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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的第一个可信朝代夏，统治延续了400多年，夏这个国号也由此固定了下来，并为周围的方国与部族所接受。在当时及随后的岁月里，夏字又被添加上种种美好的义释。又有值得注意者，即夏朝灭亡后，作为地域概念的夏，作为文化意义的夏，并未随之消失，不仅在使用上仍然频繁、广泛，而且由此导出了诸多相当于“中国”别称的名号，如区夏、有夏、时夏、诸夏，中夏、函夏、方夏，以及相关的华、诸华、华夏；尤其是诸夏与华夏，前者在古代使用普遍，后者乃至逐渐演变成了族称。然则这个系列的名号是如何得来的？又是怎样演变的？追根溯源，还要从周朝与夏朝那特殊而有趣的继承关系说起……  第一节 区夏、有夏、时夏、诸夏话说中国历史上有种现象，就是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以及改朝换代以后，往往要找个继承对象，以此显示自己的新朝代不是抢了别人的天下，而是恢复了祖宗的江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政治，改朝换代如果没有理由、没有说法，如何能够树立新朝代的道德形象？如何能让天下人口服心服地接受统治？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真刀真枪打江山的外力征服，还是宫廷政变篡天下的内部禅让，都会有正当的理由、冠冕堂皇的说法。 单说通过外力征服完成的改朝换代，对于汉族来说，往往有着“反元复宋”、“反清复明”一类的宣传与行动。按大元、大清都是非汉民族在传统汉族地区建立的皇朝，宋、大明都是汉族作为统治民族的皇朝，反元、反清的目的，本是为了恢复宋朝、明朝，而非建立什么新的朝代。至于这种做法的老祖宗，则是周人的“反商复夏”，周人的“反商复夏”，又正是区夏、诸夏等名号出现的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周人是以夏人的继承者自居的。如《尚书·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上帝要重重地惩罚商人，于是就让我们夏人代替了商人，承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民众。很明显，这里的“我”就是“夏”，“有夏”就是“有周”，周人就是夏人的继承者。那么，周人凭什么自称夏人的继承者呢？这有传说与地理两方面的依据。传说方面的依据是，在纷繁复杂的古史传说里，有种传说把周人的先祖与夏朝连在了一起，说周人的男性始祖弃（后稷）以及后来的周人首领一直担任着夏朝的农官；地理方面的依据是，商是由东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夏与周都是由西方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这样，商人属于东方文化系统，而夏人、周人同属西方文化系统。 其次，周朝是以夏朝的继承者自居的。既然周人以夏人的继承者自居，于是周人就打着夏朝的名义，以恢复夏朝作为政治上、军事上与文化上的号召，反抗、对峙以至最后灭了商朝。周人的这种做法，又可谓始作俑者、其多后也，比如上面提到的“反元复宋”与“反清复明”，就可以认为是“反商复夏”的历史重演。 第三，周土是以夏土的继承者自居的。“反元复宋”成功之后，出现的国号是“大明”；“反清复明”成功之后，出现的国号是“中华民国”。而周人在“反商复夏”成功之后，尽管新的朝代是以“周”为国号的，但周人相信他们确实是取代了商朝的天命、继承了夏朝的旧疆，于是广泛使用了与“夏”有关的名号，作为周朝国土的称呼，并且以此作为安抚天下、统治子民的手段。这样的名号很多，我们略作梳理如下。 西周初年，称其本国为区夏。《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这段话是说周文王的政治影响由近而远，区夏最近，指周本国。实际上区夏就是夏区，即保持夏文化的地方，这当然又缘于周人之以夏人的继承者自居。 区夏也作有夏或时夏。《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诗·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有字是语助词，有夏就是夏；时即是，时夏就是这个夏。《君奭》和《时迈》说的都是周境内的事，由此可知，有夏与时夏指的就是《康诰》所说的区夏。 较之区夏、有夏、时夏，“诸夏”的使用更为广泛。《论语·八佾》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左传·闵公元年》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又《左传·襄公十三年》:“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国语·晋语》:“诸夏从戎，非败而何？”何以会有诸夏之称呢？