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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唐以前的诗人中，陶渊明的生平是最为复杂的。如被朱自清先生称之为“此六者皆荦荦大端”[1]的名字、年号甲子、居址、出处、世系、年岁等，至今仍是众说纷纭，难断甲乙。以其年寿为例，自刘宋以降，即有六十三岁、七十六岁、五十六岁、五十二岁、六十余岁诸说。持六十三岁说者乃肇始于沈约《宋书·陶潜传》，梁启超《陶渊明年谱》[2]则首发其难而创五十六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3]从梁说。七十六说者为宋人张纟寅 在《吴谱辩证》[4]中最先提出，清人黄璋等则从之不疑，但梁《谱》认为是说亦不能成立。宋云彬《陶渊明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宋书·陶潜传》的六十三岁说“盖无明据”，其龄当在“六十岁左右”。[5]古直《陶靖节年谱》[6]首倡五十二岁说。赖义辉《陶渊明生平事迹及其岁数新考》[7]，虽然认为古《谱》所用证据皆不可能成立，但其从新的材料上证实陶渊明年寿仍为五十二岁，与古《谱》之说偶合。 又逮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以下简称《系年》） [8]虽从六十三岁之说，然其前此所撰之《陶渊明年谱稿》却赞同古《谱》的五十二说。固然，《系年》的六十三岁说在材料上虽采用了“旧瓶装新酒”之举，但其中的矛盾与疑窦却是举不胜举。如《系年》在义熙十一年内认为陶渊明三十五岁时始生长子阿舒（俨），而于太元十九年陶渊明三十岁时则说：“是年丧妻。”如此，就表明阿舒乃为陶渊明的继室翟氏所生。其实，这种说法与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的记载是大违其背的。《疏》云：“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这里的“不同生”与“共父之人”，已极明白地告诉我们，陶俨是非翟氏所生而为陶渊明的元配所生。至于《系年》为成六十三岁说而臆改“闲居三十载”为“闲居三二载”，解释“一去三十年”为“一去十年”等等，更属无根之谈。由是看来，中华书局编辑部在《陶渊明集·出版说明》一文中，指出逮钦立对《陶渊明集》的注释，以及对陶渊明生平与诗文的系年多为“偏颇之语”的批评，是既为中肯又颇为中的的。 以上的情况表明，陶渊明的年寿自刘宋迄今存在于学术界的种种说法，都是很难成立的，而其生平也就由此构成了一道文学史上的难解之题。本节意在以陶渊明的宦历为审视点，结合有关材料，对其年寿、生年试作一次新的探求。 一、陶渊明年寿考论 对于陶渊明的宦历，首载者乃为沈约的《宋书·陶潜传》，其有云：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赢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以为彭泽令，即日解印绶去职。……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9] 从这段文字可知，陶渊明在解州祭酒后与“复为镇军、建威参军”之间，有着一段生平中的时间空白，而沈约对此则仅以“躬耕自资，遂抱赢疾”八字搪塞之。事实上，沈约的这种作法是不可取的。按陶集中有《还旧居》诗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今日始复来，恻怆多所悲。”这诗表明，陶渊明一度曾在“上京”家居“六载”之久。但对于诗中“上京”之所指，说者有三，即栗里、京都建康、上荆（即荆州）。按栗里在庐山，与柴桑近在咫尺，来去可当日往返，若陶渊明在彼居“六载”后还柴桑“旧居”，其何得有“恻怆多所悲”之境况呢？更何况将“上京”作为庐山之一里名者，乃始于淳熙十二年宋人朱端章的《南康志》，以宋人之著述来作为对东晋时期的“上京”的考证材料，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所谓考证之大忌者，此即其一也。将“上京”笺作“上荆”即荆州者，为梁启超《陶渊明年谱》所首倡，然是说与陶集中它处的“上京”之用，则迥不相符。如《答庞参军》诗云：“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又是诗之序云：“从江陵使上都，过寻阳见赠。”显而易见，“上京”所指非“上荆”而为京师建康无疑。 陶渊明为什么居“上京”？又于何时居“上京”？对此，以前的诸多年谱大都将其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联系起来考察。如逮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即认为：“刘裕起事在京口，并在此坐镇，京口在晋陵丹徒县，曲阿在晋陵曲阿县，彼此相距甚近。”其实，这种说法是大有间题的。按刘裕为镇军参军，事在兴元三年（公元404年），历《还旧居》的“六载”为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届时，陶渊明辞彭泽令已为数载，何得仍居“上京”而“去还归”呢？此则表明，是说之为误，乃是不言而喻的。又有论者以为镇军将军即刘牢之，但刘牢之一生不曾供此职，可见，是说也是无法成立的。考陶集《饮酒》其十有云：“在昔曾远游，直至东南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拟古》其二云：“辞家夙严驾，当往志无终。”