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3月18日在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首先感谢黄玉顺教授的邀请！ 我跟蒙先生、今天上午发言的丁为祥教授，我们都是西北人。陕甘，特别关中和甘肃那一带，应该说文化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体的。陕甘那边发展起来的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秦人的秦文化传统，一个是周人的周文化传统。这两个传统实际上源头都是甘肃那边过来的。实际上，从儒家这个角度来讲，周人这个传统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它是儒家思想的直接渊源。西安那边这多年秦文化搞得很热乎，相对来讲周文化有点冷清，但我觉得周文化才真正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周文化主体就是礼乐文化，后来经孔子发展为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蒙先生显然是源于周文化的儒学现代转换和构建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最初在西安上学，后来也一直那边工作，到北京比较晚。我读过蒙先生的书，但很遗憾没有缘分得到蒙先生的直接教诲。今天又这个难得的机会，我现在就简单谈一下我学习蒙先生情感儒学的一些体会。 咱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儒学现代转型中的情感转向”，我理解主要是对蒙先生关于古代中国哲学理性与情感关系及其相关研究的再研究。儒学的现代转型是近代以来诸多学人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蒙先生是从近现代以来“返本开新”的路径来探索中国哲学、儒学的现代转型，重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一方面，蒙先生是近现代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这集中体现的情感与理性关系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蒙先生同时又从情感、生态领域等开拓了儒学现代转型的路径，对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我看蒙先生在他的书上引冯友兰先生讲的话，说“哲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理智底了解，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情感上底满足。”冯先生就是从理智和情感这两方面来谈的。蒙先生也引了金岳霖先生讲的话，说“我不仅在研究的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所以，蒙先生以情感和理性为主线来讲，是在前贤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包括近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中西古今的文化冲突，思想的重新整合过程中独特的一条路径。 讲理性和情感这个问题，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思想史，其实有一个很曲折的历程。先秦的时候，孔子传承西周的“礼”，同时也讲“仁”。把“仁”作为“礼”内在的核心本质，以“仁”充实“礼”，通过“克己复礼”，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孔子的“仁学”有情感的维度，如孝、悌、爱、恭、敬等，都是其“礼学”的内在精神。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孔孟之间的《郭店楚简》，讲“道始于情，情出于性”，“礼作于情”，“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等“情感”思想表述等等，已解决有很多研究成果。《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强调了喜怒哀乐情感的内在性和普遍性。后来在孟子、荀子那里，情感都有它的重要位置。所以，先秦原始儒家对“情”是非常重视的，在他们的思想中，情都有一定的位置。 后来到董仲舒，就开始有以仁性为性，贪性为情，含有性善情恶的思想倾向。到中唐李翱，就认为“人之性皆善”，而“情者，性之邪也”，在《复性书》中提出了“灭情复性”的观点。由此进一步延伸到宋明理学。我们都感觉到，宋明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这样就对情感方面有所抑制。理学后来实际上成为主导的思想体系，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但这种情况从明代开始发生变化。晚明的时候，一方面，理学是官方意识形态，它有所形式化、教条化。这种形而上的理性高高在上，笼罩整个社会，对人的正常情感有所忽视和抑制。但另一方面，晚明很多文人在观念上提升“情”的作用，提倡“性灵”，提出“情本”说,然后,借助戏曲、小说、小品文等文学载体传播、强化这一观念，结果到明清就形成了情感、理性的二元对立。 近代以后的西方也是这样。蒙先生专门批判西方这种情感理性的二元对立。在这个基础上，他把儒家的仁学发展为儒家的一种情感哲学，认为“仁”是一种道德情感。在其专著《情感与理性》中他指出：“儒家的情感哲学如果能够用一个字来概况，那就是‘仁’，儒学就是仁学。儒家固然一般地重视情感问题，但它最关心的是道德情感，而道德情感的核心便是仁”（238页），我觉得这是讲得非常到位的。