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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悠闲”是一个很具有诱惑力的现象，甚至都具有了一定的画面感：或采菊东篱，把酒黄昏，或低调奢华，指点江山。
悠闲的魅力来自其反面——忙碌带给人们的紧张与焦虑。忙碌是工业化的产物，农业社会相对自由且季节化的作息被淘汰，工厂里的工作节奏去人化，人被异化为机器的附属品。伴随市场经济的推开，不休息的金钱流动创造出不止停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就是吉登斯所说的时间的标准化，所有地域都采用统一的度量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劳作时间也被标准化。但消费社会的蔓延使现实变得复杂，当世人都在忙，悠闲的稀缺性凸显出来，于是“闲”成为了人们消费的重要对象，从而制造出有闲阶级的优势地位。概言之，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浪潮，使时间均平化，悠闲成为可比较的产品，其价值遂突出出来。显然，今天的悠闲不是真正的悠闲，相反，它反映出人们的紧张。当我们越紧张，那在忙碌缝隙里的悠闲就越显得有分量；同时，别人越紧张，我的悠闲才越有价值。换句话说，悠闲和忙碌互为参照对象，悠闲也能够提升忙碌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悠闲是忙碌焦虑（其背后是成功焦虑)的产物。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吧。忽然间，就从别家孩子的“姐姐”成了“阿姨”。这是成长的必然，却也让人体味到丝丝人生轨迹/生命历程的焦急（悠闲的反面)：一方面，要顺着既定的轨道行进，一方面，要在规定的时间行动。社会学把这归为结构性力量的产物——规范化裁决，更准确地说，是结构制约行动、行动巩固结构的结构化过程。那么个体在其间是否无所作为呢？也不尽然，比如面对什么年纪该做什么的反抗，所以有了“剩女”的污名。年龄成为标准化的，主张什么年龄就干什么，是社会所指定的生命节奏，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直到了消费社会，具有符号价值、象征意味的社会存在会成为时尚，不断引领潮流，才将标准化年龄的做法解构，越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年龄举措（而不是大家统一)，才越惹人羡慕，比如越来越提前的财务自由梦想。悠闲发生的两个重要社会机制，是风险社会和个体化时代。其一，风险社会的逻辑主轴不是“我要”而是“我怕”，这种风险意识包括时空两个向度，一方面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风险具有过程性（不同于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的爆发具有起因、经过和结果)和阶段性（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会面临不同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悠闲的能力意味着抵御风险的资本。其二，个体化时代崇奉“为自己而活”的旨趣，这与悠闲的定位相一致。但悠闲作为一种资本而不是一种选择的特性也提醒我们，个体化也是圈层化了的个体化：地位越高，越具有随心所欲做自己的权力。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悠闲向往离不开工业社会的异化、消费社会的诡计，也离不开风险社会的型塑与个体化时代的层化。在今天忙忙碌碌的社会中，不要被过度社会化的“悠闲”所绑架，大概方能拥有真正的“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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