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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7条规定了“补正”与“作出合理解释”的两种方法， 但其实从体系解释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3条第1款还规定了另外一种方法。 该条款规定，“在勘验、检查、搜查过程中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笔录或者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94条也规定，“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经审查无法确定真伪的；（二）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疑问，不能提供必要证明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前述规定均提及“证明”的补救方式，显然，“证明”不同于“补正”，应当属于另一种补救方式。 因此，从规范文本看，对非法实物证据、瑕疵证据共有“证明”“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的三种补救方式。 1.关于“证明”的补救方式。 所谓“证明”，是指在原有非法实物证据、瑕疵证据的来源、真实性无法确定时，控方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证据的来源合法或者真实性可信。 “证明”是对原有争议证据的补强，属于证据补强规则范畴。 比如，在王某喜涉嫌强奸一案中，对于控方指控王某喜强奸孙某的犯罪事实中，控方在向被害人孙某提取涉案内裤时，并没有制作提取笔录，而且也没有对内裤原物进行保管，虽然该内裤上生物物证的DNA鉴定意见与被告人王某喜的DNA具有同一性，但是内裤的来源却不清。 为此，法庭要求控方就内裤来源进行证明或者补充提供内裤原物，但侦查机关仅出具一份“说明材料”，证实该内裤在DNA鉴定后已作技术处理。 然而，按照前述法律规定，对于来源不明的物证，应当通过“证明”的方式进行补强或者补充，但控方仅仅作出所谓的“合理解释”，该种补救方法并不能满足激活争议证据之证据能力的法定条件，所以，法院作出排除该争议证据的决定，宣告该起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 2.关于“补正”的补救方式。 所谓“补正”，包括重做、改正、补齐和确认等形式，是指“法院在发现侦查行为存在‘程序瑕疵’之后，责令公诉方对‘瑕疵’作出进一步补充和纠正的行为”。 “补正”针对的是“违反法定程序”本身，解决程序的形式完整性和规范性。 其中重做是指在可以重新调取该证据的情况下，再次履行取证程序，重新获得该证据。比如，针对询问证人笔录中询问地点不符合规定的，侦查人员可以再次向证人制作询问笔录，纠正之前询问地不符合规定的错误；也可以向证人补充制作询问笔录，单独就询问地点问题征求证人意见，如果证人对之前询问地点表示认可的，也是“补正”的一种方式。 “补齐”一般适用瑕疵证据中疏漏了调查地点、起止时间以及侦查人员签名等技术性要素并予以填补齐全的过程。 比如，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7条第1项，第82条第1、2项所规定的瑕疵问题，就应当通过“补齐”的形式进行补正。 “改正”一般适用于瑕疵证据中对部分事实诸如物证的数量、外观、形状等描述错误的地方进行更正。 比如，扣押笔录中记录的毒品数量为10袋，质量共计50克，而被告人供述现场被搜查扣押的毒品只有9袋，而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确有10袋毒品。 对此，侦查人员出具说明，更正了扣押清单上的毒品数量，确认共有10袋，并解释称其中1袋是空的塑料袋子。 3.关于“合理解释”的补救方式。 所谓“作出合理解释”，是指控方应当对非法实物证据、瑕疵证据中存在的矛盾、疑问进行阐述和澄清，化解法庭对该该证据的各种疑问。 “解释”的形式包括“情况说明”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情况说明”是实务中最常见的补救方式。 有学者做过调研，此种补救方式在调研对象中的占比高达68.2%；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后较为常见的一种证据审查方式。 比如在陈某昊故意杀人案件中，就同步录音录像记录的录制起止时间与提讯证记载的提讯时间相差40分钟问题，有6个侦查人员出庭进行解释，但仍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作出合理的解释”关键在于“合理”，所谓的“合理”是指解释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和基本逻辑，符合案件事实的基本脉络，并不是所有的“解释”都能通过法庭的检验。 比如，在一起容留他人吸毒案件中，法官发现“扣押清单”上扣押的毒品数量为29克，而毒品称重笔录中记录的质量为28.3克，二者不符，要求控方补救。控方补充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现场称重时包括多重塑料袋子，所以质量重；而物证称重时剥离了部分的塑料袋子，所以数量减少部分。 这种解释是合情合理的，符合经验法则，法官予以确认，按照最小数值予以认定。 再比如，法庭就被告人“收押体检表上”记载的“后背有明显淤血伤”要求控方解释时，控方出具了“情况说明”称：该淤血伤是由于被告人在审讯期间被蚊子叮咬而自己抓伤所致。 此种“解释”明显不是合理的解释，因为自己抓挠不可能导致明显淤血。然而，实务中多数的“解释”属于此类“不合理”的解释。所以，在审查“解释”时，重点在于审查“解释”的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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