按周灭商尤其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依照周本身的组织形式，分封了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文化与周同属一个系统，既然周国自称为夏——区夏、有夏、时夏；这些诸侯国，尤其是在逐渐强大起来以后，也就纷纷自称为夏，又因为诸侯国非止一个，所以称为诸夏。或者浅白些说，对于整个的周朝疆域而言，是个夏，是个大夏；对于分封的各个诸侯国而言，也是夏，是一个一个的小夏，也就是许许多多的夏，于是“诸夏”应运而生，诸夏的本义就是“许多的夏”。 颇有意思的是，能否列入诸夏，主要条件还不是氏族和地域，而是文化。在今日可知的诸夏中，就氏族而言，如晋、鲁、卫、郑、邢、蔡、曹等，与周天子同为姬姓，齐、许、纪、州等是姜姓，宋、谭等是子姓，秦为嬴姓，陈为妫姓，杞为姒姓，任为薛姓，邾为曹姓，楚为芈姓，可见诸夏的氏族并不一致；就地域来说，周的附近有陆浑之戎等，晋的附近有赤狄等，齐的附近有莱夷等，可见在地域上也是夷、夏交错的。反之，当所谓蛮夷戎狄吸收诸夏文化、具备了诸夏国家的条件时，即可进入诸夏的行列（如楚国），正如诸夏国家在丧失其条件时，即被视为蛮夷戎狄一样（如秦国、杞国）。 从西周的区夏、有夏、时夏，而东周王室式微后的诸夏，所指称的地域范围在扩大，文化意义也在加强。春秋时期多用诸夏，其时“蛮夷入伐”，大国争霸，霸主之国即为诸夏的重心，以诸夏国家的保卫者自居，诸夏名号也就有了一种加强团结的作用。到战国时，由于民族融合，原先杂居在一起的诸夏和蛮夷戎狄，对立逐渐消失，又列国互争雄长，诸夏的名号不能起多少的号召作用，所以诸夏也就很少再用，而为中国这一名号所代替。 第二节 中夏、函夏、方夏秦汉及其以后，区夏、有夏、诸夏等旧名号仍然在使用，并且衍化出一些新的名号，如中夏、函夏、方夏等。这里略举几条例证。 《后汉书·班固传》载《东都赋》:“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后汉书·马融传》载《广成颂》:“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灵畅乎四荒。”中夏者，指的即是诸夏。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聿来中夏”，这是说当时的西域景教徒东来，中夏指唐朝全境。又现代作家孙犁《戏的梦》:“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 函夏始出于西汉扬雄的《河东赋》:“以函夏之大汉兮，彼曾何足以比功。”东汉服虔注：函夏，函诸夏也。”可见函夏本不是一个名词，但到魏、晋时，也与诸夏等名号混用起来，如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函夏无尘，海外有谧”，皇甫谧《三都赋序》:“魏武拨乱，拥据函夏。” 方夏者，原为无需指明方位的局部地区的称呼。如《晋书·乐志》载张华《命将出征歌》:“元帅统方夏，出车抚凉秦”，方夏指凉秦一带；又《晋书·杜弢传》:“先清方夏，却定中原”，方夏谓杜弢所居的湘中地区。东晋时出现的伪古文《尚书·武成》有“诞膺天命，以抚方夏”之语，方夏犹指诸夏。最典型的例子是《后汉书·董卓传》“方夏崩沸，皇京烟埃”，唐李贤注：“方，四方；夏，华夏也。”方夏的含义竟与华夏等同了起来。方夏这样的含义，又如北宋秦观《代贺皇太妃受册表》:“举令典于宫闱，溢欢声于方夏。” 值得注意的是，在夏之前加方位字以表示诸夏的某一局部地区，魏、晋以后也多见其例。仅从《晋书》来看，南夏或指荆州、湘州一带，东夏或指徐州、青州一带，西夏或指河西凉州一带，即和现代用语中的华南、华东、华西之义相似，均是就晋时的全国方位形势而言的。但也有专就其本身所处之地而说的，如孙吴韦昭《吴鼓吹曲》叙述孙权初期的武功：“摅武师，斩黄祖，攘夷凶族，革平西夏。”黄祖居江夏，从全国来说应为南夏，只因他在孙权的西方，就称“西夏”。又如《晋书·慕容德载记》称慕容德“领冀州牧，承制南夏”，从全国形势来看，冀州决非“南夏”，但因后燕都于河北中山，故以冀州为“南夏”。 总之，经过不断的演变，“夏”的内涵与外延愈加丰富，并在不同的场合被古人加以运用。而若论起运用的广泛与影响的深刻，还是首推“华夏”。 第三节 华字本义及引申义华夏又是何义？这牵涉到华的问题。事实上，自春秋时代起，也称古代中国为华、诸华，有时并与夏连称为华夏。而破译华、诸华、华夏三个名号的关键，无疑是华。 华字出现于何时？这很难说清。有人认为华可能产生于夏时，因为华代表了夏族的服饰和文化特征。然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并未发现华字，所以此说不能成立。比较可靠的关于华的文献记载，始于西周，金文中华字即甚多，田倩君更直言：“华字是创自周朝无疑。” 华字本义，传统说法释为花。如《诗·国风·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说桃树长得很茂盛，桃花开得很鲜艳，华就是花。又《诗·小雅》“常棣之华”、“裳裳者华”，花均作华。那么何以不言花呢？据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一的考证，华、花为古今字，华为古字，花为晋朝时才出现的今字。而等到华、花两字同时存在以后，彼此之间也有了分工，大体来说，木本植物所开之花为华（華），草本植物所开之花为花。如在唐诗中，张九龄的《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桂华即桂花，桂树开的花；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野草花，即野草开的花。 