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简介：李海超，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此文原载《孔子研究》2018年第3期。现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2018年3月18日，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儒学现代转型中的情感转向”学术研讨会暨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学术座谈会在北京港中旅维景国际大酒店成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余位学者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蒙培元先生的学术贡献、儒家哲学的情感论转向、情感儒学的当代开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会议呈现了情感儒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反映出情感儒学在当今学界的重要影响。
一、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及其理论贡献
在儒学现代转型的多元形态中，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是独树一帜的。蒙先生翻转了帝国时代儒学“性本情用”的理论架构，回归孔孟儒学“情感本源”的传统，并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创建了融摄心灵哲学、生态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的情感儒学体系。与会学者对蒙先生情感儒学的理论贡献、特点做了总结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首先，蒙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情本传统及相关义理做出了创造性的诠释。对此，《孔子研究》王钧林主编指出，人是情感的存在，但同时也是理性的存在，情与理皆不可无。以往学界偏于强调理性一方面，对情感一面有所忽视。事实上，从孔子到荀子，儒家都是非常注重情感的。蒙先生提出“人是情感的存在”，在回归孔子儒学传统的同时，开辟了一条情感研究的现代道路，建立了自洽的情感儒学体系，其学术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西安交通大学张再林教授指出，蒙培元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他对儒学情本主义主旨的发掘。他明确宣称“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这使他在当代议论滔滔、观点纷呈的中国哲学研究论域中脱颖而出，堪称当代中国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浙江大学哲学系何善蒙教授认为，蒙先生的情感儒学是回归经典、回归传统之学术方式的典范。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张文智教授认为，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突显了中国哲学注重情感的特色，对未来中西哲学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研究员从中国哲学形态的区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天道的情感色彩、自由与仁爱的关系等方面梳理了蒙先生“情感”理论的创造性贡献。
其次，蒙先生以情感儒学为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的生态哲学理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任文利副研究员指出，蒙先生以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为基础，提出了“儒家自然宗教观”。任文利强调，“儒学自然宗教观”的提出，是对世界的“返魅”的呼唤，是对治现代性的“去魅”，在学界独树一帜，有助于现代人的心灵安顿乃至生态危机的应对。山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指出，蒙先生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之主体性的诠释，提倡“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平衡，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高度评价了蒙先生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他说，蒙先生的生态哲学思想，是在全世界面临生态危机的环境下，发挥传统文化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而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哲学的成功结合。
再次，蒙先生的情感儒学强调“主体性”的彰显和“自然情感的升华”。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在梳理了蒙先生的学术历程后发现，蒙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偏向，即偏向“主体性思维”，具体而言，又有从“性”到“心”再到“情”的变化。但无论是“性”、“心”还是“情”，都是围绕主体性问题展开的研究。此外陈来教授还指出，蒙先生的情感儒学之“情感”观念有三个特色：（1）强调的是仁爱情感，而不是泛泛地讨论所有的情感。（2）强调的是理性的情感或理性化情感，而不是与理性对立的情感。（3）强调的是具体性的情感，而不是空洞的形式化的观念。正如湖南科技学院朱雪芳副教授所说，蒙先生的情感学说注重阐发情感在人的生存和生命中的意义，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情感的升华，其目标是实现情感与理性的统一。
最后，蒙先生的情感儒学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浑厚性。中央党校乔清举教授指出，蒙先生的情感儒学特别注重对立观念之间的综合和统一，不会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例如，在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上，蒙先生提倡人的自然情感的理性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主张“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相统一；此外，在具体与共相、主体与客体等关系上亦是如此。所以，蒙先生的情感儒学是十分圆融浑厚的。
二、儒家哲学的情感论转向及其意义
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只是儒家哲学情感论转向在当代的一个重要代表，事实上，从明代中晚期开始，伴随着儒学现代转型的发生和发展，儒家哲学就已经开始了情感论的转向并一直持续至今。由于儒家哲学原本具有“情感本源”的特点，因此儒家哲学的情感论转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原始儒学传统的回归。此外，儒家哲学的情感论转向是与西方情感主义哲学遥相呼应的，对西方启蒙时代的“唯理性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警惕和批判，因此儒学现代转型中的情感哲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性和重要的现代性、现实性意义。对此，与会学者亦有丰富的讨论。