又其八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云：“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这些诗句表明，在陶渊明的生平中，曾有过一段“远游东南隅”的经历，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题，又点明他此行“还旧居”的时间为“庚子岁”（公元400年），以此上推“六载”，则其始游“东南隅”乃为晋简文帝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据此可知，陶渊明所谓居“上京”六年者，盖乃指他进行了一次以京师建康为中心而长达六年之久的东南漫游，时间则为公元395年至公元400年。又据“久游恋所生”五字，知陶渊明“庚子岁五月”的此行之所以从京师还柴桑者，盖为挂念在“旧居”的“所生”即老母故也。而此期，陶渊明的“家叔“陶夔正在京师任太常卿，其之漫游“东南隅”，当与陶夔任职京师不无关联。 陶渊明归家柴桑未久，即“投耒去学仕”，开始了对功名的专意谋取。时年为二十九岁，这有《饮酒》第十九首中的“行行向立年”五字可证。这就是说，陶渊明二十九岁时乃在“庚子岁”即晋安帝隆安四年之后。而据我们的考察，这个“之后”实际上只有两年的时间（详后），如此，“庚子岁”陶渊明就为二十七岁，推之则其生年乃在公元374年，也就是晋孝武帝永康二年。颜延之《陶征士诔》云：“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元嘉四年为公元427年，以此计之，可知陶渊明的年寿为五十四岁。 陶渊明的年寿不过六十，颜延之《陶征士诔》早有记载，云：“年在中身……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10]其中“中身”，乃典出《书·无逸》中之“文王受命惟中身”，即五十岁之谓也。然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注此引《伪孔传》云：‘文王九十七而终。中身即位，时年四十七。言中身，举全数。’‘全数，不必即指五十也。”按朱说乃误。若“全数”不必即指“五十”而为“六十”或者“七十”，其显然是不符合“中身即位，时年四十七”之本意的，盖因“五十”以外的任何“全数”，均不能视为文王即位的代年岁之词故也。通钦立《陶渊明集·跋》对此又另创新说，认为：“中身不一定是指五十多岁。如《晋书·陆玩传》说：‘臣已盈六十之年。’‘又上表曰：臣年中寿，终命归全，将复何恨。薨年六十四。’可见在晋人眼里，六十以上亦可称中寿或中身。” 按“中身”并不等同于“中寿”，逯《跋》在这里因不明此而混淆了两词的概念。如前所述，“中身”典出《书·无逸》，在这里为年岁五十代指的专用词，而“中寿”则因时代之不同其所指也就不同，这是绝对不能与“中身”相提并论的。如《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云：“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疏云：“中寿百。”而《庄子·盗拓篇》以“中寿”为八十，《淮南子·原道》以“中寿”为七十，《吕氏春秋·安死》则以“中寿”为六十。晋人将“中寿”作六十者，除《晋书·陆玩传》外，尚可在葛洪的《抱朴子·至理》等著述中找到例子。可见，“中寿”作为年龄的代名词乃为一种“可变之物”，而“中身”作为年龄的代名词，因典出《书·无逸》，就只能专指五十而言。逮《跋》未明二者间的各自之真谛，擅作斯说，实谬之甚也。 其实，陶渊明寿不过六十，我们从他与颜延之的交往关系中亦可窥知。萧统《陶渊明传》云：“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寻阳，日造渊明饮焉。”[11]这一记载告知我们，颜延之曾两次在寻阳与陶渊明过从，一为任刘柳后军功曹时，一为任始安太守途经寻阳之际。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史无明载，清人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考订在义熙十年至十二年之间，可从。按颜延之生于晋太元九年甲申（公元384年），至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为三十二岁，陶渊明的生年若以上考公元374年计之，届时为四十二岁，较颜延之年长十岁。否则，如持六十三岁说者所言，陶渊明义熙十一年为五十二岁，乃长颜延之二十岁，二人在年龄上的距离竟为一代人之隔，如此“情款“，岂可理喻？ 二、陶渊明生年稽考 陶渊明的年寿既然不可过六十，那么，本文上考其“庚子岁”为二十七岁究竟有无可靠的材料证明呢？下面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考察。 （一）上引《宋书·陶潜传》云：“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又云：“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陶渊明为江州祭酒，从宋人王质的《栗里谱》到今人王瑶注释的《陶渊明集》，以及途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廖仲安《陶渊明》等著述，皆认为乃在他二十九岁之时，所依证据，便是《饮酒》第十九首中的“投 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两句。