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48北京大学张学谦

书目文献 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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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48北京大学张学谦

个人介绍

张学谦，1988年生，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发表论文有《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东汉图谶的成立及其观念史变迁》等。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本科阶段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学习，不过是大二才从商学院的经济学专业转过来。高考志愿填报可以选三个专业，我最初写的是汉语言文学、经济学和古典文献，后来在父母的建议下将汉语言文学和经济学的位次进行了调换，所以被录取到经济学专业。入学后很快就后悔了，发现自己并不喜欢也不适合这个专业。按南师商学院的专业设置和就业去向，我当时觉得以后大概有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深造，未来从事研究工作。考虑到自己平庸的专业课成绩，这条路显然走不通。一是本科毕业进入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工作，或是考公务员，而朝九晚五、固定机械的生活又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两条路都不合适，所以当时非常沮丧。后来听说可以转专业，就通过面试转到了文学院的古典文献专业。自己从小对古代文史比较感兴趣，所以当时考虑转到文学院或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之所以最后选择古典文献，一是因为南师文学院的学术传统比较悠久，二是自觉文学感悟力较弱，还是希望进一个虽在文学院而又不那么“文学”的专业。不过，当时对何为“古典文献”完全没有概念。南师的古典文献专业传统上对小学比较重视，我转专业面试前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中华文明史》，认识了一下戴、段、二王的名号，蒙混过关。此后硕士阶段到山东大学跟杜泽逊老师、博士阶段到北京大学跟刘玉才老师读书，再没有朝秦暮楚，一直在古典文献专业读了下去。

学生时代，作为一名“文献人”，每次被别人问起什么是文献学，总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无力感。传统文献学重视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六大块的学术训练，自然十分必要，但文字、音韵、训诂在当下又与古文字、古代汉语研究交叉、重叠，并非文献学的核心优势。再看看周围文献学专业师友的研究领域，似乎做什么的都有，远不如文学、历史学科的领域明晰。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因学科边界的模糊而产生一种身份焦虑，搞不清自身的定位。近些年，随着学界讨论的不断深入，自己也偶有思考，感觉对文献学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文献学应该是一门研究文献生成、流传与衍变的学科，关注文本与载体两个层面。若以《史记》为例，历史研究主要关注其记载的历史内容，相较而言，文献学更关注的是：《史记》是司马迁是利用哪些材料编纂而成的？编纂过程中对原有文本进行了何种剪裁与改写？这是《史记》的文本生成问题。《史记》成书以后是如何流传的？从简帛到写卷再到刻本，从白文本到集解本再到三家注本，其文本内容及文本形式发生了哪些变化？也就是说，文献本体（文本、载体）才是文献学关注的核心。当然，这是从学科角度说的，个体研究者自有其研究兴趣，不必、也不应为此范围所限。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涉古专业学生从事古代文史的学习与研究，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首先需要了解如何查找文献、选择版本，其次需要对古代文献流传与衍变的规律有一个基本认识。我想，一位在本科阶段接受过系统文献学课程训练的学生，不论研究生阶段到哪个文史专业学习，都会一直受益于此。

对于文献学在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多数学者都较为认同。尤其是近年来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学者，在调查版本、追溯史源、校理文本的过程中更有切身体会，他们对文献学的思考来自具体实践，且有不少创见。相较而言，文献学界自身的发展反倒有些滞后。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的名称差异主要是所属一级学科及所在院系的不同造成的，历史学及历史系下的叫历史文献学，中国语言文学及中文系下的叫古典文献学。基于所在院系的不同，教学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可能各有侧重，但研究方法上并不存在根本差别。至于文学文献学、哲学文献学、中医文献学、科技文献学等则是从属于各自学科的专科文献学，为本学科服务的目的性更强，独立性较弱。