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他区分“仁爱”与“情爱”，认为仁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是公共的，具有道德意义；而情爱不同，主要是个人的情感，是私人的，从而也就不具有道德。蒙先生还区分了“情绪”与“情感”。情绪是生物性的、本能性的自然情感；而情感呢，他讲的实际上主要还是一种道德情感。因为它能够按照《中庸》讲的“喜怒哀乐之未发”、中和之道来处理，所以就是一种道德情感。蒙先生还他区分了“欲”的两层含义：一种是孟子讲的“可欲之为善”，是与道德情感有联系的，正面的，另外一种是生理、心理层面的欲望，这就像宋明理学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私欲、贪欲等。这些区分，使得蒙先生的情感哲学在各个层面考虑得非常周全，包括他特别强调情感哲学的实践性、生活性。所以，黄玉顺教授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生活儒学”。 总之，蒙先生强调情感，重视情感在儒家哲学中应当拥有的地位。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他的“情感儒学”这个讲法如何理解，可能还是可以讨论的。上世纪以来，出现了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朱谦之的“唯情论”、袁家骅的“唯情哲学”等“重情”的倾向。我觉得如果把“情感”放在一个本体地位似乎是有点太过了。对于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我理解他讲的情感实际上是一个本源性的东西，如蒙先生在其专著《情感与理性》(2002)及其一系列论文中指出，认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乃是“情感哲学”；认为“情感……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儒家始终从情感出发思考人生问题，‘存在'问题，并由此建立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情感是一切价值之源”。这样看来在蒙先生这里，情感主要是本源性的，是不是要把它提高到一个本体的地位？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就涉及到大家刚才谈到的“仁”和“孝”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先秦、秦汉对“仁”和“孝”的理解，与宋明对“仁”和“孝”的理解，可以参看拙文《仁与孝的关系及其现代价值——以《论语》“其为人也孝弟”章为主》（《船山学刊》 2015年第1期）。我在文中指出，汉魏时期孝悌为仁之本是主流，宋儒提出论性仁为孝弟之本，论行仁孝弟为仁之本，把“仁”看做是超越的形而上本体，而把“孝”统属于“仁”本体意蕴之中，强调孝弟为行仁之本，借以彰显仁的道德实践性。朱熹曰:“论仁,则仁是孝悌之本；行仁,则当自孝悌始。”“仁便是本了，上面更无本。如水之流，必过第一池，然后过第二池， 第三池。未有不先过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发出来底。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论行仁,则孝弟为仁之本。如亲亲,仁民,爱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须先从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这就是说，仁是理、是性，是形而上之本体；而孝悌是事、是形而下之发用。我认同宋儒的解释，把“仁”作为一种本原，把“孝”作为一种实践“仁”开端。 在我看来，蒙先生的“情感儒学”主旨还是谈的还是仁和仁爱。仁和仁爱，实际上传统儒家讲的很多，当代学人已经梳理得非常清楚了，如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轮》。但是，现在是不是需要把这个仁、仁爱的“仁学”转变成一个“情感儒学”？我的理解还不透，我感觉还需要讨论。我觉得，原来讲的“仁本”，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讲“仁”，它能包含情感与理性，也能包含形上与形下。我们讲“仁爱”的时候，主要是强调“仁”的情感维度，形下层面；讲“仁道”的时候，就是强调的价值维度，形上层面。讲“仁学”这个体系，实际上把情感和理性都包含在内了，没有必要单独把“情感”突出来，造成对理性的遮蔽或遗忘。 再一个问题，今天上午也有学者谈了，我觉得还得考虑当代社会的状况。就是说，当今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种滥情、纵欲、狂热，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无论整体还是个人变得很不理性，至今在理性这方面始终不成熟。传统社会儒家主导的时候，中国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理性的，因为儒家核心精神是人文理性。但因为近代以来儒家被边缘化，成为“游魂”，这个人遗失了人文理性精神，出现了诸多道德、心理、社会问题。随着中国步入现代化，应该培养公民的现代理性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传统儒家的理性精神正好是难得的资源。可是，现在情况则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把仁、仁爱讲成一种情感儒学，是不是会在当今社会当中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而忽视现代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进一步探讨。 当然，这是我的一点不充分的想法，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