按“学仕”一词虽从《论语》“学而优则仕”化出，但后者所强调的是“学”，只有“优”才能为“仕”，而非“优”者是不能入仕的，所以，“学仕”非如旧注所释为“已入仕”、“从政”、“做官”之类意，而是指谋取功名言，这有陶渊明的《祭从弟敬远文》为证。是文云：“余偿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这十二个字，是陶渊明在义熙七年对昔时“流浪”生活的回忆，其中“无成”一词，便是“学仕”为谋取功名的佐证。若“学仕”为“已入仕”或者“从政”与“做官”，则“流浪无成”就不可理喻。明乎此，知“是时向立年”等，是不能用来证明陶渊明任江州祭酒乃在他二十九岁之时的。 那么，陶渊明的“起为江州祭酉” 又究竟在哪一年呢？我们认为，《宋书·陶潜传》的“弱年簿宦”对此作了明确记载，即其为江州祭酒必在二十岁无疑。以陶渊明年寿五十四岁推之，知其二十岁时乃为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12]，届时的江州刺史为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晋书·王羲之传》云：“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13]则王凝之乃为一个“弥笃”的五斗米道徒。当时的江州刺史既为王凝之，那么，陶渊明在王凝之州幕供祭酒之职即可遽断。至此，我们即可明白，《晋书·陶潜传》所载陶渊明“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云云，所指非为传统而又流行的奉禄说，而是说陶渊明不能折腰于如王凝之这样的一个五斗米道徒。但有论者认为，《晋书》乃唐人所撰，材料来自萧统的《陶渊明传》而又有所改变，当以萧《传》为准。按二《传》所不同者，唯萧《传》于“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云云的后面，有“即日解缓去职，赋《归去来》”一句，持论者即据此，认为陶渊明当时所说这番话者，非为供职江州祭酒而为彭泽县令。其实，萧统的《陶渊明传》此载是颇为错误的。按陶渊明辞彭泽县令，事在义熙元年，原因乃为胞妹病卒武昌故，对此，其《归去来兮辞》的序文有明确记载：“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此即明证。 由上可见，陶渊明一生曾两次辞职，一为太元十八年的辞江州祭酒，原因为不愿折腰于王凝之这样的一个五斗米道徒；一为义熙元年的辞彭泽令，原因为“程氏妹丧于武昌”的缘故。而前者，又与《宋书》的“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极为扣合。正因为陶渊明在他二十岁时不愿与五斗米道徒王凝之为伍，故当“州召主薄”时，他即以“不就”而罢之。对于以上史实，逯钦立《系年》亦已注意，然因其迷信陶渊明的年寿为六十三岁说而系之于他二十九岁之时，因而就产生了与“弱年搏宦”无法关联的矛盾。对于这一无可避免而又无法解决的矛盾，《系年》又不得不以避而不谈的方法予以了之。我们认为，此举既不严肃又不科学，显然是削弱了《系年》的学术性的。 （二）陶集中的《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有云：“弱冠逢世阻。”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注云；“弱冠，二十岁。逢世阻，即《有会而作》所谓‘弱年逢家乏’。”其实，这种注释是有悖于史籍的记载的。考《晋书·孝武帝纪》，陶渊明二十岁的太元十八年内有如下之记载：春正月地震，二月又地震，六月始兴、南康、庐陇大水，深五丈，七月大旱；三月翟剑冠剑南，闺七月司马徽反，九月杨佛篙反。一年之内，两次地震，一次水灾，一次大旱，三次战祸，天灾战乱骤降，正所谓“逢世阻”也。若陶渊明二十岁之年，如持六十三岁说者在太元九年，持五十六岁说者在太元十六年，持五十二岁说者在太元二十年，持七十六岁说者在简文帝咸安元年，这些年内的天灾战乱，是均远非太元十八年可比的。又据《晋书·简文帝纪》、《孝武帝纪》载：咸安元年既无天灾、亦无战乱；太元九年有战乱两次而无天灾；太元十六年战乱一次亦无天灾。太元二十年天灾、战乱仅各一次。两相比较，可知“逢世阻”之指，是非太元十八年莫属的。或有论者以是诗中的“结发念善事，亻黾 亻免 六九年”为据，认为陶渊明在诗中已“明言时年为54岁”，而是诗又非陶渊明的绝笔，安能用以证实陶渊明的年寿为五十四岁呢？按此说亦不的。这是因为，诗中的“亻黾 亻免 六九年”，一本作“掩挽五十年”，若据后者，则是诗不作于陶渊明五十四岁之年甚明。否则，就必须以确实可靠的证据，来证实“亻黾 亻免 五十年”是错误的。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认为，还是陆侃如先生在《陶公生年考》一文中说得好：“在未能确定这些异文孰是孰非以前，所有数目均无作证资格。”[14]故而，我们在重新考察陶渊明的年寿时，对陶集中的异文如“奄出四十年”（一作，奄出四九年”） 《戊午岁六月遇火》（“戊午”一作“戊申”》、“开岁倏五十”（一作“开岁倏五日”），以及《游斜川》诗序的“乙丑正月五日”（“乙丑”一作“辛丑”，又作“辛酉”、“辛亥”）等，概不取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无端“讼案”的出现，才能迫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和材料去重新考察陶渊明的年寿。 （三）《杂诗》第十首云：“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亏。”诗中前两句所指，即陶渊明太元二十年始游“东南隅”事，历“十载”正为他辞彭泽令的义熙元年。