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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我按在床上,想把我扒干净看”,电击、自残,请别放过它

 佳茵妮 2020-11-13

“男变女,那就是人妖喽?”

“这得去看心理医生吧?”

“只要不是我家孩子就好了……”

打在荧幕上的每句话,像是一双无形的手,

一个,一个,一个,把人从高处推下。

前段时间,一条新闻占领热搜:

16岁跨性别女孩朱亦被母亲送至某机构做“扭转治疗”。

朱亦今年的生日愿望,是变成一个女孩子

两年前,她在社交平台上“出柜”,宣布自己的跨性别身份。

跨性别,指性别认同异于原生性别的人。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女孩子。”

朱亦觉得,她的灵魂只是住错了身体……

01

“他开始脱我裤子,进行强行抚摸”

自残,服药自杀,朱亦从初二开始患上抑郁症,而后病情加重,常流泪至深夜,

反复纠结“假如我出生就是女孩子,那该有多好”。

朱亦开始相信自己只是得了“雄化症”的女孩,最终会被治愈。

母亲坚定地认为这是病,将他送进山东一家“矫正医院”。

凤凰网纪录片《七日谈》找到朱亦,记录下她深入宇宙尽头的“侠客”经历。

感觉自己像被纳粹关在集中营。他们很强大我反抗不了,所以我只能在内心反抗,接受他们对我做的事。”朱亦说。

主治医生毫不遮掩其内心的低劣与鄙夷 :

“你看你吃雌激素吃得跟女的一样,还不如女的呢!”

朱亦被脱裤子,医生对她的身体进行强行抚摸,满口都是侮辱性的语言。

“他们给我注射之后,头会非常晕,浑身的肌肉开始发酸。我很绝望,就像一个强奸犯拿刀逼着自己。”

她开始恳求医生:“可不可以不要注射了,给我吃什么药都行。”

医生应下,换成另一种脑电波仪器,声称可以让她变得聪明。

看起来,服从并接受羞辱,是每一个走进矫正医院“患者”的基础训练。

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

同为跨性别者的小丽,去泰国做了变性手术后,被父母送进一家名为“英高特”的矫正所。

母亲坚持“家丑不可外扬”,并嘱咐她“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在小黑屋中小丽强制性被被剪了头发后,尝试吞螺丝钉自杀失败再次被殴打,封锁在小黑屋做了三天三夜的禁闭。

一个月 “特训” 后,小丽因为态度顺从并文化水平好而被 “提拔” 成文化课老师,她接受了,因为她的身体无法再承受体能训练。

这也是她能活着出去的最好方法。

电击,殴打,思想灌溉,矫正治疗成为另一种自我否定,

让当事人认清罪过,被价值剥离,是违逆父母,也是一个人厌恶自己身份的开端。

到底什么是“正”?谁又需要“矫”?

用身体来定义灵魂,是不是另一种偏激?

02

“这样的平等,等是等不来的。”

跨性别者在舆论中“被审判”,似乎永远也等不到停摆的那一天。

2015年,蔡依林演唱会上的一条短片引起轰动:“玫瑰少年叶永志”事件。

照片里,出生于1895年的叶永志乖巧可爱,

像是来自上帝的特别礼物,叶永志身上有男孩子缺失的细致与体贴,

会给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做饭,并每天给她按摩催促她快点洗澡休息。

“他非常体贴,别人都说你的儿子胜过我三个儿子。”母亲说。

三年级时,老师和母亲反映:永志喜欢做一些女孩子做的事,同学们喊他“娘娘腔”

学校规定叶永志需要以4种方式入厕

提早几分钟下课、找要好男同学陪同、上课钟响后使用女厕、使用教职员厕所。

母亲一次次向学校申诉,并没能换回哪怕是一次虚伪的“理解”,也没能挽回永志的生命。

永志,被永远截停在黑暗里。



跨性别者获得认同有多难?

同为跨性别者的舞蹈家金星在一段访谈中提到:

“医疗上的痛苦,我觉得人人都可以想象得到,只是最大的考验是你出了社会以后,周遭的眼神,无形的压力。”

厕所争议,形体争议,价值争议,通通被摆上人权的案台接受拷问。

社会的目光,更像是庞大体系下的上帝视角,自觉充当起“心理医生”的角色,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道德审判之重形成互文,流言的强大一如他们的荒诞

无形、自觉,极具破坏力。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将“跨性别”从精神疾病条例中去除,截至目前,国内还有多家号称可以进行“扭转治疗”的机构。

“5000块钱一个小时,要连做6周。”

跨性别者的家人为其支付高额治疗费,只为了购买机构中盛行的“厌恶疗法”:

给“矫正者”看同性照片,发生生理反应便要遭受电击的惩罚。

那么,治疗的结果如何?是否有人被成功“矫正”,对自己产生厌恶?

“或许吧,因为很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被访者核桃说。

2017年10月,首份《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报告》显示:

超过61.5%的调查对象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超过1/10的跨性别者尝试自杀。

若能够用跨性别者喜欢的方式来称呼对方,其自杀几率将会降低71%。

仅仅是按照对方喜欢的“称呼”,便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挽救一个生命。

卑微吗?并不,我们有理由相信,“被尊重”是救命的良药。

有数据显示,父母的抗拒与辱骂,往往成为了压倒大多数自杀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星曾经回忆,在完成跨性别手术后,旁人纠结于究竟应该用“男孩”还是“女孩”来称呼她,结果父亲只是笑着回应:

“无所谓,不论男孩女孩,金星都是我的孩子。”

这根刺,父母为她拔掉了。

可其他的孩子,似乎并没有这么幸运。

在朱亦母亲眼中,“跨性别”的孩子是家门不幸,

母亲得知真相后给他发短信,希望她“悔过”,带他四处寻医,甚至请法师作法……

朱亦不堪重负离家出走,又被母亲抓回矫正医院“关押”

与肉体的痛苦相比,孩子的“特别”像是生生剜去了自己心头的一块肉。

可朱亦并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

“跨越”成了罪过?

03

我知道“我”是谁

金星在6岁时,发现“我错了”



“应该是女孩子为什么是男孩子,我不能怪任何人,就是‘我’错了。”

大多跨性别者都绕不开社会与家庭的规训,不断经历着跟自己,跟家庭,跟世界的多重对抗。

他们想过普通的生活,却遭遇着不普通的对待,成为别人口中的“第三种人”

“我”是谁,“我”该是谁,即便是超出性别层面,它也同样是人类永恒的命题。

玫瑰少年叶永志离世那年,母亲站上高雄同志游行台前宣讲: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孩子们你们要勇敢,天地创造你们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有一道曙光让你们去争取人权,要做自己,不要怕。



全场哭成一片。

2002年,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出版《拥抱玫瑰少年》以记录叶永志事件,探讨其性别教育意涵,成为对性别矫正的最大反击。

访谈的最后,当主持人问核桃“是否后悔过”时,

核桃笑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要不要做自己。以女性的身份活着,才让我感觉真实。”

她在笑什么?

她坚信灵魂的独特,哪怕别人认为“很怪”或“很讨厌”,

哪怕有一群人说“那太差了”,但我知道“我”是谁

“不要怕”,黑暗也可以是作为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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