华既然是植物的花，于是就有了许多的引申义。花是美丽的，华引申出美丽、华丽之义；花有光泽，华引申出光华、鲜美之义；花的品种众多、五颜六色，华引申出繁华、华彩之义。再由这些具体的意义引申到抽象一些的文化方面，华就指美丽的服饰、高雅的文章、灿烂的文化，遂与夏的引申义近同。如伪古文《尚书·武成》“华夏蛮貊”伪孔传：“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章炳麟《中华民国解》也说：“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又《尚书·舜典》“蛮夷猾夏”唐孔颖达《正义》：
按孔颖达的这个解释，训夏为大，“文章光华礼义”云云，又合“华”字为说，是以华为夏的同义语。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华的引申义与夏的引申义近同，华、夏两字的古音亦复相近。吕思勉指出：“二字音近义同，窃疑仍是一语”；“二字连用，则所谓复语也。……古书往往有之，可看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谢维扬以为：古音夏、华皆属匣纽鱼韵，乃双声叠韵，可以互假。顾颉刚、王树民也认为：华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其音相近。 综上所述，因为华的引申义及华字古音与夏的引申义及夏字古音近同，于是华从指花而发展为具有文化意义与地域意义的名号。如《诗·小雅·苕之华》“苕之华，芸其黄矣”东汉郑玄笺云：
按郑玄以干比喻周的京师，以华比喻诸夏（周的诸侯国），自是经学家的说法，而“华犹诸夏”、“谓诸夏为诸华”，则显示了华、诸华与诸夏三个名号的并用情形。 第四节 华、诸华、华夏然而问题在于，既然华、夏两字的音义近同，那么华与夏、诸华与诸夏就是名异而实同的称号，用夏、诸夏足矣，为什么又要衍出华、诸华，以至组合出华夏呢？既往的研究认为其故有三： 其一盖为加重语气。按照顾颉刚、王树民的说法，自西周以来及于春秋，夏、诸夏等名号使用的机会既多，指代也日趋广泛，于是“便由音近而推衍出华字来，以便加重语气”。如《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夏和华两字互举为文，正与裔和夷两字互举为文一样，都是加重语气的写法。  顾颉刚 其二盖为加强语义。按夏的主要引申义为大，然而只以大来称扬国家，还是感觉不够，不足以显示出其文化来，于是或代以华字，以喻其冕服采章，礼义光华；或在夏字前冠以华字，而成“华夏”一词，华夏者，代表了既华美、文化又高的大国，所以区别于、并凌驾于蛮夷戎狄之上。 其三盖为词汇演变。从历史词汇学的角度看，正如童书业所指陈的，夏、华既为一音之转，由夏、华而华夏，可以理解为是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的自然演变。而类似的双音节词代替单音节词，在春秋前后这一时期还可以举出许多例证。 这里可以进一步说明的是，如上所述，虽然能否列入诸夏的判定标准主要是文化，但“诸夏”毕竟只是“许多的夏”的意思，基本是个数量概念，缺乏文化色彩，于是为了彰显诸夏与蛮夷戎狄的不同，为了强调诸夏文化的传统正宗、辉煌灿烂，为了强化诸夏国家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利害一致、生死与共的关系，华、诸华特别是华夏名号遂应运而生，并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也就是蛮夷戎狄对诸夏国家构成严重威胁的春秋时代背景下，广泛使用了起来。 华、诸华、华夏这三个名号在春秋时代的使用情况，可以《左传》为例。襄公四年魏绛谏晋悼公说：“诸华必叛”，又说：“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襄公十一年晋悼公赐魏绛女乐云：“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谓晋大夫范宣子：“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昭公三十年子西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这些华、诸华与戎狄对举，和夏、诸夏显然是名异而实同。夏、诸夏“中国之人也”，“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又《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对楚令尹子木说：“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这里的“华夏”明指中原诸侯，和诸夏的含义相同。 和夏、诸夏等名号一样，并且出于相同的原因（民族融合、列国争雄），春秋以后，华、诸华、华夏等名号逐渐少用，“中国”则代之通行起来。及至东汉魏晋时，学术上有复古思潮的兴起，文人则风行使用旧时名号，于是华、诸华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活，而华夏一词以其美义，更成为文人摇笔即来的熟语以及悠久历史、发达文化的象征。