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大食堂的故事 《史记》有名言，“民以食为天”。说的是，天下百姓，芸芸众生，无不以吃饭活命为根本大事头等大事。看似寻常的一日三餐，氤氲烟火之间，演绎着多少世事变迁，蕴含着多少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讲述着多少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响彻云天，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底，在大办钢铁的同时，人民公社大食堂雨后春笋般遍及城市乡村、山寨渔港。开天辟地，全国人民吃饭不要钱啦！其时，我随母亲家住河南汲县（现卫辉市）华新纱厂家属院。大食堂设在一个旧仓库里，从各家搬来大小高低不一的桌椅板凳凑成饭厅。家家户户不开火，铁锅已捐献给小高炉化成铁疙瘩。一到开饭时间，人们抱着碗筷，兴高采烈拖家带口涌向大食堂。河南人爱蹲着吃饭，有凳子不坐蹲在凳子上面吃。盛粥盛面条的土釉碗像小盆一样大。开始时，白面馍馍管饱，隔三差五还有羊肉汤、杂碎汤喝。后来伙食越来越差，窝头、红薯、白菜、萝卜、菜糊糊，管他呢，塞饱肚子就乐。再后来，超支严重，就发票限量了。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放学后曾被安排和小伙伴们去推磨，把玉米、高粱磨成粗颗粒的糁粉，磨够一定数量才能喝上一碗玉米或高粱糊糊。我一同学摔断胳膊，他任车间主任的父亲找到事务长求情，事务长看他打石膏吊绷带，批给他三碗白面面条的病号饭条子。我和小伙伴们嚼着难以下咽的高粱窝头，看着他一根根嗦着白面条，只有眼馋的份儿。
1960年初，我家搬到省城郑州。大城市的食堂伙食比小县城强多了。在省纺织干部学校的大食堂，凭饭票进饭厅。中餐一人一份大米饭、白馒头、一荤一素。我和隔壁小哥发现，饭票是薄纸印的，一餐撕一张。上面只标了早中晚，没标具体日期。进门收饭票的大叔把收的饭票一揉，往水桶里一扔就不管了。鬼精的我们就偷偷把浸在水里的饭票捞起，找没有污染的夹在书中阴干，再次使用。吃饱了还把馍馍带到学校现富，分给同学吃。一时就成为班长的当然人选。
好日子没过多久，三年自然灾害的阴霾笼罩全国，农田颗粒无收，粮食空前短缺，众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乡村、城镇凡能不开的大食堂都关门大吉了。 我老伴十多岁时，一家八口全靠岳父一人做工维持生计。家大口阔，缺衣少食。舅舅在咸宁县洪家湾煤矿当炊事员。炊事员在任何年代都是好差事，少有饿肚之虞。她便几次一人步行二三十里，找到煤矿食堂。舅舅在僻静处拿出矿工吃的鞋板馒头、臭鸡蛋、咸萝卜，她吃饱后再背一书包，连夜赶回家，接济嗷嗷待哺的弟弟们。 
1961年，我升入初中。在那个“低标准、瓜菜代”的年月，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26斤，高于普通市民的标准。我们是全住读。学生食堂的食谱，基本就是每餐每人一个黑高粱窝头，或一块榨过油的豆饼馍馍，一碗清汤寡水照得见人影的玉米粥或高粱糊，一勺盐萝卜或黑豆酱。一天下午，我们班一同学家里有急事回去了。到开晚饭时还没回来，班长就把那个同学的一份饭菜代领下来。天已擦黑快上晚自习了，还没见他人影。我是少先队大队长，班长就找我商量怎么办。吃下的那点饭菜还没塞到肚子角。商量的结果是分吃掉。哪知我们刚刚吃完，那位同学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看着空碗，他明白了，带着哭腔说了一句：“我还没吃饭。”就疲惫地蹲在地上。看着一脸失望沮丧、眼角涌出泪珠的同学，我和班长张口结舌，尴尬地无地自容。可怜的他要饿一晚上了。
到了高中，校大礼堂兼做学生食堂。堂堂省重点高中，食堂里竟没有桌椅板凳。开饭时，食堂的地上定点摆着盛饭的大木桶和一盆盆菜。八个学生一组，一般是男女生各半，轻车熟路地找到自己的老地方，蹲成一圈，围着一盆菜开吃。打饭有学问，先打大半碗，抢着扒完去打第二碗。女生一般只吃一碗，就不需如此狡黠。不然，等你慢慢吃完一碗，再想添点儿时，饭桶已空空如也。那一脸盆菜，不论是萝卜白菜还是茄子辣椒，从来都是一扫光，不用说，抢最后汤汁的都是男生，一滴也不舍得丢掉。1963年以后，共和国从自然灾害中缓过劲来，食堂的伙食也慢慢有些起色。65年元旦节这天，食堂把一年的伙食结余集中起来改善生活，通知大家，萝卜肉包，不收粮票不收钱，吃不限量，但不准带走。大家欢天喜地，翘首以盼。条桌上摆着几个盖着棉被的大簸箩，里面是白面大肉包，木桶里的神仙汤冒着热气。大部分同学按惯例一次拿两个包子，配一碗汤，享受着暌违已久的美味。班上一位吃助学金的同学骨架大手大，一上去有保留地拿了四个，等我们吃完两个时，他手上又抓了四个。只见他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已蹲不下去了。当他第三次去要时，簸箩已经见底。看有同学在笑他，他抚摸着肚子，讪讪地度回来，不无遗憾地絮叨：“才吃了八个就……”。从此，他有了一个绰号“包子”。 1967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元旦刚过，我们几位同学拉起一支红卫兵徒步串联队伍，迎着晨风，擎着红旗，唱着歌儿，打着背包，意气风发地汇入千万支长征串联的大军。我们的目的地是革命圣地韶山。一路食宿由红卫兵接待站接待，每餐除了收交适量的全国粮票外，分文不取。除夕那天，我们顶风冒雪赶到湖北嘉鱼。