总统或内阁总理之类由民众公选，此外一切用人便无标准。这亦何尝无毛病呢？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素书楼」本该在宾四百年后，给社会留一美好故事，却不料今天竟成了政治的牺牲。民国79年6月，我们迁出居住了整二十二年的素书楼。仅止三个月，外子宾四竟无言而去。留给我无尽的悲痛，也留给我许多未了的责任。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不幸成为「台湾式民主」的祭品，一个已九十四岁的老人，二十年来过的是隐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会一罪人，没有辩解的余地。宾四生前对此事，本嘱我得空时向社会作一交代。我原准备把家搬定后动笔，哪料到他竟等不及就匆匆地走了。当时深切的哀痛，使我每一提笔，往事如千军万马般涌上心来，平添更多悲愤，因而迟迟写不成篇。

 

搬家前，宾四当时正在病中，我不敢详告，有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廊上，宾四忽然起床走来对我说：「要是我再年轻几岁，宁可到国外去流浪。唉！可惜我现在已经太老了。」紧接著一声长叹。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有一句话要交代你，将来千万不要把我留在这里。」又是一声长叹。我的泪水随着他的长叹而长流，我为他感到无限辛酸。……

 

每一想到搬家前两年的种种经过，真如噩梦一场，至今我尚无法从噩梦中完全清醒过来。今天「台湾式的民主」，很像台北市的交通，你虽守法，也难保自身的安全。所谓的「民主政治」，成了无轨的车，可以任意横行。在经历了一连串椎心的痛苦后，我不得不加倍地谨慎小心，再不能让死去的丈夫受到另一次伤害了。对于今天的我来说，余生的意义也仅在此。

 

——胡美琦女士《百感交集二十年》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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