东汉蔡邕《郭泰碑》：“周流华夏，随集帝学”；《后汉书·刘祐传》：延陵高揖，华夏仰风”；《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王朗上疏：“取威中国，定霸华夏。”这几处的华夏，都与中国显为互文。换言之，汉魏以降的“华夏”，已是与“中国”同义、具有美好内涵、可以指称天下的重要名号了。 进而言之，伴随着名号的“华夏”的演变，族称的“华夏”也应运而生。先是春秋时期，属于华夏集团的诸侯国，不仅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传统，而且有着一致的“尊王攘夷”的政治取向。尊王，就是尊奉周天子为主，攘夷，就是排斥蛮夷戎狄。于是，华夏名号带上了民族的意味乃至成为民族的名称。及至战国时代，更形成了事实上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就是以夏、商、周人为主体，并逐渐融合四周与内部的一些蛮、夷、戎、狄而形成的民族，就是区别于蛮夷戎狄的、文化灿烂、如同花一样美丽的民族。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成为族称以后，华夏族称也仍然在使用。如果说汉是个正式族称的话，那么华夏就是汉族的雅称。这个雅称，按照初始的意思来说，又是色彩斑斓的植物之花、居高鸣远的动物之蝉的组合，寓意着高雅、优秀、美好、常新的民族。而这个高雅、优秀、美好、常新的“华夏”民族，因为居于中间的“中国”，于是又组合出了更加富有意涵的“中华”名号乃至“中华”族称。 第五节 华山、昆仑、华水、花族四说辨上述华、诸华、华夏三个名号的由来，也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作解释的。如谓华字由华山得名，章炳麟是此说的代表，其《中华民国解》指出：
 章炳麟 按章炳麟以夏为族名，华为国名，并推衍近代国外一些学者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就华山定限，认为是中国古代先民初至之地。而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方面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谬误，则章说亦随之难以成立。事实上，华山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意义，与泰山相比实不足道。古帝王封禅祭天均赴泰山，而非华山。华山之名出现也较迟，《尚书·禹贡》及《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太华，《周礼·职方氏》、《山海经·西山经》有华山，汉时才以华山为五岳之一的西岳。再者，“华山在《禹贡》只为梁州北界，也不能成为我国全境之名号，何况我国古代也从未有过'华’这个时代。”以此，华由华山得名，即就中国历史地理来说，也是缺乏坚强依据的。 另一种从历史地理来加以阐释的说法，谓华由昆仑得名：
按这种说法，也是由“中国人种西来说”派生出来的。“西来说”既不能成立，则昆仑、花土云云，都无非是些穿凿附会之词罢了。章炳麟《中华民国解》也力驳其说，谓“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 再一种立足于历史地理学的观点，为刘起釪的华水说。此说的依据是《水经·汾水注》“汾水又西，与华水合，水出北山华谷”。刘起釪认为夏族又名华族，其发祥地在汾水下游即今晋南地区，而这里有华水，华水“被夏族用以为己族之名，完全是很自然的事。何况还有可能是别族看见他们居住在华水而称之为华人”。今按夏族又名华族证据薄弱，作为水名的“华”更于先秦典籍无考。径取见载于1000多年后的一条短小的水名，以为始见于西周的“华”字的语源，又以为所谓“华族”得名所自，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还有一种说法，则是从民族学、人种学方面加以推论的。林惠祥以为华族即花族，是以花为图腾的原始民族。是哪一支原始民族呢？以李得贤、何新为代表的两说绝然不合。李得贤“设想华字原为族名，春秋釪时用以指早期进入中原的炎帝族。……炎帝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夏族姒姓，乃黄帝族的后裔。“传说中黄炎两族曾合为部落大联盟，融合东方夷族等而形成为华夏族，华夏族与华夏文化的名称，便就此而产生。”何新解释“远古华族……就是崇拜太阳和光明的民族”，“起源于山东以泰山曲阜为中心的东方滨海地域。”按李、何两说立意新奇，一定程度上也能自圆其说，然而立新说当先破旧说，以李说与何说相互比照，则两说都不敢置信无疑。再就林说论之，虽然以某种自然物为图腾，并取其物之名以名其族，在社会发展史上多见其例，但用之于中国历史上特定的华字，则并不恰当，在古史传说以及史籍记载中，中国上古何曾有过华族？ 综上，起码到目前为止，传统的说法仍然是比较可靠的，即华初义为花，与夏发生联系，则在于华的引申义及华字古音与夏字近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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