我个人的研究偏重版本学及经学文献学，博士论文选择研究谶纬文献。我博士毕业才两年多，只是一个刚入门的研究者，没有什么治学心得可谈，只能讲一下个人的学习和科研历程。我硕士阶段在山东大学跟杜泽逊老师读书，参加杜老师主持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人著述总目》和《清史艺文志》，有了一点编目实践，知道了史志目录的编纂方法，同时也熟悉了大量书目的体例与优劣，这都是十分可贵的经验。这两个项目基本完成以后，杜老师又开始带领大家做《十三经注疏汇校》，接续阮元的校经事业。因为参加项目，自然开始关注经书版本。当年的经学文献研究热度远不及今日，我在调查版本时利用的还是张丽娟老师尚未正式出版的《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来北大读博以后，参加导师刘玉才老师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项目，与几位师兄、师姐、同门在刘老师的指导下整理阮元《校勘记》。我加入最晚，分到《周易》《孝经》《论语》三部。在此过程中，我对三经《校勘记》的编纂体例、引据版本、参考资料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写成三篇小文章，算是整理工作的副产品。当时的一点体会是，在清代，即使官高如阮元者，所能掌握的版本资源仍然是极为有限的，《校勘记》记录的大量异文都属转引，准确性难以保证，更不用说因误识版本、调换底本而导致的错讹，引用时一定要覆核原始版本。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东汉图谶的形成、篇目、流散、文本构成等一些学界尚未取得共识的基础性问题进行研究。谶纬文献除部分《易纬》篇目外均已散佚，相关研究不得不利用后人辑本，现在学界主要使用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集成》整合十余种明清辑本，又从各种日藏文献中新辑出不少佚文，确是“集成”之作。但两位学者并未检核原始出处，因此沿袭了前人辑本中的诸多缺陷，误辑情况十分严重，需要重新整理，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其实不只是谶纬，许多佚书的明清辑本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值得全面检讨。原因主要是古人缺乏科学的辑佚原则与方法，表现为缺乏追本溯源的文献意识，转引的情况不少，与所注出处不尽相符。不注重辑佚来源文献的时代性，缺少断限，清人谶纬辑本甚至有以《康熙字典》为出处者。客观条件方面，明清人所能利用的文献较为有限，更无从得见敦煌写本、宋元刻本等善本，所辑文字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不少受访老师将文献学与数学类比，我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两个学科既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工具，同时也有自身关注的核心问题，工具属性与学科定位并不冲突。正如唐雯老师说的，工具也有尊严。拿文献学当工具使用的学科更应给予这个专业相应的尊重，做人还是要厚道点嘛。作为文献学的从业者，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同时也要警惕自我边缘化，越做越窄，不与其他学科交流碰撞，我想这也不利于文献学的健康发展。只要论题重要、研究深入，文献学研究也会成为其他学科无法忽视的存在。文献学的瓶颈大概是自身的问题意识不如其他学科清晰、强烈。比如，对某一部书版本源流的考察，往往有一套固定的流程与操作方法，做完一种换下一种，陷入一种模式化的重复之中。如果你的研究对象不是一部重要典籍或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献，也就很难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当然，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博人眼球，模式化的基础训练对培养初入门的学生也十分必要，但对重要典籍的研究和对重要论题的思考才能不断推动文献学学科的整体发展。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文献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追本溯源意识，以及搜检原始文献、细读文本、整理古籍的能力。文献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会鼓励学生选择一部篇幅适中的古籍进行独立整理。通过调查版本系统，确定底本、校本与整理体例，写定文本，撰写校勘记及整理说明等流程，学生才能获得古籍整理的真实经验，在利用他人整理的古籍时也能对其整理水平进行判断，避免一些误导。读书方面，注意博与专的结合，既不可泛滥无归，也不能株守一隅。研究生有各自的主攻方向，专的意义不必多言。但同时也应关注相关学科领域的进展，了解其基本知识，这样既可以拓宽研究视野，也能在自己的研究中避免因不了解相关知识而留下硬伤。

人是差异化的个体，学术也只是职业的一种，期待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事业与生活方式，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本科毕业要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比较困难，不过这是当下的普遍现象，而非文献学专业的特例。硕士、博士就业方向有高校、科研机构、图书馆、出版社等，也有不少考公务员、做选调生的，去向还算广泛。至于是不是都能符合个人预期，那就人言人殊了。期刊版面有限，而发表需求不断增加，在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下，论文发表肯定越发艰难，谁邮箱里没几封退稿信呢？写作、投稿、被退、再投，这也是一个磨练心智的过程。不过，只要是质量过硬的文章，总是有机会刊发的。尤其是最近十来年，不少权威刊物上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将精力放在打磨论文上。当然，文献学的期刊数量有限，尤其缺少权威刊物，如果论题相关，也不妨考虑其他学科领域的刊物，或是一些高水平的集刊。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进入新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层出不穷，大量传世文献通过影印出版或在线影像的方式公布于世，我们所能掌握的文献资料急剧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文献检索、分析也日趋简易。在现有的便利条件下，可以开拓的新课题和重新检讨的旧常识太多了，希望文献学能够多方面发展，不必集中在某一方向。比如，一些曾经整理的典籍，随着新资料、新版本的不断涌现，值得重新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正在进行，其他部类典籍的修订也应加以考虑。新课题中，明抄本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都知道明人刻书而书亡的说法，有些典籍的宋元本不传或残损过多，今天只能利用曾经明人整理翻刻的文本，可靠性大打折扣。而不少明抄本是在明人刻本尚未出现时根据宋元版抄写的，更近于此书原貌，其价值自然很大。清人重新校理《北堂书钞》，利用的就是明抄本。以前明抄本的利用十分不便，具体研究也就相对滞后。随着当下条件的改善，我们应该加深对明抄本的相关研究。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前面接受访谈的各位老师推荐了很多好书，不过似乎没人提到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我就推荐这本吧，适合作为文献学的入门教材。王欣夫早年从曹元弼修习三礼之学，又富藏书，对古籍文献极为娴熟，书中颇多经验之谈。《讲义》以目录、版本、校雠为文献学的核心内容，王先生在1959年所作后记中说本书“试学班固的方法，多采用前人的材料而加以整理，大都注明它的来源，而附以自己的管见”，材料原始，论述平实正是此书的最大特色与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