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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盛名下，生命丧失了全部结构，它由许多小碎片拼凑而成，各自分离，没有任何整体感。
从这些碎片中，他看不出整体的意义，你困惑于恐惧，只是盯着这些无意义的小碎片，看个不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丧失了自我，而自我是自由真正安全的基础。我们虽然自由，但却是一种消极自由，要想获得积极自由，全在我们自己，积极自由在于完整人格的积极活动。积极自由就是实现自我，它意味着充分肯定个人的独一无二性。从动植物种类演化角度看，人类历史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体化和自由不断加深的过程。人走出前人类舞台，就标志着迈出了摆脱强制本能的束缚，谋求自由的第一步。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这里所说的自由并非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地发展”，而是消极意义上的“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即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 焦虑状态、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尤其是对个人来世的怀疑，「代表了一种任何人实际上都难以忍受的思想状态」。几乎没有人在受这种恐惧困扰的时候，能够放松自己、享受生活，并对来世漠不关心。一种可能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不确定状态，并麻痹自己的微不足道感的方式就是疯狂地活动、拼命地做事。这恰恰成为加尔文主义越来越显著的特征，这种意义上的活动具有强迫性质：「个人必须积极活动，以克服他的怀疑感和无能为力感」。这种努力和活动并非内在力量和自信的结果，而是绝望地逃避焦虑。这种机制在个人受焦虑性恐惧的袭击时便很容易看出来……他通常不会静静坐在那里等待。最经常发生的是，他的焦虑，如果没有麻痹他的话，也会使他多少做出些急躁的举动。他可能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向碰到的人问问题，并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可能清理自己的桌子，也可能写信。他可能继续自己往常的工作，但会更加拼命疯狂地干。他无论做何种努力，都是受焦虑的驱动，都意在通过拼命地活动来克服无能为力感。「这种强迫性努力的非理性便是活动并不意味着创造一个被渴望的目标」，而是为了找出某种事情是否会发生的征兆，这些事情是已事先决定好了，独立于人自己的活动或控制的。这个机制正是众所周知的强迫性精神病症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人在担心一个重要事情的结果时，会在期待结果的过程中数房子上的窗户或街道上的树。如果是双数，他觉得事情会很顺利，如果是单数，便是倒霉的征兆。这种怀疑不只是在某个场合出现，而是常常贯穿人的一生，这种寻找“征兆”的强迫症也将终生存在。如果生命的意义有了疑问，如果与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不再提供安全，那么名声便是消除疑问的一种方式。 它与埃及人的金字塔及基督徒的永生信仰有相同的功能：「它把个人的生命从受束缚和不稳定的状态提升到坚不可摧的状态」。对他人的敌视往往是意识到了的，可以直接表达出来，而对自己的敌视往往是无意识的，都以间接理性化方式表达出来。一种是积极强调他自己的邪恶和微不足道，另一种则以良心或责任义务的伪装形式出现。自我贬抑和自我否定式的“良心”只是敌视的一个方面，另一面则是对他人的轻蔑和仇恨。要破坏人的批判性思维，其中一种方法就是「破坏所有对世界的结构性看法」。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信息中，但是只有信息和没有信息一样，都是思考的障碍。事实已经不再是结构性整体的组成部分，仅仅是抽象的量的东西：「每个事实不过是有一个事实，唯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的多少」。我们生活在个人自决（selfwilling）的幻想中，所思、所感、所愿都是别人期望的样子，我们却认为是自己的。在觉察到自身的自发性的时刻，是真正幸福的时刻。「爱是自发性的最核心组成部分」，爱不是把自我完全消解在另一个人中的那种爱，也不是拥有另一个人的那种爱，而是保存自我基础上，与他人融为一体的那种爱。自卑感与软弱感的根源在于：无力自发活动，无法表达真感觉及思想，其结果必然是用伪自我取代他人和自我。「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自豪与幸福莫过于思考、感觉和说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意味着真正重要的在于活动，在于过程而非结果。 只要一个人自发而不是强制或机械地活着，怀疑就会消失。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积极有创造力的个人，认识到生命只有一种意义：生存活动本身！如果我们清楚本能上有一种受先天神经结构网络决定的特殊行为模式，我们就能在动物王国发现一种清晰的趋势。动物发展程度越低，它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它的所有活动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为机制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化组织都完全是本能使然。相反，动物的发展程度越高，它的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就越大，出生时的结构调整功能就越不完整，人就是这种发展的顶点。降生伊始，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助的。他对自然的适应基本以学习过程为基础，而不是受本能的决定。“本能在较高级的动物，尤其是人身上，即使没有消失，也在不断退化” 。当本能的固定行为的缺乏超过一定限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不再有强制特征时，当行为模式不再受先天的机制限制时，人便开始存在了。人降生时并没有动物所具有的适应某些行为的机制。人对父母的依赖比任何动物都多，对环境的反应能力也比受自发本能行为调节的动物差得多。人的忍受是因为他缺乏本能机制所引发的所有危险和恐惧。 但人的这种无助恰恰奠定了人发展的基础，人在生物学上的弱点，恰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条件。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让自己做到的，不是感到安全，「而是能够接纳不安全的现实」。为了克服孤独与无能为力感，个人便产生了放弃个性( individuality )的冲动，要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然而，这些冲动与由此而生的新纽带及自我增长进程中切断的始发纽带并不是一回事。正如儿童永远无法在肉体上返回母亲的子宫里，同样，个体化进程在物质上也是不能重复的。此类企图必然带有臣服特征，其中权威与臣服于它的儿童之间的基本冲突永远不会消除儿童可能在意识上感到安全和满足，但在潜意识里，他却认识到其代价便是放弃力量与自我完整。因此，臣服的结果是物极必反：既加剧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又制造了敌视与叛逆情绪。个体化进程是一个力量增长和个人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同时又是一个丧失与别人共有的原始共同性， 其中儿童与他人越来越分离的过程。这种日益加剧的分离可能导致寂寞的孤立，产生紧张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如果儿童能够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的话，也有可能与他人建立一种新的密切而又休戚相关的关系。发展内心的力量和创造力是与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前提。社会进程通过决定个人的生活模式，塑造了他的性格结构；新的宗教、哲学及政治等意识形态源于这个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却又诉诸于它，并强化、满足、稳定了它；新行程的性格特质反过来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了社会进程。虽然人人都有诸如饥、渴、性等某些需求，但是，引起人性格差异的那些冲动，如爱恨、贪求权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或恐惧感官享乐等，都是社会进程的产物。人的倾向，最美好亦或是最丑恶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换言之，「社会不但具有压抑功能，而且有创造功能」。人的天性、激情和焦虑都是一种文化产物；实际上，人自身就是人类不断奋斗的最重要创造物和成就，其记录便称之为历史。人的行为不受固定的先天本能决定，他不得不在内心里权衡可能的行为模式，他开始思考；他改变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从完全被动的消极适应变为积极的主动适应，他开始生产；他发明了工具，并在支配自然的过程中，离它越来越远。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自我或其群类与自然不同；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的悲剧命运：他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他还发现，哪怕竭力幻想否定死亡，但死亡仍是他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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