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看远公元365年的正月初五，在山清水秀的庐山山麓的西南区，东晋大司马陶侃的孙子陶逸家，一个男婴出生，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隐逸词宗”陶渊明。 据陶渊明《命子》一诗中说的：“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我们方得知，他的祖父做过太守，父亲还有一房妾室，他最初的家境，大概还不算太坏。 相对富裕的物质条件，每天在青山绿水间玩耍，追赶飞翔的鸟儿....童年的美好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记忆，后来很多山野气息很浓的诗歌，都是从这里出发。 可无忧无虑的日子，总是有限。 陶渊明八岁那一年，父亲去世，失去了经济来源，从此家道中落。 为了挑起家庭的重担，陶渊明“头悬梁，锥刺股”，立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依靠读书进入仕途以改变命运。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在那个不读书、弄虚作假风气大盛的时代，陶渊明读书并不是虚荣心作怪，不是为了夸夸玄谈，他之所以坐得住冷板凳，是他真的以读书为乐。 表面上他儒雅谦逊，但内心则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少年时，陶渊明就自有自己宏大的目标，不为眼前的困局而牵绊心情。 陶渊明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遇上连续几年的灾荒，家里没有其他收入，为了一家子的生计，也为了心中的宏愿，他出来做官。 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中年时，看透陶渊明初次出去做官，其实心里充满了美好的未来设想。 江州的州府衙门设在九江，距家乡不算远，他赴任的官职是江州祭酒，就是给上层人物或者官宦人家的子弟讲学。 这份工作，符合陶渊明的兴趣，离家不远，还能利用官家的资源读到许多经典的书，更有一笔收入可以养家。 但是人在仕途中厮混，必须收藏起自尊，学会左右逢缘。陶渊明侍奉庸俗的上司，周旋虚伪的同仁，违心说客套的话，这对于一个生来傲骨的人，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原来做官，并不是想象那般。 他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不久便主动提出辞职，卸甲归田。一心回来要过悠悠向古的生活，结果却被现实残酷一击：妻子因难产而死。 一年后，陶渊明娶了第二个妻子，她的妻子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后，生病去世。 没有办法，四个孩子需要母亲，陶渊明又娶了第三个妻子翟氏，也是她陪伴着陶渊明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饭量也一天天增多，贫穷的生活使孩子们经常挨饿，他很自责。 所以当接到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请信时，陶渊明没有犹豫，赴任去了。 第二年的冬天，他的亲生母亲孟氏去世，他回家乡居丧，就离开了桓玄。 陶渊明服丧期满，又被当时的镇军将军刘裕召为参军，东下京口赴任。这一次的军营官场，仍然没有栓住陶渊明的心。他终于还是离开了军营，回到故里，过起了耕植的生活。 第四次和第五次出任官吏，因为实在不愿拍逢上司，所以都是几个月的光景。 他用了12年的光景，五次出任官吏，这时候的他，早已看透世事纷杂，政局本质的涣散。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他在诗中，暗自发誓，自解印绶，正式归隐田园，这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清醒。 这一年他四十一岁。  老年时，看淡陶渊明动荡与仕与隐之间，这个振幅摆动最后停止在四十一岁。 他这一生最为出名的《归去来兮辞》，也在这一年创作。 陶渊明最后他把自己定格为，庐山底下的农民，耕田便是他惟一的事业。 他这种生活，虽是从少年已定下志趣，但中间也还经过12年的波折。他精神上经过一番交战，结果觉得做官混饭吃的苦痛，远比挨饿的苦痛还厉害，他才决然弃彼取此。 《归去来兮辞》序，便是这段事实和这番心理的自白。 从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已经相当的明确，思想上也成熟起来。 苏东坡评价他道：“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名士，多半盯着富贵利禄，却假惺惺说不愿意干。 而陶渊明正好与之相反，他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因为他生平最讨厌那些心口不一的同僚官吏。 以后的二十二年，他每天都在耕种，闲暇读书、喝酒诗文创作更是进入旺盛期，写出了《归园田居》系列作品，又创作了《读〈山海经〉》十三首。 公元427年，渊明安然谢世。临死之前，他神情平静，嘴里念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这一年他六十三岁。 陶渊明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卸下所有的虚荣功名，归隐自然，这不是行为表演艺术，亦不是对俗世的愤恨，而是对世俗教化的高度洞见，更是一种淡然于世的态度。  守住心中的淡定和清朗曾经看过一句话: 一个人就像一座城池，看似安逸平和，实则内心风水起，默默攻城略地。 这句话送给陶渊明再适合不过。 他在迷茫和痛苦之时，仍能坚持心中的梦想，仍能保持自我反省，仍能每天读书写诗，仍能对这个世界保持亲善。 生时，他的诗文无人欣赏，百年之后，他的诗文大火，因为真诚而智慧，亦是必然。 那是他超越时代信念的加持：我们无法选择出身、长相、智商、父母.……可是我们仍可以选择生活的态度。 请记得守住心中那份淡定和清朗，才能在繁芜历史长河中，过自己想过的，真正丰盛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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