在这十年中，陶渊明从东南漫游到投耒取功名，继而再到供职荆州，始作镇军、建威将军与彭泽令，皆离家在外与人周旋，故云“暂为人所羁”。按逮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注“驱役”云：“差遣徭役。”并据以认为，“驱役无停息”是指陶渊明届时已在京都供职，且于《系年》中的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内云：“是年为桓玄官吏。”继又于翌年即隆安四年内云：“是年曾以官使使都，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诗云：‘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知此次至都，乃以官事，而非私事。”逮文之所以作如是结论者，皆因释“役”为“徭役”即“官使”故也。按此二诗中的“役”，皆指行役即“行旅之事”而非“官使”。考曹植《情诗》有云：“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归。”是“役”非为“官使”专利的明证。《系年》在隆安四年内又云： 又诗云：“久游恋所生。”知陶仕玄为官不自今年始，若自令年始，方至五月，不得言久游也。据《晋书·桓玄传》，玄“屡上疏求讨孙恩，诏辄不许。恩逼京师，复上疏请讨之，会恩已走”云云，按《安帝纪》，孙恩陷会稽，在去年（公元399年）十一月，至丹徒逼近京师，在明年（公元401年）六月，则陶之奉使为玄初次上疏当在本年（公元400年），其仕于玄，当在是年。 按桓玄自领荆、江二州刺史，据《晋书》等材料，知事在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二月，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诗表明，陶渊明此行至京师至迟是必在隆安四年即“庚子岁”的五月之前的。陶渊明为“桓玄官吏”，即以桓玄为荆、江二州刺史的隆安三年十二月计之，至翌年五月也实际不足半年，亦与“久游恋所生”不符。此其一也。其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云：“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其二云：“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所纪者皆为陶渊明长期在外而急欲归家与归家后之心情，何曾有一字涉及“奉使为玄初次上疏”之事？可见，强以《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为据，认为陶渊明在隆安三年十二月于荆州仕玄云云，乃是毫无道理的。而将此诗系于“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之归时，与陶集中所述渊明生平行年无一不合。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考察表明，无论是《宋书·陶潜传》对陶渊明20岁时仕履的记载，抑或陶渊明在诗中对他20岁时行事的披露与反映，均与史籍所载之史实毫无轩轾可言，故其生于公元374年、享年即年寿为54岁，当是可以遽断的。
注释： [1]见《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载《朱自清全集·文史论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2]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载年谱丛刊本《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 [3]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4]张纟寅 《吴谱辨证》，载年谱丛刊本《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 [5]载《新中华》复刊第六卷第三期。 [6]古直《陶靖节年谱》，载年谱丛刊本《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 [7]载《岭南学报》第六卷第一册。 [8]逮钦立《陶渊明诗文事迹系年》，《陶渊明集》（逮钦立校注）附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 [9]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 [10]颜延之《陶征士诔》，载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 年影印本。 [11]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陆侃如《陶公生年考》，载《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 [12]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4期，又载吉林文史出版社《先唐诗人考论》第五章第一节，第144—15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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