接待站食堂招待闹革命不归家的学生们吃年饭，每人一土缽菜，品种真丰富，有红烧肉、鱼丸、炸鱼块、豆腐干、红菜苔。白米饭随便吃、藕汤随便喝。很久没吃到这么好的伙食了。我们北方长大的孩子又是第一次品尝地道的湖北菜，大家欣喜异常，食欲大开，狼吞虎咽，个个胀得帽子掉地上用脚踢。“吃饱肚子不想家”，还真应了这句话。年饭后县革委会招待我们观看文艺汇演，大喇叭播送着火热的革命歌曲，接待人员笑意盈盈，寒风中飘荡着春节的欢乐气氛。我们乐不思家，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人，在外地他乡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 1968年底，我下放梁子湖畔。过过吃苕渣粑喝野菜粥的日子。曾因腹中无食强挑秧担，饿晕在田埂上。69年五月，我出席鄂城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几百人的大会开了三天，每天大鱼大肉，十人一桌，八菜一汤。从工厂、山村、湖区、矿区等基层汇聚来的代表们，常年辛勤劳作，生活极为简朴。表彰大会，无疑是政府和组织对代表们的慰问和奖赏。他们在学习的同时，大快朵颐，饕餮美食，也补养一下身体。会议第一天的傍晚，华容区的一张姓知青代表找到我说，我们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你没看收桌时，剩那么多菜，倒掉多可惜。我们不吃大席，去帮忙洗菜洗碗、抹桌扫地，等代表们吃完我们再吃。你愿不愿意咱们一起干。热血青年的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以后两天开饭时，食堂里多了两个义务服务员。我们在忙前忙后之余吃了两天残汤剩菜。不知这自觉崇高、自我陶醉的行为是不是有违了人之常情，反正大会服务人员和代表们没给一个赞许的笑脸，反倒投来诧异、质疑的目光。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已不记得那位知青朋友的名字。若有幸还能相聚，回顾这憨傻的一幕，应该会心一笑吧。 
直到进厂后吃职工食堂，我才彻底摆脱饥馁之忧。我是轧钢工，粮食定量每月48斤，是冶金工人的最高标准，还享受每月15元的最高档高温保健。那时的工资才30多元，每月15元的高温保健足以吸引人坚守这又苦又累又危险的工种。15元的高温保健分为30张就餐票，就是说，一个五毛钱的工作餐即可让你饱餐一顿。其中有5张（每周一张）盖有红印，可用来买油粑或扣肉。这油粑是冶钢食堂的特产，色泽金黄、硕大、香甜，那时候可算是罕见的美味食品了，其实就是包了白糖的油炸馍。油粑常被高温工人们集中买去，作为哄孩子、敬老人、馈赠亲友、甚至讨好丈母娘的礼品。那时，大冶钢厂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国营大厂，送油粑顺带地就把自己钢铁工人的身份和待遇，骄傲地显摆了一回。
日月如梭，岁月蹉跎。不经意间，时光老人的脚步迈进了21世纪。 
八年前我公出长沙，一结交几十年的湖南籍好友带我去逛步行街，吃大食堂。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高悬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匾额赫然映入眼帘。我一阵错愕，消失半个世纪的时代产物人民公社大食堂又出现了？好友笑道，朱兄深居简出闭塞视听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种怀旧的餐饮模式早就火遍全国了。只见这家饭店张灯结彩修饰一新，一身村姑打扮笑容可掬的年轻姑娘，立于门旁迎来送往。随着人流走入大堂，迎面影壁是巨幅领袖像。四周墙壁上错落有致贴着领袖题词、语录和那个年代的照片、宣传画。柱子窗棂上，挂着一串串金黄玉米穗、红辣椒和红灯笼。实木四方桌、长条凳，黑釉瓦罐、粗瓷碗。这场景风格、摆饰器物，似曾相识啊。天南地北的食客，熙熙攘攘呼朋唤友。我和好友落座，点了红烧肉、剁椒鱼头、豆丝炒腊肉、蒸南瓜、臭干子等农家菜肴，还要了一瓶酒鬼酒，丰腴又实惠。美味佳肴，味蕾大开，觥筹交错，微醺恍惚，心中欣喜，这不就是梦里老家的味道吗！耳边飘来熟悉的《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的歌声，轻柔悦耳，倍感亲切，一时心旌摇动，尘封的往事即刻唤醒，吃大食堂的一幕幕重现眼前。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归过去，抹不去的记忆，道不尽的乡愁。抚今追昔，天翻地覆，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酒酣耳热，不觉已经泪眼婆娑了。
朱光。原冶钢职工大学教师，高级工程师。祖籍贵州遵义。在黄石工作、退休、定居。喜欢读书、旅游、书法、写作。景仰匡庐“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的胸襟、视野、厚重、沉稳、冷静和热情。曾有散文、评论、诗歌等短篇在《郑州晚报》、《黄石日报》、《黄石晚报》、《冶钢报》发表。 征稿启事： 1、原创首发，诗歌（除旧体诗词外）、散文、小说、评论等作品，拒绝一稿多投。第一次投稿附百字内简介加个人清晰生活照一张。除文档附件外，请在邮件正文里粘贴一次稿件，便于编辑查看。 2、作者文责自负，如有抄袭侵犯他人权益，本平台不承担任何法律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