关于原始儒学的情本特征，西安交通大学张再林教授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从人生观、道德观、宗教观三个方面做了阐释。他指出，情本体是儒家哲学基础性、核心性的问题。自先秦以后，情感在儒学中的本源地位逐渐丧失。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也指出，尽管先秦儒家，如孔子、孟子、荀子，都非常重视情感，但到了董仲舒，便提出了“性善情恶”。之后每况愈下，到了唐代，李翱提出“复性灭情”，宋明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直到明清之际，情感的重要性才再次被重视。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宋大琦副研究员认为，儒家哲学的情感论转向是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和张扬个体性的时代需求相呼应的。虽然近代以来，这一儒学进路有所势弱，甚至出现短暂的中断，但蒙培元先生又将其发扬光大，恢复了儒学情感为理性奠基的基本形态，并用现代化了的语言，沿着戴震的道路继续前行。在蒙先生的影响下，又有很多学者沿着这一进路不断开拓。如宋大琦本人，便以情感儒学为本，尝试建立新型儒家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正副研究员指出，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郭萍的自由儒学等也是受蒙先生情感儒学影响的现代性情感儒学理论。山东社会科学院涂可国研究员对儒家哲学情感论转向的“现代性”意义做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当今社会中花样翻新的儒学名号——如政治儒学、社会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等，无非是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其中，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极大的推进了儒学的现代性开展，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
儒家哲学的情感转向与西方情感主义哲学的发展是相呼应的，对于反思西方近代哲学的“唯理性主义”和西方近代文化导致的人欲泛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通过中西比较对此作了细致的探讨。他说，西方哲学，如康德哲学，曾将人的决断能力交给理性，认为理性越纯粹，人的决断就会越有力、越正确。康德的观点遭到了叔本华的反对，从此以后，西方的情感主义哲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回过头看中国哲学，就会发现，儒家哲学的情感转向、特别是蒙先生的情感儒学，恰恰是与西方的“唯理性主义”批评相一致的。正因如此，西南大学高秀昌教授指出，以蒙先生的情感儒学为代表的儒学的情感论转向不仅具有现代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后现代的意义。
三、情感儒学进一步开展的方向与面临的挑战
情感儒学理论本身并不是完备的，欲获得更多的认可，还需在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上不断完善和深化。另外，在当今高度世俗化的时代，情感儒学作为重情的学派，必须能够有效回应现实生活中的纵情肆欲问题。对此，与会学者也做了深入的交流。
第一，情感儒学进一步开展的方向。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指出，情感儒学的未来发展应坚持两个方向。一是要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形而上学特点。他认为，当今儒学界较多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但哲学应该是儒学的核心，经学研究不只是经学史，我们今天应该在哲学形而上学的方向上重建儒家的义理系统。二是要坚持主体性哲学的方向。李景林教授认为，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强调人的个性发展，蒙先生情感儒学坚持心性论、主体性哲学的方向，这是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应该坚持并加以发扬。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谢文郁教授指出，以往儒学较多关注的是情感心理学和情感的主观体验层面，但对情感的认识功能关注较少。事实上，情感不仅能够呈现特定的对象，而且还能够赋予对象以意义。注重情感的认识论功能，必将有助于情感儒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广友副研究员认为，情感儒学还应该进一步回答情感的发生学问题，即情感作为一种心理精神是如何发生的？情感的发生是完全内在的事情，还是一定要与外在环境相关联？如果一定要与外在环境相关联，是否情感的发生一定会涉及外在情境的主观化问题？周广友认为，解决情感发生学问题，不能局限于心理学的范围，一定要进入本体论的视野。
第二，情感儒学面临的理论质疑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对“情感本体”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情感本体的观念不符合儒学的根本义理。首先，在宋明理学中，情是性的表现，而不是本体。但如果把情感看作最根本的东西，那么，仁与爱该如何区分？情感的基础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其次，从先秦儒家的文献来看，论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的表达，表明孝（孝爱）是仁之始，仁是孝之本。因此，将爱（情感）理解为德性之始，而不是根本，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光明日报》国学版梁枢主编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他们认为，宋明理学以形下之情为现实德性的开端、以仁为本体的主张，更符合儒家经典的主张。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探讨了情感儒学理论面临的两方面挑战：首先，情感与理性不同，虽然人们能够感受到它，但它不容易被验证。因此，如何将情感问题以体系性、理论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是情感儒学的一个艰巨任务。其次，将情感哲学的探讨深入知识论、本体论的层面，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也是十分重大的挑战。
第三，情感儒学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理性方面并不成熟，此时在中国社会宣扬重情的哲学，恐怕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影响。此外，从整个世界的现代发展来看，西方近代文化张扬个性、鼓吹自由解放的现代化模式导致了现代社会肆情纵欲的问题，如何融合中西哲学，探寻到合理的释情尺度，对情感儒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