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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华夏民族的另一个称呼。华夏民族是个怎样的概念？这是需要厘清的。 在夏商周之际，华夏的概念基本还没有普及，从历史资料中能看到痕迹是：《尚书·舜典》载虞舜对皋陶言：“蛮夷猾夏，寇贼奸究，汝作士。”希望皋陶能够以德行威仪抚顺周边民族。这个时候的夏主要是德行层面考量多一些。民族性还没有形成。 在《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载：“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主要讲的是姜戎酋长驹支在晋国驳斥范宣子的言论。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戎夏的习惯风俗不同。没有看到在文化、族群上的优越性。 西周之后，华夏礼乐文明日益完备，与周边民族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助长了华夏族文明的优越感。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夷夏之辨”的理念，“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范文澜对华夷与周边民族在文化上的区别做了解释：“文化高的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内陆与周边始有文明之比较。 也就是，从西周以后，戎夏或夷夏开始有了文化层面的差别。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更是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观念。 “夷夏之变”，只要是“以夏变夷”。“夷夏之辨”体系下的民族关系并非固化不变，而是“性相近，习相远”的关系，“夷”可进夏。 孟子首先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一方面是“夷夏”的可变性。“夷夏”之间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学习华夏礼仪文化可以“由夷进华”。《荀子·性恶》指出：“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东夷”是华夏化的典型，《左传》记载，东夷邾、蔡、淮夷等诸国与鲁国的政治朝贡达数十次之多，鲁与莒、须句、邾、郯等之间持续通婚，可见，“东夷”诸国得到鲁国文化上的认可。 华夏族也不断汲取东夷文化营养，齐鲁“夹谷之会”时，齐景公演奏“夷狄之乐”，足见齐国与东夷文化交融之深。另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趋同性。“夷夏”一体是对同质文化体系中不同发展层次民族单元的认可。 第六代楚王认为自己是“蛮夷”，但到庄王熊侣时，俨然以华夏传统政治逻辑行事，自认德可配鼎，“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鼎是华夏礼仪道德文化的标志，楚王问鼎反映楚国身份认同的改变，由蛮夷自居到以诸夏自居。 战国楚怀王率领东方六国“合纵”攻秦，“苏秦约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楚国此时以华夏传统政治伦理的领导者与捍卫者自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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